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抗清领袖以忠臣的角色了却一生

2019-02-13 10:23:39 首页


  侯峒曾(1591-1645)是明末清初的嘉定抗清领袖,他在改朝换代的激荡风云中,以忠臣的角色了却一生,让后人唏嘘不已。除了忠臣,他的身份还有很多,官员、文人、乡贤、儿子、父亲。细读史料,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生远比死更精彩。


  侯峒曾三十四岁考中进士,由于阉党专权、朝政混乱,直到四十三岁才步入官场。他先后担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江西提学官、嘉湖兵备道,加起来不过十年,但每一段仕途都异常精彩。笔者爬梳史料,清晰还原他担任江西提学官的非凡四年。四年中,他经历了宦海浮沉,也昭示了傲然于世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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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嘉定侯峒曾墨迹

  走马上任,不拘一格

  提学官隶属于礼部,正四品,任期四年,虽不是中央高官,却是一省要员。提学官的正式名称是提学参议,俗称督学,统管一省的教育。它的选拔标准是有声望的文官,既要有学问,也要有德行。

  明末的官场上,流行着“命运低,得三西”的谚语,官员普遍痛恨去贫穷落后、民风剽悍的江西、山西、陕西三省任官(《五杂俎·地部二》)。明末的江西,确实失去了昔日的文化繁盛,农民起义频发,科举陷入无序。侯峒曾对江西没有太多排斥心理,原因之一是他的曾祖父、侯家的第一位官员侯尧封曾经在江西为官。

  侯峒曾上任后,按照惯例,第一件事是申明规章制度。他将《学政申约》分发至江西十三府,宣扬朝廷的教化宗旨。

  不同的是,他考虑到官方文件可能沦为空谈,打算做一些改变。他仔细解读崇祯皇帝的敕谕和礼部的条例,与同僚讨论确证,用明晰的文字逐条做出注释,编成一册《江西学政》,将单调的条文变为切实可行的教育指南。

  他的任内多是有关科举考试和地方教化的公务,几乎每一件事都透露出他的为官风格:

  他在袁州主持童子科考试时,考生水平较低,童生的录取名额为五十人,通过考试的才五个人。他没有降低录取标准,将其余四十五人一律降格。

  吉安的东林党弟子李邦华是侯峒曾的好朋友。尴尬的是,在侯峒曾主持的考试中,李邦华的三名弟子全部落榜。考试是糊名制,李邦华对侯峒曾的秉公处理表示理解,而侯峒曾也没有做任何“弥补”。

  当给事中耿始然到江西监督赋税时,地方官员为了掩盖过失,超规格接待他,媚态百出。侯峒曾对他只待以平等之礼,不卑不亢。

  他重修白鹭洲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并修缮南昌大节祠。大节祠是在他的曾祖父侯尧封在南昌为官时奉命修建的,他立碑重修,纪念明初建文朝殉难的十五位江西义士。

  他发现一些江西先贤的学术成就不次于理学家朱熹,便主动联络他们的后人,搜寻他们的遗作进行整理、刻印,并为文集作序。

  赶上荒年,侯峒曾说,辖区内有吃不上饭的读书人是提学官的耻辱。他召集属下,统计各府的贫寒学生,根据贫穷程度划分等级,逐一发给他们补助。

  渐渐地,繁杂的公务如海浪般向他涌来,面前的教育界如同一片汪洋,渺茫无边,深不可测。

  严肃考纪,彻查作弊

  身为提学官,他的职责之一是主持省内的院试,审阅试卷,选拔考生。院试是考生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会试、殿试)之前必须通过的考试。

  院试分两种:一种是岁试,分别在江西十三府举行,一年考一次或三年考两次,通过后成为生员(即秀才)。另一种是科试,在省城南昌举行,三年考一次,生员通过科试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考生明白院试的重要性,无不竭尽心力。透过一张张考卷,侯峒曾看到了层出不穷的作弊行为,决定整治到底。

  侯峒曾认为,雇人替考(“雇倩”)、场外传送答案(“传递”)等几种作弊行为中,替考尤其恶劣。他没有技术手段甄别替考者,只能依靠非凡的记忆力。他监考时,虽一天接触几百名考生,却能将绝大部分考生的姓名和相貌对上号。

  一次,他在南昌监考时,无意间留意过一个名叫徐昌期的考生。十几天后,他主持补考时,看到一个名叫徐鍪的考生长得很眼熟,心里产生了疑问。他仔细回忆,想起此人很像十几天前的考生徐昌期。侯峒曾派人找出徐昌期之前的考卷,放在宽大的袖子中,径直来到徐鍪的号房前。他拿过徐鍪的考卷查看,字迹果然跟徐昌期的字迹很像,心里确定了十之八九

  侯峒曾不动声色,将战战兢兢的“徐鍪”单独带到大堂,让他继续答卷。之后,他把两份试卷一对比,不仅笔迹一模一样,连语气、文风也都一致,便确定无疑。“徐鍪”面如死灰,跪在侯峒曾面前,坦白自己的真名是徐昌期。

