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堂生平简介 李玉堂生平都有哪些主要事件发生

2018-09-13 10:26:03 首页

  早年经历

  李玉堂,字瑶阶,1899年生于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大王桥一个地主家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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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堂7岁那年入本村私塾读书,15岁到广饶县第二区振华高等小学学习,毕业后,考入山东省工业专门学校。在读书之际,李玉堂亲眼目睹社会紊乱、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父老乡亲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的社会惨状。这激发了李玉堂的爱国热忱。

  李玉堂的家乡——大王桥村地处益、寿、临、广交界处,交通便利,城乡信息沟通,新文化传播较早。李玉堂为寻求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道路,于1921年由亲朋介绍到了阎锡山部下当兵。在当兵期间,他亲眼看到阎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虐待士兵等腐败现象,心怀义愤,在阎锡山部只当了半年兵就逃回了老家。

  1923年冬李玉堂回乡省亲,得知了领导南方革命政府的孙文正在筹备军校培养革命军官的消息,便与赋闲在家的堂弟李延年等人商量投考军校事宜。为了能顺利考入军校,一个月后,他们在国民党员王乐平、延瑞祺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3月又在王、延两人的推荐下与同县的项传远、李殿春等友人投考黄埔军校。当一行人在济南转车时,又结识了同样要南下投考军校的李仙洲、王叔铭等人,于是又结为一队南下上海参加初试。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三人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高级将领,并被同学们誉为“山东三李”闻名全军。

  1924年4月,李玉堂一行十五人在上海参加初试,李玉堂由于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以及曾在旧军队中受到锻炼的强健体格而得以顺利通过初试。但同行的十五人中却有五人被淘汰,通过初试的十人则乘船继续南下,并在广州通过复试后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李玉堂和李延年两人同在第二队学习。在校期间,李参加了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员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争锋相对。经过六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后,李玉堂顺利毕业,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第2营(营长陈继承)担任少尉见习官,继升中尉排长。

  1925年2月,李玉堂随教导第1团参加了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征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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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2日孙文在北京逝世,革命大旗陨落,南方政府麾下各派军队之间争权夺利愈加纷繁。

  4月13日,黄埔军校的三个教导团合编为党军第1旅(旅长何应钦),李仍任原职。

  4月28日,杨希闵、刘震寰两部又告叛变,并占领广州,于是参加东征的军校教导团又回师平叛。一周后,杨、刘叛乱就被平息了。

  5月,党军第1旅改称党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李玉堂改编时被调往第2团(团长沈应时),并提升为上尉连长。

  8月26日,党军第1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师,李玉堂继续在第2团担任连长。

  同年10月,李玉堂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在第1师收复惠州的战斗时,李玉堂自愿担任攻城敢死队队长,在作战时身先士卒,终将军旗插上惠州城头,为收复惠州立下了汗马之劳。战后,他被提升为第2团(团长金佛庄)第2营少校营长。

  1926年3月,他还被选举为孙文主义学会惠州分会组织委员。

  1926年6月22日,李玉堂所在的第2团(团长倪弼)召开党部执行委员改组会议。会中,他被推选为候补委员。同月,李玉堂营作为第1师的预备队随军北伐。当第1师于10月攻至南昌时,遭到了守军的顽强抵抗,第1师由于师长王柏龄指挥作战不利而损失惨重,李玉堂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伤被送往后方医治。当国民革命军再一次攻打南昌时,李玉堂却无缘参加了。

  十年战斗

  随着宁汉对立局面的产生,北伐被迫中止。

  1927年6月,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继武汉国民政府北伐之后决定继续北伐,李玉堂于此时伤愈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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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6日,第1师在南京召开师党部重新组织会议,李玉堂被选举为常务委员。

  同年8月,孙传芳以刘士林为总指挥对国民革命军实施反攻,双方在龙潭展开激烈战斗。是役,李玉堂率部奋勇作战,一举突破敌军阵地,直插刘士林的司令部,刘得知后仅带几名卫士仓皇出逃。战后,第1师副师长胡宗南辞去了第2团团长的兼职,并以李玉堂作战有功,推荐其接任团长。同时,他还获得了一块“智仁勇”银盾的奖赏。

  11月,李玉堂又随部击溃了直鲁联军的铁甲车队,并率先进入津浦线重镇——蚌埠。

  1928年1月,宁汉合流。

  4月,国民革命军在总司令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开始第三期北伐。李玉堂随部攻入鲁南,并策应友军攻占济南,协助主力部队驱逐直鲁联军,取得了北伐的决定性胜利。年底,奉军首领张学良通电拥护统一,全国在形式上终于得到统一了,李玉堂的革命理想似乎也已经得到了实现。

