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第一个大夫,南北朝时期姚僧垣“太医下大夫”

2018-11-07 10:08:02 首页

  古代对医生的称谓有很多,其中以大夫与郎中最为普遍,即便现在也还在沿袭使用。二者主要是地域性差异,北方习称大夫,而南方多以郎中为名。其实不管是郎中,还是大夫,都本来是官职名,特别是大夫,还是医官系列的最高职位,所以用以称呼医生,其实有表敬重之意。

  一般认为自北宋时开始将医生称之为“大夫”,但其实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夫—名医姚僧垣,他曾被授予“太医下大夫”之职,故此后人亦称其为“姚大夫”,其著作《集验方》也被称为《姚大夫集验方》。

  姚僧垣,字法卫,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其一生历经南齐、梁、北魏、北周、隋五个朝代,主要生活于北周,故此在《周书》、《北史》中均有其传记。虽然名字中有“僧”,但并非僧侣,而是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父姚菩提曾在梁为官,从二人名字来看,其家族或笃信佛教。姚僧垣医术系家传,因为其父曾患病多年,于是姚僧垣究心医药,颇有医名。梁武帝也喜欢医药,因此常常召见姚菩提切磋讨论,颇为相得。

  姚僧垣自幼学习医术,20多岁开始正式继承父业。梁武帝曾召其入宫当面加以考核,姚僧垣应答如流,令梁武帝大为惊奇。而且姚僧垣做事认真,心思非常缜密,他曾经奉梁武帝之命探视某患者。回来后,姚僧垣详细陈述了患者的各种症状,并记录下了病情轻重变化的时刻。梁武帝不由赞叹:“你的用心详细周密,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拿这种态度来治病,还有什么病治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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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之外,姚僧垣爱好文史,知识广博,但并不耽于章句之学,对于时事也很有自己的见解,颇有才干与政治眼光。因此,虽然遭遇乱世,历经多个政权的更迭,但姚僧垣在仕途上总体上都较为顺利,官位越来越高,地位也日益显贵,被加爵至长寿县公、北绛郡公,所以又被称为“姚公”。

  姚僧垣在当时医名极盛,史书记载其“诊候精审,名冠于一代”,“医术高妙,为当时所推”,从其传记中记录的一些医疗事例来看,确实称得上其效如神。

  刺史伊娄穆因病回京,请姚僧垣为其诊治。其自述症状非常奇特:从腰部到腹部好像被三道绳子绑着,双脚也痿痹无知觉。姚僧垣仔细诊脉后,开了三剂药。伊娄穆服下第一剂,感觉最上面的绳子解开了;服了第二剂,感觉中间的一道绳也解开了;又服一剂,则感到三道绳全部解开。但是两脚依然孱弱疼痛,不能屈伸。姚僧垣又为其合一剂散,服用之后,两脚稍能屈伸。姚僧垣说:“要等到霜降,此病方能痊愈。”果然,到了九月霜降前后,伊娄穆果真能够起身行走,恢复如常。

  周高祖宇文邕某次行军途中,在河阴(今河南孟津)染上了怪病:口不能言,眼睑下垂连眼睛都被遮住无法视物,一只脚蜷缩无法行走。姚僧垣诊断后判断,此系诸藏俱病引起,没有办法一下子全治好,只能分别治疗。由于行军之中,没有比能说话更急迫的事,于是开方进药,高祖服用后便能开口说话。然后针对眼疾开方,目疾即刻痊愈。最后治脚,足疾也迅速痊愈。周高祖痊愈时,大军正好到达华州,于是立刻加封姚僧垣为华州刺史。

  如果说上述事例足可见出姚僧垣的医术之高,那么下面姚僧垣使用大黄的事例则可看出其胆大心细的一面。众所周知,大黄是一味苦寒攻下的要药,具有攻积滞、清湿热、泻火解毒等功效,由于泻下力强,医家往往以“将军”称之来形容其猛。由于其药力较猛,因此医生通常在使用时也都很慎重,因为如果不顾患者的病情和体质,贸然使用,会适得其反而使病情加重。

  梁武帝萧衍曾因发烧,准备服用大黄。姚僧垣劝阻说:“大黄确实见效快,但陛下年事已高,不宜轻易服用。”梁武帝自己略知医药,觉得大黄清火,针对自己的发烧而言很对症,而且当时姚僧垣年纪尚轻,因此并未听从姚僧垣的劝告,坚持服用。结果导致大泻,病情加重,差点一命呜呼。

  后来,梁武帝之子梁元帝萧绎在位时,患有胸腹胀满的宿疾,于是召集众太医商讨治疗方案。众太医对于当年萧衍差点因大黄丢性命之事记忆犹新,因此纷纷主张皇帝龙体至尊至贵,不可轻率用猛药,应当用一些药力平和之药,让其逐渐疏通。而姚僧垣又一次力排众议,认为元帝的脉象洪而实,疾病是积食导致,大黄最为对症。如果不用大黄无法痊愈。梁元帝对于姚僧垣素来信任,于是听信其言。元帝服完大黄汤之后,果然积食排出,疾病痊愈。梁元帝大喜,重赏姚僧垣十万钱,当时的新铸钱以一当十,因此相当于百万巨资。

  同样是药材大黄,患者同样是尊贵的天子,姚僧垣却均能力排众议,作出合适的判断,主要是其对于病情的准确把握。梁武帝虽然表现的症状是热证,然而当时年纪已高,体质虚弱,确实不宜使用大黄。而梁元帝则年富力强,体内又是宿食郁积,也只有用大黄这样的“将军”方能攻克。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其他太医都是通医理者,难道想不到吗?恐怕并非如此,主要还是不敢忤逆君主之意,更怕承担医疗风险吧。

  由于姚僧垣医术高妙,活人无数,声望所及,甚至连藩属国、异域都有闻名求诊者。姚僧垣晚年曾采掇诸家,结合自己的临床诊疗经验,编纂了《集验方》十二卷,多为简要易得、疗效可靠的经验方,流传非常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古代最重要的方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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