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究竟有多穷？美国是如何走出大萧条的？

　　920年代被称为“新时代”，财富和机会似乎向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美国人敞开了自己吝啬的大门。整个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胡佛总统也认为，“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的前夜，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了它的“黑色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市的突然暴跌事件)。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

　　1929年10月2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抛售股票的漩涡之中。股指从之前的363最高点骤然下跌了平均40个百分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生的积蓄在几天内烟消云散。这是美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经济事件，影响波及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此后，美国和全球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因此，这一天被视作大萧条时期开启的标志性事件，由于正值星期二，被称为“黑色星期二”。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但美国股票巿场崩溃不过是一场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火山口。

　　当时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随着股票巿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城巿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著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

　　股票巿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国家。对千百万人而言，生活成为吃、穿、住的挣扎。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剧恶化世界经济形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大萧条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萧条期间约有200—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社会治安日益恶化。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830万，在美国各城巿，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长达几个街区。英国则有500—700万人失业，不得不排著更长的队伍等候在劳务交易巿场内。这次美国经济大萧条造成的灾难是人类历史上所前所未有的。甚至比中国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到1961年所谓的“三年大饥荒”还要严重。所这次美国经济大萧条1930年～1933年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了遍及全美国的大饥荒和普遍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保守估计，至少有700万人死亡，约占当时美国的7%。美国30年代大萧条：千百万人必须像畜生一样才能活命

　　核心提示：记录美国历史的《光荣与梦想》中曾这样写道：“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这一情景描述的正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民生状况。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2008年11月12日A14版，作者：佚名，原题为：《那时的美国人“像畜生一样生活”》

　　记录美国历史的《光荣与梦想》中曾这样写道：“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这一情景描述的正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民生状况。

　　1929年10月2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指暴跌13%。第二天，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暴跌22%。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经济危机拉开序幕，迎接人们的是长达10年的大萧条。

　　1932年，约有200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其中有25万以上是在16~21岁之间。这些被当时媒体称为大萧条时期的“漂泊无依的人”中，有两手空空的佃农;有因为大旱三年、离乡背井的农场主;有一大批刚从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青年，还有忽然失业的愁眉苦脸的中年汉子带着生病的婴儿——这些人天天奔波，居无定所。

　　而这些人当中不乏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意气风发的银行行长或者曾在著名报纸上发表评论的名作家，如今却在夜间敲门讨饭或蜷缩在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

　　这是自1929年“黑色星期二”开启的大萧条以来，美国人真实生活的一个缩影。据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接近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户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

　　关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传说的很多，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

　　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

　　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

　　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是人家能雇他当救火员。

　　在那样一个经济萧条的年代，有1500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做。《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

　　经历了大萧条的人们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工人从20年代的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发动了富有战斗性的罢工。自由主义者被苏联的繁荣吸引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保守主义者由于惧怕布尔什维克主义，日益转向法西斯主义。

　　吃野草根、捡垃圾度日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

　　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民们，生活极其惨淡。由于农产品价格惨跌，大量农场主破产。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

　　罗斯福成最佳广播宣传员

　　端坐不动的消遣项目当中，最普遍的莫过于听收音机了。

　　公众对新闻分析和新闻解释的渴望，带给时事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H.V.卡滕伯恩、洛厄尔·托马斯、加布里埃尔·希特等人以前所未有的声望，数百万人专心致志地收听他们关于国际时事的观点。1932—1939年间，通过收音机传送的消息量几乎翻了一倍。

　　最好的广播宣传员就是罗斯福总统本人，他那句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平民化称呼语“我的朋友”，早在他1920年竞选副总统的时候就已经被采用了。他总是直接而亲密地诉诸人民，这一姿态打造了一种个人的领袖风范，就其影响力来说是空前的。一天的“炉边谈话”之后，经常能收到5万封听众来信。记录所有这些讲话的唱片，显示了罗斯福在演讲技巧上的变化，从老式的洪钟大吕式的风格，加上在前收音机时代学到的那种雄辩有力的停顿，到更低沉的音调，以及更柔软、更放松、更迷人的谈吐，这些更适合那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听众。

　　“布吉伍吉”的流行

　　1934年初，或许是作为经济复苏的先兆，爵士乐的精神获得了重生。这次复兴主要是通过华美的单簧管唱片和班尼·古德曼的伴舞乐队广播，班尼极好地诠释了欧洲鉴赏家们所谓的“热爵士”。它很快就获得了新的名字：摇摆乐。

　　1935—1936年冬天，当“即兴曲”和“热乐俱乐部”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时候，一位记者写道：“‘摇摆’之于爵士，就像诗魂之于诗歌。”—个深受人们喜爱的术语，不经意间流行起来了，这就是“布吉伍吉”，它表示一种钢琴音乐，演奏者以持续滚动的左手程式，混合着右手随心所欲的即兴创意。

　　数百万年轻人认可了这种新风格。那些热情的鉴赏者自称为hep-cat(爵士乐迷)，积极地投身其中者自称为jitterbug(爵士乐狂)。当他们“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结果往往是更富有动感，而不是更优雅。

　　“米老鼠”“唐老鸭”问世

　　电影——在上一个十年是全国第四大产业，依然是最重要的商业娱乐。尤其是听到那些在无声电影当中倾慕已久的明星们的声音所带来的喜悦，把电影工业推向了大萧条时期的第一波小小的高潮。