  同年8月,国民政府鉴于北伐已经取得基本成功,便对所属部队实施编遣。在编遣会议召开之后,李玉堂所在的第1师被缩编为第9师(师长蒋鼎文)第25旅(旅长甘丽初),他被任命为第50团上校团长,旋又调任第3师(师长钱大钧)第8旅(旅长蔡熙盛),担任上校副旅长。

  1929年1月,蒋中正暗访苏州驻军第3师时,发现多名主官擅离职守,勃然大怒之下将该师团以上正职军官全部撤职,其他涉及人员严厉处罚。李玉堂因是副职,出事时又正巧在办公室值勤,得以免责,并接替了第8旅少将旅长(辖许永相第15团、曾国民第16团)一职。

  3月18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李玉堂被选举为监察委员。

  6月,第3师改编为两旅六团制师,李玉堂仍任第8旅少将旅长(辖李仙洲第13团、胡素第14团、许永相第15团)。时第3师内部对新上任的师长毛炳文持反对态度,理由是毛并非黄埔教官,无权指挥黄埔生。这些反对军官中,以旅长李玉堂和团长蒋超雄最为突出。最终军委会将毛炳文调离,以第3师副师长陈继承接任师长,才将事件平息。

  1929年11月粤桂战争爆发时,李玉堂旅由徐州南下广东支援粤军作战,曾指挥所部在三水地区阻击桂军的连续进攻,受到了师长陈继承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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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第8旅开赴苏州休整。时石友三之第13路军在南京浦口兵变,而李玉堂的第8旅正经过南京,闻知此事,立即投入战斗,迫使石之叛军北上,解除了南京之危。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结成联盟。南京政府为了防备这些地方实力派,命第3师回驻徐州,稳定苏省局面。一个月后,第3师又奉命开赴豫东进攻与阎、冯联系密切的孙殿英部。

  3月21日,李玉堂的第8旅猛烈进攻孙部据守的马牧集阵地,经三日激战击溃孙部,占领归德。

  同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玉堂又率领第8旅由砀山向西进攻,在陇海路与反蒋军作战。

  7月,转移至津浦路作战。

  9月,因所部损失过重被调为预备队。

  10月战事结束,第8旅开赴武昌南湖休整。由于在中原大战期间阻敌有功,李玉堂于1931年2月28日获颁四等宝鼎章。

  1931年2月,李玉堂随部入赣,由鹰潭南下,曾在广昌、兴国一线与红军交战,但是随着几次围剿的失利,第3师往往都是无功而返。

  同年9月,第8旅移防洛阳。

  1932年5月18日,李玉堂升任第3师中将师长(辖许永相第8旅、李仙洲第9旅)。

  同年7月,率部参加对红军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进攻。8月中旬,红军在黄安地区对第10师、第89师等部反击,李玉堂的第3师奉命增援,先后突破红四方面军独2师、独1师等部防御阵地,在七里坪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接触。经过七天激烈战,迫使红军后撤。随后第3师经宣化店北上,配合北线友军会攻红军鄂豫皖根据地政治中心——新集,并于9月9日攻占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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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放弃根据地南下后,李玉堂率领第3师留在鄂豫皖地区担负地方绥靖任务。

  1933年11月,驻防福建的第19路军发动“闽变”自组政府,第3师奉命由赣东入闽平变。李玉堂于12月18日率领所部进入闽北地区,次年1月8日在水口击溃谭秀军,并沿建瓯、古田、闽清公路尾随追击,16日进占福州。两天后,第3师在马尾乘船,在海军的掩护下由厦门登陆直取漳州。经三天激战,击溃守军第19路军特务团,先后占领漳州、同安、安溪。“闽变”平息后,李玉堂又奉调入赣参加对红军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5月,第3师进驻江西黎川,旋又调回到福建连城负责修建碉堡和公路。

  8月,为了配合北路友军对红军的进攻,第3师奉命进攻长汀,但是遭到红24师周建屏的顽强抵抗,激战数十天后推进至朋口。

  9月10日,李玉堂以所属第8旅向温坊方向推进,未料第8旅在占领目标后疏于防范,遭到朱德指挥的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主力围攻,李玉堂闻讯后自觉解围力量不足,便紧急向上级发出求援电,第8旅残部终于在友军的增援下突出重围。第3师的这次失利,间接导致了东路军的攻势被迫停止,(温坊战斗)后来直到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后,国军才占领长汀。这次失利,第8旅旅长许永相被判死刑,李玉堂受到了撤职留任的处分,并且改支上校薪给。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第3师调往闽西地区担负地方绥靖任务。

