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大礼议”是怎么回事？“大礼议”事件对明朝造成了哪些影响？

　　大礼议是指发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三年(1524年)间的一场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原因是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为其改换父母的问题所引起，是明朝历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

　　明世宗登基不久便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明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问题发生了争议和斗争，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继嗣“要求世宗改换父母。当时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责廷臣之非，提出了“继统”的理论。至嘉靖三年(1524年)，以世宗钦定大礼而结束。

　　大礼议的核心是明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重大争论，即对明武宗遗诏如何诠释的问题。大礼议事件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大礼议中张璁以明武宗遗诏为利器，打破了杨廷和一手操纵的廷议，并通过合理解读明武宗遗诏的文本逻辑和内容，维护了明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挫败了杨廷和及其依附者不顾明世宗继位的实情而强迫明世宗依照汉宋旧例改换父母的图谋，确保了明代法律的尊严和政治的秩序，并因此开创了嘉隆万大改革的新局面。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献皇帝神主奉安于奉先殿东室观德殿，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明世宗生母改称“圣母章圣皇太后”，九月改称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昭圣慈寿皇太后”，十一月邵太后卒，谥曰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皇太后(后改为太皇太后、皇后，即孝惠皇后)，葬入茂陵;嘉靖四年(1525年)册封庶母王氏(兴献王侧妃)为睿庙淑妃(嘉靖十一年卒，谥号“温静”);嘉靖五年九月“奉安恭穆献皇帝神主于世庙”;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则追尊庙号为“睿宗”，十二月，蒋太后卒，谥号为慈孝贞顺仁敬诚一安天诞圣献皇后(慈孝献皇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献皇帝神主供入太庙，“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

　　原有兴献王墓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即后来的明显陵。

　　影响

　　积极

　　大礼议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即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明武宗暴亡后，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恢复正常。大礼议的发生和较长时间的持续，就在于身为皇帝的明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明武宗流向明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明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和杨廷和集团一步步的失败，其实就是明世宗皇权一点点地获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大礼议进行纯粹古礼的解释，不可能真正认清其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在大礼议中，张璁等人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明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明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为没有东宫旧僚的明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观点。借助于大礼议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获，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时代基本结束，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垮台和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

　　消极

　　另一方面，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风日益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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