　　迪斯尼1926年从美国中西部地区来到好莱坞，两年后创造了“米老鼠”，在有声电影《威利汽船》(1928年)让这个足智多谋的啮齿动物走上世界性主人公的道路之前，默片中的米老鼠并不成功。而193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据称，米老鼠已经逐步让位于迪斯尼后来创造的另一个卡通形象“唐老鸭”。

　　迪斯尼，这些“机器时代的童话故事”的作者，还在《白雪公主》(1938年)和《幻想曲》(1940年)中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前者是他的第一部全长电影，由将近50万幅绘画依次拍摄而成，后者是大胆的尝试，试图把古典音乐与绘画艺术结合起来。

　　大多数电影的内容是为了逃避现实而设计的，多数反映了那些疲累或倦怠的成年人的品位。他们所寻求的是奢华和传奇、性和情感的世外桃源，这些对于年轻的电影迷来说，远不如迪斯尼的世界那么有益健康。

　　“没有图书馆，我早疯了”

　　在大萧条即将到来的时候，20个成年人当中大约有19个人是报纸的读者，四分之三的人读杂志，二分之一的人读书。经济危机只给报摊和杂志书架造成了较小的伤害——光顾这些地方的花费总是很小，但它带给图书界的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正迅速发展的公共图书馆也处在一个经费捉襟见肘的艰难时期。

　　无所事事的百万民众突然发现，公共图书馆简直就是穷人的俱乐部，一个可以随便翻阅、打盹瞌睡的温暖而安静的地方。

　　193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估计，自1929年以来新增的借书人大约在200万到300万之间，而总的图书流通增长了将近50%。顾客偶尔会对图书管理员说：“要不是因为有图书馆，我没准早就疯掉了，或者自杀了。”

　　起初，小说是最大的受益者，西部小说和轻松杂志的大量读者都逐渐增加，然后慢慢转向了技术和知性主题的书籍。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发展机会最大的节骨眼上，图书馆却在贫困的重负下呻吟。

　　在60个大城市中，购书经费从1931年的一年两三百万美元，缩减到了1933年的不足100万美元。在举办193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那一年，芝加哥极力把它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而芝加哥图书馆却面临着连续第三个季度没钱买书。无力替换破损的旧书，无力改善糟糕的服务，缩短借阅时间，是最常见的障碍。直至大萧条中期的那些年，正在复兴的国家经济才让图书馆恢复了过去的标准。

　　《读者文摘》发行量大

　　在大萧条的打击下，杂志一般都保持稳定，发行量还略微有所增长，周刊比月刊更有优势。纪实故事和爱情杂志是逃避现实的精神鸦片，自夸其在1935年的总发行量比1921年几乎多出了三分之一;但另一种假想的安慰剂——幽默杂志，却没能重整旗鼓，到1935年，其发行量只有大萧条之前的一半多一点。除了《吹牛大王》暂时的成功之外，“笑解”这场危机没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宗教杂志继续衰微，但通俗科学和机械方面的杂志却坚持了下来。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杂志在1931年创下了新高，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发行量，1934年达到最低点，不过自1935年以后又开始小幅度攀升。

　　女性期刊——它们的1200万订户到艰难时期也并未大减———继续供应着浪漫传奇和多愁善感，只对不断高涨的经济和政治争论作出了很小的一点让步。第一份专门为男人办的杂志《时尚先生》创刊于1933年。

　　《读者文摘》是一份口袋大小的月刊，这一时期刚开始的时候有25万订户，而到这时期结束的时候，其发行量接近七八百万份，包括外语版和盲文版。这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杂志。它的成功部分源自于大萧条——当时，很多家庭没有能力订阅几份不同用途的杂志，就只好订阅这份多用途合一的杂志——部分源于它的提炼其他出版物的精华的做法。它的食谱包罗广泛，从探求一线希望的文章，到瘸子和盲人所讲述的快乐生活的故事，混合了关于聪明小狗和花鼠的奇闻趣事以及一本正经的下流笑话。

　　“硬汉”海明威影响一代人

　　在整个虚构文学领域，最重要的小说家是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在大萧条时代，他以《永别了，武器》(1929年)开始，以《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结束，前者讲的是一个处在战争和死亡阴影下的深刻感人的爱情故事，后者在主题上有些类似，但背景是一场新的斗争：西班牙内战，这位美国自由撰稿人参与了这场战争。

　　海明威的惜墨如金、断断续续的对话，以及他专门描写性格外向的男人，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人，他的强硬都市学派的弟子们甚至比师傅更加顽强。

　　托马斯·沃尔夫用笔描绘了大萧条的令人难忘的图景：为了取暖而在市政厅厕所里挤作一团的曼哈顿穷人，廉价公寓里的外籍居民，出没于地铁和通宵流动咖啡摊的那些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人。沃尔夫一直对正在走向纳粹深渊感到不寒而栗，比如《时间与河流》(1935年)和《你再也回不了家》(此书在他1938年过早去世的两年之后出版)，象征了美国人迷失在困惑、光荣、挫败和对生命本身的死亡预感之中。

　　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就占了1/3。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18岁到25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额40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从1935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

　　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

　　到1939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诚然，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新政”是他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事实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这也每每成为他的政敌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是，只要我们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脉搏，“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而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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