  1935年4月13日,李玉堂被叙任为陆军少将。此后第3师奉命入粤监视陈济棠第1集团军的动向。

  同年10月,第3师按调整师编制改组,并装备大量新式武器,使该师战斗力大幅度提升。

  1936年1月1日,李玉堂获颁三等宝鼎勋章。同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旋被中央政府软硬兼施予以敉平,陈济棠的势力土崩瓦解。第3师在解除了监视任务后便开赴江西宜春、袁州整训。

  10月5日,李玉堂被晋任为陆军中将。11月12日又获颁四等云麾勋章。

  抗日泰山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3师奉调上海参战。

  10月初,李玉堂指挥先头部队抵达战场后暂驻江湾。是月中旬,投入大场地区阻击日军,激战十余日因损失过重奉命退守苏州河南岸。

  11月调往虹桥机场至七宝镇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后撤往苏州以北集结。国军放弃上海时,第3师又被调往同里至车坊一线布防以战区掩护主力撤退,在完成任务后开赴汉口整补。

  1938年4月,第3师调往徐州战场,被配置在砀山、商丘、兰封一线担负警戒任务。

  5月在邳县以东、郯城西南地区阻击日军。徐州会战失利后,李玉堂奉命配合友军于方头山等地阻击日军,为战区主力后撤争取时间,李在完成任务后撤往涡阳。

  1938年6月8日,李玉堂升任第8军军长(副军长赵定昌,参谋长吴琅,辖赵锡田第3师、陈明仁预备第2师、赵定昌预备第11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第8军中,第3师为李的基本部队,预备第2师原为贵州省的三个保安团,预备第11师则是以在淞沪会战中遭受重创第33师残部改编而成。是以第8军名为三师制甲种军,但仅第3师有战斗力,预备第2师既未上过战场,又缺少训练,预备第11师又因原先老兵损失殆尽,新兵过多,与预2师几无差别。李玉堂就是带着这样一支部队投入到武汉会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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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会战开始后,第8军被编入张发奎第2兵团序列,并奉命开赴江西星子至九江一线的沿湖地区构筑防御工事。部队进入预定地区后,张发奎命令该军配属第29军团,由军团长李汉魂负责指挥,并将第15师配属给李玉堂军使用。

  7月23日凌晨,日军第11军波田支队在海军第11战队的掩护下对预备第11师据守的鄱阳湖阵地发起进攻。由于预11师成立不久,湖岸守军玩忽职守,致日军在发起登陆时根本没有察觉,等到日军先头部队占领登陆点后,第8军副军长兼师长赵定昌才发现情况危急,该师张文美营已在半小时内全部被歼,随即投入战斗的预备队不进反退,致军心涣散,预11师阵地有随时被日军突破的危险。李玉堂得知预11师阵地受到威胁后,急忙命令第15师前往增援,使预11师在午后挡住了日军的第一波进攻。但预11师此时坚持在阵地者不足500余人,李玉堂请示上级将该师撤到星子休整,其所留防务由友军第128师接替。

  7月24日凌晨,李玉堂在接到张发奎的反攻命令后,以预2师担负第8军全线防务,以第3师担负作战任务。该师师长赵锡田不负重望,率先进占鸦雀山,策应第27军团主力对日军波田支队的进攻。但日军在得到第106师团主力增援之后,进攻部队逐渐不支,张发奎见歼灭日军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便命令参战各部改攻为守,其中第8军的第3师奉命坚守鸦雀山阵地,以掩护第27军团侧翼。

  25日10时许,日军波田支队开始进攻鸦雀山左侧背阵地,守军第3师工兵营虽在营长谭镇滨的指挥下顽强阻击,但损失过重,不支后撤。李玉堂急忙命令师长赵锡田急忙投入第13团实施反击,但仍无济于事。此时,友军第128师防守疏忽,被日军偷袭得逞,第27军团后侧受到严重威胁。张发奎见继续坚持已属无意,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这一决定最终造成了九江失守的被动局面。战后军委会追究责任,认为九江之败,主要因为李玉堂所属预11师警戒不力,致日军登陆成功。是以赵定昌被撤职查办,预备第11师番号也被撤消。九江沦陷后,第8军撤到武宁地区继续担负阻击日军的任务。此时预2师调回贵州,李玉堂仅能指挥第3师和临时配属的第15师抵御日军,至9月13日奉命将防务交由第4军接替后开赴平江整训。此时第15师脱离指挥,另调新成立的第197师(师长丁炳权)编入第8军序列。

