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贞将军人物轶事 李贞将军都有什么样的故事

2018-10-06 13:07:33 首页

  人物故事

  1955年9月27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中南海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仪式。作为唯一的女性,李贞在那些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尤为惹眼。待李贞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周恩来亲手把少将军衔授予她,握住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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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春节前,总政老干部福利局张处长一行代表总政领导到李贞家拜年,张处长拿出200元钱对李贞说:“这是组织上补助的生活福利费。”李贞连连摇头说:“这钱不能收。我们这些幸存的老同志,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已经很幸福了,请组织上不要再给特殊照顾了。”

  李贞的工资并不高,可她的生活开支却不小,20多个义女义子要生活,张口伸手都离不开钱。时常有些老同志来京住在她家里,钱用光了,她还掏钱给他们买车票,送给他们路费。

  从1975年开始,李贞住在香山脚下一个很普通的破旧四合院里。住房年久失修,设备很差。卫生间里经常漏水,有时还得垫上砖头才能走进去。几户人家合用一个锅炉烧水取暖,冬天室内温度也比较低。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去住,可她总是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

  李贞的“办法”很原始,她把那双又笨又重的帆布羊毛大头鞋穿在脚上。身上再穿件棉大衣,膝盖上放着热水袋。“全副武装”的在屋子里看书、批阅文件、处理群众来信。1980年,李贞定为大军区副职。可是,李贞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1982年元旦,一位领导去看望李贞。一进屋,见李贞家里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凡是去过李贞家的人都对她说:“您的住房实在太差了,家具也太破旧了,我们看到都感到很‘寒酸’,还是让管理部门给您换一换吧!”李贞微笑着说:“这哪能说是‘寒酸’,和过去对比,我觉得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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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春天,组织上又派人劝她搬家。好说歹说,她才同意搬进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在这幢“集体宿舍”里,李贞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六个不平凡的春秋。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她在报告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今年已经78岁了,我早就有一个心愿:请求辞去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的职务,让位于年富力强,更能胜任的同志。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情。作为党的一名老战士,应该以实际行动为后人做出好样子,为我们党和军队干部制度的改革带个好头……”

  1988年,李贞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3月11日,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人们含泪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简单到称得上“一贫如洗”——四把用了15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藤椅;一个用了整整40年不肯更换的行军箱;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的遗物: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一条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

  看着李贞的遗物清单,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失声痛哭。他们说,将军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唯独没有她自己。

  婚姻生活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威名早已传扬中外,但她那颇为曲折的婚姻生活,却至今鲜为人知。跟许多历尽艰辛的革命前辈一样,女将军的感情道路也很不平坦,她曾经三次结婚,两次离婚,在血与火交融的戎马生涯中,饱尝了爱情与婚姻的酸甜苦辣……第二个丈夫是张龙,第叁个丈夫是甘泗淇上将。她和甘泗淇有过的一个孩子,在长征中夭折。后来,甘泗淇、李贞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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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养媳

  1908年正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是一个真正贫穷而且十分不幸的家庭:家里仅有两亩薄田,几间草房,父母亲生了 6个孩子,全是女的,而且当李贞那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在那个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孤儿寡母是很难维持生计的。李贞6岁那年,母亲含着眼泪对她说:“有个姓古的人家,家里没有女孩,希望找一个养女,妈打算让你去,你愿意吗?”李贞看到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便点头答应了。可是,她到古家之后,才发现自己不是来做养女的。古家已有3个女儿,这家的大女儿对李贞说:“嘻嘻!你还不知道哩,你是来给我弟弟做婆娘的。”李贞听后,哭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是来做童养媳的。

  那时的童养媳,实际上也是变相的丫环。从此,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便落到了李贞那还十分弱小的身上。她要去打水,大盆的水端不起,倒掉了,就要挨打;她要去砍柴,砍了不会捆,捆了又背不起,回来迟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背一个比自己还大一岁的孩子,背不起把孩子摔着了,就更要挨打。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李贞记不清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骂,不知不觉地,她熬到了十五六岁。

