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进的出身如何?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戴进的生平

2018-09-17 16:23:34 首页

  关于戴进的生平事迹,有关记载甚为简略,且互有出入。据清代张潮《虞初新志》和厉鹗《东市杂记》记载,戴进少年时当过银匠,打造金银首饰和其他工艺品,人物、花鸟、钗钏,精巧绝伦,技艺特出。戴进也以此为傲,暗自得意,以为别人得到他的工艺品会十分宝贵,长久地珍藏下去。有一天,戴进在市上见一熔金者,所熔金器都是他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顿时“怃然自失,归语人曰‘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精意,将托儿不朽吾名耳。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将安托吾指而后可?’人曰:‘子巧托诸金,金饰能为俗习玩爱及儿妇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嫌素,斯必传矣。’”戴进大喜,遂学画。又明朝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永乐末,钱塘画士戴进,从父景祥征至京师。笔虽不凡,有父而名未显也。”可知戴进的父亲戴景祥即为职业画家,且颇有造诣,戴进长于绘事,有其家学渊源。比较这两种说法,以嘉靖时郎瑛之说为早,郎瑛还曾目睹戴进在西湖横村桥的墓碑,应该更为可信。但不管怎样,戴进出身低微这一事实,是史家所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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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所引戴进在永乐末年随父征京师,指的是北京。戴进到应天府南京则在永乐初。据明代周晖《金陵琐事》记述:戴进永乐初年到南京,将入水西门,转盼之际,一肩行李被脚夫挑去,莫知所之。文进虽暂识其人,然已得其面目之大都,遂向酒家借纸笔画其像,众聚脚夫认之,众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永乐初年,戴进至多十七八岁,已有如此好的捕捉和记忆人物形神的能力,一方面显示了戴进在绘画上的聪颖天资,另一方面也说明戴进可能从小跟着父亲学画,刻苦练习,到这时已积累了一定的绘画经验。永乐初,明成祖尚未迁都,京城尚在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才迁都北京,而以南京为留都。戴进随父进京当在1421年至1424年间。他在宫中十几年,画艺大进,却并不得志,因而离开京都,回到杭州。

  至于戴进是否正式入过朝廷设置的画院,各种记载不尽相同。据《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五李在条下引《闽画记》云:“李在……宣庙(明宣宗)时与戴文进、谢庭循、石锐、周文靖同待诏直仁智殿。”徐沁《明画录》也称戴进“宣德初征入画院,见谗放归,以穷死”。可知戴进是在宣德(1426—1435)初进入画院的,并被授予待诏的头衔。而郎瑛《七修类稿·戴进传》则说镇守福大监向宣宗进献戴画四幅,还推荐戴进本人,但因宣宗听信了谢庭循的谗言,大为震怒,要斩戴进,戴进只得连夜潜逃。则戴进似乎未及见赏于宣宗,就惹来了祸水,更不用说封官授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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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明朝李翊的《戒庵老人漫笔》中也言及戴进遭刑,不被取用之事。文曰:“宣德间,昆山画士谢庭循虽以画蒙宠,终日侍御围棋。时钱塘戴文进画法极高,与等辈十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试,令戴画龙,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随常画龙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这里用不得五爪龙,着锦衣卫重治,打御棍十八发回。’”但从现存明代宣德时期的宫廷绘画来看,走的多是南宋马、夏一派的路子,风格与戴进十分接近,戴进曾征入画院之说还是较为可信的。

  戴进被谗一事,在各家史籍中均有记载,说法虽各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戴进在绘画上的超群出众的才艺引起了画院诸名家妒忌与排挤。有两则流传较广的戴进遭排挤的故事。

  其一是镇守福太监向宣宗荐戴画四幅,宣宗即召集画院名家谢庭循等评其画。“初展《春》、《夏》,谢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谢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顾,对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父,似有不逊之意。’上未应。复展《冬景》,谢曰:“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斩!’”

  其二则见于明嘉靖时李开先的《中麓画品》中,曰:“宣庙喜绘事,一时待诏如谢廷殉、倪端、石锐、李在等则又文进之仆隶舆台耳。一日在仁智殿呈画,进以得意者为首,乃《秋江独钓图》,画一红袍人,垂钓于江边。画家唯红色最难着,进独得古法。延珣从旁奏云:‘画虽好,但恨鄙野。’宣庙诘之,乃曰:‘大红是朝廷品服,钓鱼人安得有此?’遂挥其余幅,不经御览。”明代史料大都承袭此说。但到了清朝,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对此提出了怀疑,他认为“此三家村中语也。宣庙善画,尝见御笔雪山图,一人衣绯,策杖入寺,此岂朝服耶?其不取文进,定有在也。”

  戴进被谗之事,发生在他四十岁左右,按郎瑛之说,戴进听到宣德帝发了“福可斩”的恨声,当晚就由徒弟夏芷帮助,灌醉庆寿寺的一个和尚,偷了度牒,削发假扮僧侣,仓皇出逃,归隐于杭之诸寺。以后,为逃避谢环(庭循)的搜寻,又曾一度隐姓埋名,辗转漂泊到云南。岁末,就持自己画的门神,去各家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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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李开先《中麓画品》则记叙戴进虽未能得到宣宗的赏识,但还未有马上离开宫廷,只是“寓京大窘,门前冷落”,生活成了问题,“每向诸画士乞米充口”。当戴进落魄之时,谢环则为当时所崇尚,为阁臣作大画,就把戴进请来代笔。后来此事被请阁臣知道了,便怒斥谢环:“原命尔为之,何乃转托非其人耶!”于是戴进无法在宫廷继续呆下去,遂辞归。临行时,礼部侍郎王直有《送戴文进归钱塘》诗相赠,曰:“知君长忆西湖路,今日南还兴若何?十里云山双蜡展,半篙烟水一渔蓑。岳王坟上佳树绿,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随寻旧迹,满头白发愧磋跎。”由此看来,戴进在京城时与官员们有过交往。

  戴进晚年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故乡杭州及南京、浙东一带,仍以画画为生。关于戴进的结局,流行的说法是他晚景凄凉,以至“嫁女无资,以画求济,无应之者”。天顺六年,因穷困潦倒而死,终年七十五岁。

  日本著名美术史家铃木敬在《明代“浙派”绘画研究》一文中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考察了与戴进交往颇密的文人杜琼、杨荣(1371—1440)、杨士奇(1365—1444)、王直(1379—1462)等人的诗文之后,认为戴进“穷困死”一说不可靠。如杜琼记其“晚乞归杭,名声益重,求画者得其一笔,有如金贝”,而且他的才华和人品、修养都受到了这班文人的推崇,如杨士奇赞誉说:“此君高节净娟娟,况复瑶华相映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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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即使戴、谢的关系如前文所述那样,他晚年穷死一说也让人难以置信。

  戴进死后葬于西湖横村桥。郎瑛在《戴进传》中云:“余过横村桥,见其墓凄迷于苍莽之中,祀绝而将为人发矣。悲其事,因掇其行,以书其传云。”又说:“戴奔走南北,动由万里,潜形提笔,经几春秋无利禄以系之也。生死醉梦于绘事,故学精而业着,业着而名远,似可与天地相始终矣。”对戴进献身艺术的精神以高度评价,而对画家坎坷的一生,也寄予无限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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