  1939年2月日军对南昌发起进攻,第8军在武宁以北之横路附近阻击日军。

  3月20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对第8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李玉堂指挥所部在友军第73军的配合之下坚决抵抗,使日军进展极其缓慢。第8军坚持到28日后因伤亡过半,奉命将防务交由第72军接替,后调整补。一天后,武宁沦陷。此后李玉堂指挥第8军与日军对峙在修水河沿岸达一年之久。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李玉堂指挥第8军一度配合战区主力投入反攻。

  1940年4月,军政部决定将第8军、第10军合并整编,并准备派遣入缅作战。5月6日,李玉堂就任合并后的第10军军长(副军长赵锡田,参谋长蔡雨时,辖赵锡田第3师、余锦源第190师、方先觉预备第10师),率部移往沅陵、桃源整训。但是随着远征军在缅甸的失利,第10军入缅的任务亦随之取消,但仍受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并入列为战略预备军。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当时军委会将第10军调归第9战区直辖,并拟令该军担负长沙防务。但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了在金井至粤汉铁路东西之线与日军展开决战,便先行命令第10军开赴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构筑防御工事。李玉堂接到命令于9月23日抵达既定阵地后,将军部定在剑山将军坝。

  9月24日,第10军先后遭到日军第3师团主力、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各一部的猛烈进攻,经两昼夜激战,第10军的福临铺、金井阵地被先后突破,所属第3师损失惨重,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殉国。李玉堂被迫放弃阵地率部撤往捞刀河以南的榔梨市收容整顿。随后将收容后第10军部署在长沙外围的东山、浏阳河、捞刀河一线,利用地理优势阻击日军四昼夜,终于坚持到援军赶至将日军击退。战后,战区长官部追究金井丢失的责任,李玉堂遭到撤职处分并调战区长官部服务。

  李玉堂被撤职的消息传开后遭到了第10军官兵的强烈抗议,他们一致认为第10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是有功的部队,就算不嘉奖,但也不应该把他们的军长撤职。另一方面,接到第10军军长委任状的钟彬在了解到第10军的现状以及同情一期老同学的情况下,也借故推迟上任时间,这使得第10军一时间成了一支没有军长的队伍。

  1941年12月,日军集结重兵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而负责长沙警备任务的第10军到现在还没有军长。于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决定让仍住长沙的李玉堂复出,承担起指挥第10军的责任。李玉堂自从被撤职后,感到上级对他的不公,虽然第10军刚上战场就被日军突破阵地,但是最终还是在长沙外围挡住了日军的进攻。此次惨遭撤职,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于是他在没有办理完交接手续的情况就回家闭门谢客了。

  薛岳请他复出,李玉堂并不买这位战区司令长官的面子,仍旧不为所动。直到蒋中正亲自给李玉堂通电话后,才使他重新担负起指挥第10军防守长沙的担子。根据曾经在第10军服务的蒋鸿熙回忆,这通电话的内容如下:“(蒋):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李):报告委座,是的!(蒋):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李):报告校长,是的。(蒋):那好了,那么长沙交给你了。”随后电话挂断。蒋中正简单的几句话,包含着处分的解除和校长的信任,既坚定了李玉堂的守城决心,也成就了其一生戎马生涯的最高峰。

  12月30日,李玉堂重返军部视事,并制订保卫长沙的作战计划,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表示愿与长沙城共存亡。

  1942年1月1日,日军第3师团集中优势兵力,猛攻长沙,遭到第10军官兵奋勇抗击。该军所属三个师的师长皆离开指挥所亲临前线,如第3师师长周庆祥在天心阁、第190师师长朱岳在兴汉门、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在南门分别督战。

  1月3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又投入第6师团进攻北门至东门地段,第3师团则缩小战线主攻东门至南门地段,虽然兵力增加一倍,但仍无任何进展。随着外线国军相继投入反攻阶段,阿南惟畿于1月4日夜间被迫下令撤退。