  人长大了,胆子也随着大了起来。一次,倔强的李贞跟几个要好的童养媳悄悄商量,想偷偷离开婆家,到城里去做女工。李贞的这些想法,被古家人察觉了。婆婆怕她真的要走,便决定马上让她跟儿子圆房。1924年正月,16岁的李贞与丈夫举行了旧式婚礼,正式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然而,这段酝酿了整整十年的婚姻并没有给李贞带来幸福。

  丈夫叫古天顺,比李贞大4岁,是个耿直忠厚但脾气暴躁的青年。由于长期受虐待,李贞对古家人怀有一种难以化解的敌意,对丈夫也是如此,虽然表面顺从,但内心却毫无爱情可言。古天顺对于这个从小被家里当作粗使丫环看待的妻子,也很难生出多少柔情蜜意。因此,婚后两人的感情并不怎么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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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李贞上山砍柴,碰上了倾盆大雨,待她把柴担回家时,浑身已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这时候,古家其他人从田里劳动回来,也被雨淋湿了。因为没有干衣服换,婆婆就责骂李贞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李贞生气地回嘴说:“我也上山砍柴去了,哪里有工夫洗衣呢?”古天顺见她竟跟母亲顶嘴,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她劈头盖脑地打来。

  丈夫的粗暴行为,使李贞伤心透了。她对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绝望,觉得天地虽大,却没有自己的一线生机,于是,她穿着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出去准备投塘自杀。左邻右舍连忙把她追了回来,邻家的刘婆婆含着眼泪劝她说:“旦娃子啊(注:李贞先前无名,人称“旦娃子”,参加革命后才取名“李贞”),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呀!你看我,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呐,女人的命啊!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呐……”

  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李贞也许会像刘婆婆所说的那样认了“女人的命”,做一个任由丈夫打骂的所谓“贤妻良母”。但是,历史不是一潭死水,新的潮流的涌动,使李贞的生活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这年10月,北伐军进入浏阳,各种群众组织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在革命的斗争中,李贞天才的组织活动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她带领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同年冬被选为浏阳地区妇联委员。

  1927年3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胆小怕事的婆家害怕李贞会连累自己,忙不迭地将一纸休书送到了李贞娘家。李贞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完全自由地参加革命活动了。

  二次婚姻

  从李贞1926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时任中共浏阳区委书记的张启龙。

  一次,李贞的母亲病重,由于家境贫寒无钱请医,生命垂危。张启龙得知这个消息后,毅然将自己的生活补贴拿了出来,请妇联的同志转送给了李家。由于救治及时,李贞的母亲很快就转危为安。为此,李贞打心眼里感激这位领导,深深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无限温暖。随着革命低潮的到来,在反动派“斩尽杀绝”的政策下,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及堂弟先后惨遭杀害。

  1930年,他的妻女也被杀害。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的关爱,李贞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的枕头下。渐渐地,张启龙与李贞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不知不觉中升华成了真挚的爱情。他们在工作上互相关心、支持,在生活上相互体贴、照顾,并于1932年经组织批准,喜结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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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了“改组派”、“AB团分子”,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

  李贞接到判离通知后,伤心地大哭了一场,找到保卫局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保持他们的夫妻关系,但遭到了无情地拒绝。一对恩爱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

  幸福婚姻

  长征前夕的一天,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将一个个子不高、留着短发的女红军战士叫到跟前,她就是时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贺龙对她说:“中央红军长征已走了很久了,我们也要开始长征了。长征很远很苦,我给你介绍个伴吧。他叫甘泗淇,是红十八师的政委,是留苏的学生,文化高,人也很正直。”李贞回答说,“长征路上这么多人,还要找什么伴嘛?他文化那么高,可我却大字识不了几个。再说,现在是行军打仗,子弹又不认得人,要是我死了,他就得担心,他死了,我也要担心。我看还是长征以后再说吧!”

  贺龙又找到了甘泗淇,说:“红六军团有个女战士李贞,她作战勇敢,又会做饭,红二方面军女同志不多,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呀!”

