叶至善写给父亲叶圣陶的家书,记录了一个时代

2018-06-26 11:24:41 编辑:Cls 首页

  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为纪念协会成立五十周年,评选出了中国十大科技传播优秀人物。这份名单里面有我们熟知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数学家华罗庚,“两弹”元勋邓稼先,地质学家李四光等。其中还有一位,可能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他叫叶至善,是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之子。

  叶圣陶给自己的三个子女分别起名至善、至美、至诚,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具备完美的人格。叶圣陶还教导他们为文与做人是分不开的,但为文必先为人。

  其中,大儿子叶至善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和教导,终成一位少儿科普作家、优秀编辑和出版工作者。他生前曾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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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如何教自家孩子学习写作

  对于写作,作为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的叶圣陶,一辈子从不给孩子教授作文入门、写作方法之类的东西,而是教他们表达真情实感。他仅要求子女每天要读些书,至于读点什么,悉听尊便。但是读了什么书,读懂点什么,都要告诉他。除此之外,叶老还要求子女每天都要写点儿东西,至于写什么也不加任何限制,喜欢什么就写什么。

  孩子们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感觉可以写的东西的确很多,根本不需要胡编乱造,写出来的东西不仅不会雷同,甚至还会有一些新意。叶圣陶看了孩子们写的东西,总是很欣赏,并鼓励他们继续去写。

  等到一年下来,三个孩子写的稿子已经是厚厚一摞。叶圣陶有几个朋友从杂志上看到孩子们的文章,就建议他们说:“你们兄妹三个应该合起来出一本集子。”这三个孩子想,正好学校里的同学喜欢传看这种集子。于是,他们就把存稿编排了一下,请父亲又看一遍,删去若干篇,编成一本集子。叶圣陶替他们的这第一本文集题了书名,叫作《花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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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和他的三位子女(前排右起:叶圣陶、叶至美;后排右起:叶至诚、叶至善)

  叶至善在为《花萼》出版所写的《自序》中,回忆起父亲指导他们练习写作时说:

  “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责、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完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了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还像个样儿。”

  从表面上看,叶老这是在指导子女练习写作,实际上,他更是在教育子女如何做一个对世界敏感,且有个性、有勇气去记录和表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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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至善(左)与父亲叶圣陶

  受父亲影响叶至善也成了一名编辑

  叶圣陶的美名传千里,他在教育和写作上的傲人成就,不仅仅影响了当时众多孩子的成长,对于自家的孩子影响,也不可谓不巨大。

  其中叶至善年少时十分贪玩,但叶圣陶对于他的教育却十分宽松。他从来不要求儿子必须百分之百干什么事情。在上学方面,叶圣陶也从不为孩子应该考入哪所学校施加压力。在他看来,儿子能否面对社会,并且在社会上的实际工作能力如何,生活能力又怎样,这些问题才是他最关心的。因此,这使得叶至善得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茁壮成长,读完中专他就出来闯荡社会。

  在叶圣陶94年的生命中,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编辑工作。虽然他没有给孩子们规定必须要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但叶至善还是耳濡目染地受到了影响,最后站在了和父亲相同的工作岗位上。

  叶至善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叶圣陶学习写作,22岁开始学做编辑,1945年8月正式进入开明书店,担任叶圣陶主办的杂志《开明少年》编辑。1952年,他又开始编《中学生》月刊。到88岁去世,他做了整整66年的编辑。他自己也说过:“我做编辑工作,主要是跟父亲学。受了他的影响,我给自己立下两条规矩:一是对得起读者,二是对得起作者。”

  叶圣陶对待自己的编辑工作,认真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在审稿时,遇到字迹潦草的稿子,他会亲自动手代作者抄写一遍。而叶至善在做编辑时的严厉也是出了名的。他在主管《中学生》杂志时,编辑部内部流传着一种“恐叶病”,意思是稿子交到他手里,大家总会担心通不过。因为叶至善认为编辑就是一份咬文嚼字的职业,只有深入字里行间,方能找出错误与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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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至善写给叶圣陶信手稿

  父子通信竟成了难得的研究史料

  1969年,51岁的叶至善被下放到河南潢川干校时,让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留守京城的老父亲叶圣陶了。此前,平日里他陪父亲喝酒聊天,帮父亲接客待客,为父亲出谋划策,给父亲排忧解难,甚至帮父亲执笔,已经是父亲身边一个无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人了。而待他去了干校,已经70多岁的老父亲难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于是他就只能靠写信来慰藉父亲。

  在一篇文章中,叶至善写道:

  我在干校那些年,4个孩子都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的妻子满子两个,父亲的寂寞可想而知。我扣定日子写信,先是每星期发一封,渐渐缩到每3天一封。给父亲的信总是很长,拣他喜欢知道的新鲜事儿写,就跟在家时陪他喝酒闲聊一个样。

  叶老一生写了不计其数的书信,和他通信的不乏那个时代的名人,但那些信多半没留下来。但是儿子叶至善写的这些信,他都编了号保存了下来。在叶至善去世后一年,他的子女整理出版了叶至善和父亲的通信:《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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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封面