  进攻长沙的日军被迫后撤,沿途又遭到各路国军的阻击以及第10军的追击,日军高级军官多名负伤,中国军队取得了抗战史上闻名中外的第三次长沙大捷。会战结束后,军委会向第10军颁发“泰山军”的荣誉称号,其所属三个师也分别颁授“荣誉”旗。1月24日,李玉堂被提升为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并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了该勋章的第95位获得者。同年3月,李玉堂辞去第10军军长兼职,专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3年11月,第9战区以第10军、第99军组成的一个兵团,由李玉堂兼任兵团长参加常德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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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5日,日军围攻常德,李玉堂兵团奉命为常德守军解围。

  11月30日,第10军向德山拼命进攻,但是遭到日军阻击部队的有利反击,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进展却极为有限,预10师师长孙明瑾于率部突进时阵亡,仅第3师第7团在师长周庆祥的亲自督促下钻空隙突进至南站,但是不久也被日军击退。常德守军见援军迟迟不到,便于12月3日开始突围向德山友军靠拢。同日常德沦陷,李玉堂最终没能解常德之围。

  1944年5月,李玉堂又奉命指挥第10、第46、第62三个军参加长衡会战中的衡阳地区战斗。当他的老部队第10军在衡阳苦苦支撑时,李玉堂也数次急催第46、62两个军驰援。为救第10军,李玉堂甚至进驻第62军军部,监督该军的解围作战。即便如此,各路援军进展仍十分缓慢。8月8日,第10军残部在外无援军,内无粮弹的见那情况下,伤亡殆尽,残部皆被日军俘虏,衡阳随之沦陷。衡阳以及第10军的结局使李玉堂痛心不已,为承担责任,他在会战结束后提请辞职,但是没有得到批准。

  1944年12月27日,李玉堂调升为临时编组的第36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刘祖舜、方先觉,参谋长张震中,辖周士冕第27军、谢辅三暂编第4军)。时隔一月,第36集团军被撤消番号,李玉堂于1945年2月调回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杨汉域、丁治磐,参谋长晏子风,辖杨干才第20军、丁治磐第26军)担任总司令一职。对于这一职务,李玉堂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集团军虽然不是中央军系统的部队,但是李在这个集团军当过多年的副总司令,在指挥作战时必能驾轻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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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5月,国军在广西投入反攻,李玉堂指挥第27集团军奉命参战,并于7月28日收复广西重镇——桂林。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玉堂率部留驻广西。李玉堂在抗日战争的贡献使他在战后分别获得了忠勤勋章(1945年10月10日)和胜利勋章(1946年5月5日)。

  内战兖州

  1945年10月,第7绥靖区在湖北大治成立,李玉堂率部开赴鄂东地区接受绥靖区司令官王陵基的指挥。1946年5月,第27集团军整编为第24军,李玉堂改任整编第24军军长(副军长杨汉域、方先觉,辖杨干才整20师、马励武整26师、傅翼整72师、方先觉整88师)。国共和谈破裂后,李玉堂的整24军率先加入到围攻中原新四军第5师的战斗中,其中整72师更是紧紧追击向西突围的新四军。新四军第5师主力突围成功后,整24军主力留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清剿残留新四军游击部队。但是随着整26师、整72师和整88师的陆续调离,李玉堂只能依靠一个整20师来维持地方治安了。

  1947年3月,李玉堂升任徐(州)兖(州)绥靖区司令官兼整24军军长。徐兖绥靖区名为负责徐州至兖州一线的治安,保障津浦铁路济宁——徐州段和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的水运线,而实际上李玉堂只对兖州地区负责。地区虽小,但李玉堂手头上仅有的一个正规军——整编第20师却在这个时候被国防部拨给郑州绥靖公署直接指挥了,而新归属指挥的伞兵总队也仅是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这些情况使得只能指挥两个保安团的李玉堂头疼不已。自从内战全面爆发以来,李玉堂手上的三个整编师都陆续脱离了他的指挥,使李几乎成了一个空头司令。他虽然数次请求原部归建,或者另调部队由他指挥,但是都没有引起国防部的重视。

  1947年12月,徐兖绥靖区司令部和整24军军部正式并编为第10绥靖区,李玉堂改任第10绥靖区司令官(副司令官杨汉域,参谋长萧圭田),这个时候他所能指挥的只有山东保安第3旅和一些县区保安部队。

  1948年4月,国军在胶济路上的重要城镇潍县、周村相继失守,济南、青岛两个重点防御城市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随后,解放军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击破津浦路,分割济南、徐州两座城市上。李玉堂掌握相关情报后,立即命令部队积极备战,挖掘战壕,修筑城防工事。同时李玉堂再电国防部求援,终于盼来了整编第12军(军长霍守义)这支部队。李玉堂在有了正规军后似乎有了底气,企图依靠整12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共约两万八千余人来坚守兖州。