  这时李贞与张启龙被迫离婚一年之后的事,当时张启龙还没有平反。从那时起,李贞才知道了红二方面军里有个男秀才叫甘泗淇。而甘泗淇却在早先时候就对李贞有了良好印象。1931年,湘赣苏区迎来了一位刚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的青年,他就叫甘泗淇,原名姜凤威,又名姜炳坤,1903年12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楠竹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饱尝疾苦,十岁时才入村小就读,后升入宁乡县云山高小,在此受到谢觉哉等人革命思想的熏陶。1919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长郡中学,1923年转入湖南政法专科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党组织派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那时起,他将“姜凤威”更名为甘泗淇。 4年后,甘泗淇学成回国,受党中央派遣来到湘赣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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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甘泗淇又从独立一师党代表调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到任后他才知道,组织上原拟调中共吉安县委军事部长李贞担任此职,因李贞考虑到自己文化不高,怕亲口向他提及了婚姻大事,他就不得不对她作进一步了解了。

  不久,甘泗淇也调到了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与组织部长李贞在一起工作,互相接触的机会多了,了解也透彻了。有几次,甘泗淇还直接找到李贞长谈,从谈工作、谈理想起,一直谈到了爱情,他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道。李贞见这位知识渊博的首长这么平易近人,这么关心她们的工作,极为感动。她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用旁人的话说,也算是定情礼物吧。

  共同的工作,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语言,使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了。终于,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贺老总的安排,在长征即将开始的时候,由贺龙亲自主婚,在一个老百姓家借了一间房子,结成了一对情深意笃的革命伴侣。

  新娘子

  1928年秋,由李贞扮做新娘,乘坐一顶花轿,奇袭张家坊团防局的战斗,成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次战斗,是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王首道、浏东游击队党代表张启龙的指挥下进行的,事先作了周密部署。王首道说:“现在正是秋收时节,张家坊团防局害怕我们再闹一次秋收暴动,夜晚间都不敢睡在局子里,就怕游击队夜里摸进去,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必须定在白天,乘敌人集中在团防局,才好进行战斗。”他和张启龙决定把游击队分成两批,第一批由少数队员化装成秋收打短工的,每人挑一担箩筐,把枪支藏在禾桶里,先混入街头以做内应;第二批大队人马扮做各式各样的角色,组成一支迎娶新娘的队伍,一路上吹吹打打,大模大样,趁势一拥而入,打它个措手不及。一开始,李贞不肯扮做新娘,更不愿坐在花轿里面,被人抬进张家坊。李贞道:“不行不行!第一次攻打张家坊时,游击队冲进团防局,跟敌人拼杀,却叫我一个人守在外面,在洋铁桶里放鞭炮,虚张声势,吓唬敌人。这次攻打张家坊,又叫我当新娘子坐花轿,不行不行,我当不了这个新娘子!”“你当不了谁当?”王首道问道。李贞一笑:“王绍坤当!”王首道满脸通红地说:“王绍坤缺少经验,战斗动作不像你那样利索。再说,你也结过婚了……” 李贞说:“叫王绍坤当新娘,我当伴娘,就跟在花轿后边,可以随机应变……” 王首道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们的枪支弹药,都得藏在花轿里面,到时候……”十七八岁的王绍坤,张家坊小河乡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小上学读书,当时也参加了浏东游击队。她在浏阳东乡担任地下交通员时,就跟王首道相识了,两人一见倾心,正在恋爱着呢。因此,王首道也不好多说什么,就让张启龙劝说李贞当新娘。张启龙当时已跟李贞结婚,他直来直去地说:“你不坐轿当新娘,我们就进不了张家坊。张家坊进不去,就没法靠近团防局,就不能消灭敌人。”经过一番劝说,李贞这才身着红绸衣裤,临时用假发挽了个髻儿,顶着一块红盖头,上了花轿。 这次战斗,半个钟头就将张家坊团防局连窝端了。战后,王首道对李贞说:“新娘子,恭喜恭喜!今天奇袭团防局,你可立了大功!”李贞笑道:“都是你的计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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