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郑文焯和况周颐谁的填词成就更高?

2019-02-11 09:39:35 编辑:Cls 首页

  本书“题词·评语”部分记载了一段词学公案,系关于郑文焯和况周颐中谁的填词成就更高。论辩的一方是吕贞白,另一方是施蛰存、沈宗威和陈兼与[声聪]。首先将四人原文抄录如下:

  况蕙风骂大鹤,嫌过分。组下捧大鹤,亦嫌过分。我殊不喜大鹤,绝非门户之见,实以词才乏重、拙、大耳。(下略)——吕贞白

  大鹤词境清疏,非蕙风可及,吾从蛰翁。——霜柯沈宗威

  大鹤尚有《杨柳枝》咏梅云:“到地春风不肯闲。南枝吹尽北枝残。吴宫多少伤心色,占得墙东几尺山。”何尝不重、拙、大?大鹤藻思哀感,复精声律,造诣在鹜翁、蕙风之上。吾亦从蛰翁。——兼与

  舍按:昔年以《花间》二选就正于吕贞白先生,先生以为清词芜杂,允宜有一选本。然于余评论蕙风、大鹤二家词语,大不以为然,遂签注右所录语。嗣后霜柯沈宗威及陈兼与丈见之,颇不以吕言为是,各有附识,为余张目。今附录三家言于此,以存此一段词论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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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文焯和况周颐同在清季四大词人之列,若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蒋春霖、朱祖谋五人为清词一流作家,则郑、况两人均为二流中之佼佼者。二人词风,本不相同,强行论定高下,实无必要。但二人的词风都有一定典型性,扬郑抑况或扬况抑郑,背后可能反映的是评论者的词学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况两人之高下,似可深入探讨。

  一

  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论辩双方似乎都把“重、拙、大”作为评论的标准:吕贞白认为郑文焯词不够“重、拙、大”,陈声聪则反驳说郑词中也有“重、拙、大”的。本来词体只是对汉语古典诗歌的格式进行了限制,在风格上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认定某种风格(“重、拙、大”)为高,与之相反的(“轻、巧、纤”)就是不好,恰恰是一种门户之见,吕贞白自称贬低郑文焯“绝非门户之见”,妄矣。

  “重、拙、大”的填词主张,系由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力主,一般词学爱好者大概也是从况周颐那里首先见到这三个字的;但最早标举这三个字的是端木埰,后来为王鹏运所继承,况周颐则是从王鹏运手中接过这一主张的。这一主张的提出,有其时代背景在。其时正值常州词派如日中天,常派论词,推崇晚唐五代北宋初期的小令,认为其符合儒家诗教;其中最极端的,专宗晚唐五代,如陈廷焯竟说“晏、欧已落下乘”(本书中引)。在填词方面,他们于是刻意模拟《花间集》,其为首者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这一路径比较需要“天分”,倘才力本不出众,勉力为之,则不免落入无病呻吟。王鹏运讲“重、拙、大”,并在自己的填词实践中遵循,乃是在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中的纠弊补偏之举,后人评论前人作品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词作的准绳,并无道理可言。

  二

  另一个有趣之处,则是双方似乎都默认况周颐的词符合“重、拙、大”,盖因这一主张确实是在况周颐手中发扬光大的。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其实颇为可议。

  先来看况周颐论词。《蕙风词话》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一般性主张和具体评词之间的矛盾:理论上标举“重、拙、大”,实际上又每每称赏尖新小巧的字句。在此仅举一例。《元草堂诗余》载刘天迪《虞美人》:

  子规解劝春归去,春亦无心住。江南风景正堪怜,到得而今不去待何年?

  无端往事萦心曲,两鬓先惊绿。蔷薇花发望春归,谢了蔷薇又见楝花飞。

  况周颐说:“‘解’字亦为之有精神。”实际上这个“解”恰恰是全词中最刺眼的一个字,因为这首词的好处乃是浑然天成,如“江南风景正堪怜”、“无端往事萦心曲”等,都是前人反复说过的意思,而作者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便觉无字句可摘。而“子规劝春归去”也是诗词中常见的说法,这里偏偏加上一个“解”字,突兀地加强对子规的拟人效果,反而破坏了全词浑然天成的特点。但况周颐不知何故,特意摘出此字加以赞赏,实际上是在推崇一个并不十分高明的炼字,和其“拙”的主张相悖。

  既然况周颐在品评他人词作时违背“重、拙、大”,那么况氏自作不能符合其词学主张,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若单以“重、拙、大”为标准,则况周颐非但远不及王鹏运,甚至比不上朱祖谋。我们对比两人的同调名作:

  连夕东风结苦阴,通明帘幕却偎衾,病躯无复酒怀侵。

  止药强名今日愈,探芳越减去年心,月华人意两冥沉。(朱祖谋)

  一晌温存爱落晖,伤春心眼与愁宜,画栏凭损缕金衣。

  渐冷香如人意改,重寻梦亦昔游非,那能时节更芳菲?(况周颐)

  这两首词写的都是一种无法确指的哀愁(朱祖谋在另一首《浣溪沙》中明说“酒悲突起总无名”),可以说题材相近,但风格却差异很大。况词写的是一个人在室内目睹夕阳落下、春光不再、入夜渐冷,涌起对时光流逝的莫名伤感,其基调是轻柔的。一个未经世事而心思细腻敏感的十五六岁少年,也能写出这样的词来。而朱词则充满了韶华已逝、百忧如捣的沉痛,其风格字句,竟神似杜甫,这是词里面从来不曾出现过的一种境界(谭献说蒋春霖是“倚声家老杜”,虚妄之论也,此处不拟展开)。两词相较,毫无疑问朱词的情感更为沉重,所感之事更为阔大。在“拙”的方面,况词的“损”字、“渐冷香如人意改”句,都难脱炼过的痕迹,不像朱词如平常说话。朱祖谋晚年词,洗尽铅华,达到一种“极炼如不炼”的境界,这一点上也比况周颐更胜一筹。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虽然只举了况周颐的一首词,但其情感、风格、语言,在整部《蕙风词》中都具有代表性,实际上与“重、拙、大”的主张相距甚远。

  三

  历代词史中,有几人以“伤心人”著称,其词也特受当代小清新的喜爱,即李煜、晏几道、秦观、纳兰性德、项鸿祚和蒋春霖(后两人在普通小清新中名声不著)。其共同特点,是透露出一种温柔而细腻的伤感,也就是“粗豪”词风的最反面。如前所述,况周颐词实际上也具有这种风格,可以列为第七个“伤心人”。而前述六人,在词风上大致可分为两组:一组情感更为细腻,所写往往是室内所见所闻,以具有普遍性的个人情感为主,即晏几道、纳兰性德和项鸿祚;另一组则往往掺入作者个人的身世之感,风格上也较前者更“硬”,如秦观晚年词往往凄厉,蒋春霖的一些词作(如《琵琶仙》[天际归舟])中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男女之情一齐迸发。况周颐虽也有一些感时伤事之作,但相比而言,明显还是更偏向第一组,特别是和晏几道相似。如其《蝶恋花》:

  柳外轻寒花外雨,断送春归,直恁无凭据。几片飞花犹绕树,萍根不见春前絮。

  往事画梁双燕语。紫紫红红,辛苦和春住。梦里屏山芳草路,梦回惆怅无寻处。

  此词所用意象,如“双燕”、“屏山”、“芳草”等,均为小晏常用,置诸小晏集中,几不能辨。

  郑文焯论词推崇姜夔和张炎。姜、张二人词风也不相同,姜峭拔而张圆润,但二人大体上同属一派,共同的特点是“清空”。从这个角度来讲,郑文焯的词作比较好地体现了其词学主张,特别是接近张炎。如姜、张、郑三人都擅长写秋景,写的景色较为昏暗(这一点和周邦彦有明显区别),使用意象相对开阔;在情感上,虽也有伤心之语,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可奈何之感,而不是陈曾寿式的不甘或蒋春霖式的绝望。特别是张炎和郑文焯同为前朝遗老,故国之思,屡有体现,如郑文焯《虞美人·题燕池落花图》:

  西园旧是沧波苑,几度临花宴。蓬莱宫阙总生尘,犹有一湖春色解留人。

  当年湖上游仙迹,换得伤心碧。麝尘蠹粉满亭池,怊怅倚帘人去未多时。

  观此词末两句,则知作者明知清王朝的沦亡已是既成事实,自己不过追忆往事,徒增惆怅而已,除此之外并不能多做什么。因此,在风格上,郑文焯的词既不像况周颐那样缠绵,也不像朱祖谋那样沉痛,而是在两者之间独具一格。

  四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况周颐词浓艳、近北宋,特别是晏几道;郑文焯词清淡、近南宋,特别是张炎。对两人高下的品评,实际上体现的是重北宋(特别是宋初)还是南宋(特别是宋末)这一被反复论及的话题。晏几道和张炎都是公认的宋词大家,况周颐和郑文焯也都是公认的清词大家,两(对)人孰高孰低,如果一定要论断,背后涉及的可能是对词史的基本判断和把握。本文并不给出我本人的个人观点或偏好,而是在这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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