  欲保住兖州,必先守住曲阜,于是李玉堂派遣整12军所属第111旅的两个团前往接防。但是当111旅旅长孙焕彩率部抵达曲阜时,却发现迎接他们是解放军的枪炮,原来曲阜此时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孙焕彩带着部队退回兖州后,李玉堂命令该旅再次出战,势解曲阜之围,结果孙旅在遭到解放军打援部队的重创后再次退回了兖州。6月11日曲阜被解放军攻陷。至20日,兖州已被解放军全部包围,李玉堂只能困守以待援军。

  1948年7月1日,解放军开始攻击兖州外围。李玉堂将守备重点放在西关,在经过反复争夺之后,西关守军于7月7日被歼灭殆尽。至此,兖州外围尽失。12日下午17时,解放军发动总攻,李玉堂在城内指挥所属残部拼死抵抗,三小时后城防被突破。李玉堂指挥残部进行巷战,坚持至13日中午,退据城东。下午三时许,整12军军长霍守义商请突围,李玉堂见势不可为,同意了霍的要求,并下达了突围命令。李玉堂自率领保安旅残部向徐州突围,霍守义率整12军残部向济宁突围。两路突围部队结果被先后击破,李、霍两人皆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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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俘后的李玉堂因冒充士兵而没被发现,之后在解放军押解俘虏后移时乘机逃脱,沿途又化装成农民,潜入微山湖中一个村庄内躲藏,随后又在当地一名渔夫的帮助下到了临城,继而坐火车抵达徐州。然而等待他的却不是抚慰,而是国防部颁布“永不叙用”的撤查令。这位戎马二十八年的抗战名将遭此变故,也只能无奈的避居于上海。

  1949年2月蒋中正宣布下野,李玉堂认为复出的机会来临了。他首先在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的部下充当高级参议。11月又被任命为海南防卫总司令部(总司令薛岳)副总司令。担负起防卫海南的重任。

  1950年1月兼任东路军总指挥。

  2月,抵制薛岳指挥的第32军军长赵琳被撤职,李玉堂又兼任该军(副军长康乐三,辖康乐三第252师、柴正源第255师、耿若天第256师、冯陈豪第266师)军长,并担负文昌、琼东、加积、榆林一线防务。

  在海南身兼三职的李玉堂对于即将解放海南的解放军来说是值得策反的重要人物。于是,在李玉堂之妻陈伯兰和内兄陈石清的联络下,解放军同李玉堂取得了联系。

  1950年4月,李玉堂与解放军的联络随着海南战役的开始而中断了。由于他一直没有下决心发动部队起义,便只能指挥着32军负隅顽抗。

  4月19日,李玉堂抽调所属第252师向澄迈友军防区增援,结果被解放军三个师围歼。32军的其余部队于4月25日在万宁遭到重创,其残部于28日撤往台湾。

  死于非命

  李玉堂率领残部抵达台湾新竹后,再次被撤去军职。继又因为夫人陈伯兰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而被逮捕。根据李玉堂的旧部胡林亭(原第32军第255师警卫营副营长)的回忆,李之被捕,主要是由于其从事策反的随从副官李刚暴露所致。李刚被捕后受刑不过,交代出李玉堂的夫人与内兄陈石清从香港到海南策反李玉堂一事。而李玉堂在得知李刚被捕后,立即写信给在高雄工作的陈石清,要他赶快逃命。这封信结果被保密局特工截获,李玉堂因此被捕。

  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钱大钧经过调查,认为李对他夫人的通共情况并不知情,于是按照《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知匪不报的条例判处李玉堂七年徒刑,继而增加为十五年徒刑。遗憾的是当蒋中正在批示这一判决时,竟然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于是这位得到过青天白日勋章的抗日名将就这样被决定了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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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及其夫人陈伯兰同被押赴台北碧潭刑场执行死刑。李在临死前留有遗书一封,内言“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总统命令,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实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1983年7月2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经过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其理由如下:“1949年,李玉堂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期间,中共通过关系策反李玉堂,李接受中共的条件举行起义。因交通中断,李玉堂未及时接到中共关于起义的指示,即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碧潭。”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这一决定使李玉堂成为了革命烈士。但是在二十多年后的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台湾政府又公开发表了一则提名为“李玉堂将军及夫人陈伯兰沉冤昭雪并颁予‘恢复名誉证书’”的启事,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玉堂原配李氏,续娶陈伯兰,皆无所出,有一养女李国英,居于台北,后移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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