  “干校家书”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叶圣陶写给儿子叶至善的;最后一封信是1972年12月21日叶至善写回家的,不久他就结束干校生活回家了。在3年又8个月时间里,父子俩共有近500封通信。这不仅是一部纯粹的家书,也涉及了父子俩在那个特殊时代对周围人物悲欢、世态炎凉及其当时社会动向、思想变化的心态和情感,是反映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

  叶至善在干校劳动时被分到养牛组,他安心地做了3年多“牛倌”,对牛有了感情。信中常常把自己的养牛生活写给父亲,有声有色,栩栩如生,读了如见其人,如见其牛。叶老对他在信中详述的养牛工作很满意,鼓励他要不断摸索,养出经验和成果来。

  其实父子俩以相互通信的方式推心置腹,还可追溯到更早之前,即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序曲的“四清运动”时期。

  1963年,也就是叶至善45岁那年,中国农村展开了一场通过“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旨在对农村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分配的“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的固定模式是:首先,让城里的干部下乡,承包负责范围,与贫下中农实现“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开展工作;其次,对基层干部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清理整顿,让“四不清”干部做检讨;再次,是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发展一部分积极分子入党,提拔一部分人当干部。叶至善在“四清运动”达致高潮的1964年下半年,作为城里干部随“四清”工作队在农村开展这一运动。在此期间,他给父亲叶圣陶写了不少信,讲述自己所在农村生产队的运动进展情况,也提出了一些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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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运动”历史照片

  叶至善在写给父亲的信里,一般都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说得很是详细。比如下面这封:

  上星期害了一场病,大概是受了风寒引起的。今天才好像恢复健康了。两卷报纸和信都收到。报纸在病中看完了,包括林彪和罗瑞卿的文章在内。广播天天可以听。因为近来收割忙,晚上开会较少,就是有会也开得比较简短,来得及听联播节目。

  接下来,他把话题转到了当时他所在农村基层的“四清”工作上:

  贫下中农代表会和三级干部会已经在上星期三结束,揭发出来全公社贪污盗窃的钱十七万元以上,粮食十七万斤以上。程广大队是十八个大队中最穷的,可是钱和粮都超过一万,所以更为突出。在程广大队的九个小队中,我包的小队数目比较小,一个前任队长,是五百多元,一千多斤粮;一个会计,是二百多元,七八百斤粮。大体差不多了。别的队还有跟实际差得很远的。这并不是我工作特别好,因为这个小队情况比较简单,许多事情是明摆着的,所以一抓就牢。现在的工作是把这些账进一步查对清楚,要他们两人在社员面前再做检查,初步做好通赔计划。这样一来,经济不清问题就算告一段落。其实,经济不清跟思想、政治、组织不清,不能截然分开的。经济不清的干部,绝不可能引导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之间必然互相勾搭,统同作弊。这些问题,将来得一一解决好了,才能提高社员的觉悟,使他们有搞好集体经济的信心。

  在同一封信里,叶至善还向父亲“检讨”了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

  关于“三同”,我下来的时候就有了豁出去的决心,所以一切并不在意。不怕脏,不怕累,我能切实做到。现在看来,不怕累有点过了头,超过了力所能及,所以倒应该稍稍有点节制。

  当然,如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叶至善也会毫不掩饰,非常坦诚地跟父亲述说自己的疑惑,尽管这个时候他已46岁,却其表现却仍像是一个虚心向父亲求教的孩子:

  关于抓主要矛盾,这件事我也在考虑。例如病人多,是不讲卫生的缘故。但是不讲卫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拮据。一家人合用一条脏毛巾,害眼睛病和生疮的,当然很多了。有病根本瞧不起,也无法休息,小病也变成了慢性病。要是不搞好集体经济,病人多的问题就没法解决。但是大家对集体经济的热情又并不高。妇女根本不参加集体劳动。她们要养猪、养鸡、管孩子。男劳力也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自留地和开荒地上。怎么改变这种情况,主要抓什么矛盾,真是不容易想清楚。现在把经济不清的干部抓出来了,是不是就能带动社员对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也想不清楚。好像中间还缺了一大段似的。总之,建设工作看来要比揭露“四不清”工作困难得多。群众发动起来了什么都好办,这句话是不错。但是发动群众是一桩没有底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敢说已经充分发动了。似乎只有拿工分的成果反过来检查群众到底充分发动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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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发斑白仍在伏案写作的叶至善先生

  类似这样一些家书,不仅记载了叶圣陶叶至善父子俩日常工作、生活的点滴,而且信中那些对时代环境的真实记录,也在日后都成了一份份重要的研究史料。比如其中所记述的“四清运动”,最终在1965年,由经济清查转化为意识形态运动,随后,被文化大革命替代。 好在叶至善当年写给父亲叶圣陶信保留了下来。仅从前述所引其中一封,便能让我们这些后来人,得以窥见当年时代大背景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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