  替考者已确定,但不抓到真正的徐鍪,难以立案。事不宜迟,侯峒曾命令下属立刻抓捕徐鍪。下属抓耳挠腮,称不知去哪里抓。

  侯峒曾想了想,命人打开贡院大门,放出第一拨考试结束的考生。他安排下属站到门口,留意门外有没有仓皇向内张望的人。不一会儿,下属发现了在人群中探头探脑的可疑人员,确定此人正是徐鍪,将他绑到了大堂。众人心服口服,听侯峒曾讲述原由。侯峒曾说,雇人替考后哪有自己安心待在家里的,一般都等在贡院大门外,等替考人一出来便着急问情况。

  深入查案后,让侯峒曾震惊的是,案子背后的主谋竟是南昌县学里的一名冯姓公职人员。侯峒曾写了一篇《亲发大奸徐昌期等申详》,向刑部详细汇报案情,他建议除了惩罚徐鍪、徐昌期,还要对衙门里的蛀虫冯某从重发落。

  他在疏文中感慨道,“一群鬼蜮,白日为昏”,本应公正的教育界变成了乌烟瘴气之地。

  重拳出击,叫板“旧例”

  在侯峒曾看来,作弊现象不仅来自考生,更源自科举体系中自上而下不遵守规则的顽疾。他整理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提出了十七条解决方案,包括严管岁试补考、断绝“续案”、禁止改姓名和学籍,等等。

  严管岁试补考,是侯峒曾的大举动之一。提学官在任四年间,要举行两次岁试,本省的生员都要参加。岁试开始前,生病或在外游学的考生可以申请延期,三个月内参加补考。到期不来参加补考的,直接免去生员身份。

  可是,侯峒曾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快到岁试的日期时,江西每个县都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请病假。两年后再次举行岁试时,又有不少人请病假。漏洞在于,请过一次假后,不再参加补考,相当于免试通过,下次就不用再参加岁试了。岁试变成了摆设。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前几任提学官置若罔闻

  侯峒曾下令按考生的学籍彻查一遍,凡是几年内请病假却不参加补考的考生,统一安排补考。结果,参加补考的人达到两千多,遍及全省。一些官绅的门生子弟联合反对,侯峒曾不为所动,严令执行。补考过后,少数优秀考生获得了奖赏,被免去生员身份的考生约两千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贵族子弟。

  侯峒曾的举动果决有力,但也引来很多人的微词。他的朋友马世奇听说后,对他说,一场考试黜落两千人,等于断了很多寒门子弟的活路。侯峒曾听了,有些不安,问马世奇怎么挽回。马世奇替他想了个“招覆拔等”的办法,用八股文以外的诗、赋、书、论等文体重新考试,挽回了大部分考生(侯峒曾:《与马素修书》)。

  好的结果是,又一次岁试到来时,通过请病假等手段逃避考试的人大大减少了。

  窜改考生名次,也是科举体系中的一种不良现象。考官擅自更改名次,已成“旧例”,受到历任提学官的默许。侯峒曾深感痛心,规定“草案”发出后,除了武艺和品德成绩可以变动外,其他成绩一律禁止更改。他的命令一下,有人暗示他要遵循“旧例”,被他严词拒绝。

  侯峒曾面对的科举弊端中,还有一条是擅自更改姓名和学籍。在江西,考生更改、转卖姓名和学籍,成为一股风气。侯峒曾收到了一摞要改姓名或学籍的申请书,一概置之不理。碰上同时要改学籍和姓名的,他把申请书转交下级审查,查出不少人,全部处以警告。

  侯峒曾的强硬风格,给江西教育界带来不小的波动。他冷若冰霜的神情,让每个府的官员非常紧张。有人笑脸相迎求他办事,有人对他望而生畏,也有人暗中恶语诽谤他。

  冷面无私,遭遇挑战

  江西共有三座藩王府,其中建昌府的益王朱慈炲以飞扬跋扈著称。恰巧,侯峒曾主持建昌府考试时,益王的两名宗生没有通过岁试,即将失去贵族的身份。益王给侯峒曾写信,请他通融。

  侯峒曾回复了一封长信。他说,自古以来,皇族子弟参与学校的学习、考试,已经比平民多了不少优势。既然在校读书,就应该遵守学校的规则。况且,皇室宗亲数量庞大,得罪皇帝的藩王会被削籍为民。他客套一番,奉劝益王教诲藩内的子弟努力上进(《侯忠节公全集》卷二)。

  益王又托人找侯峒曾求情,照样遭拒。他打算和侯峒曾见面时再出招,因为按规矩,地方官员到了藩王的地盘上,必须登门拜会。

  侯峒曾的儿子玄瀞详细记录了二人见面的戏剧性场面(《侯忠节公全集》卷二):

  侯峒曾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益王府。大门外,同僚劝他先引咎自责。侯峒曾没回应,缓步进门,拾阶而上,进入大殿。

  侯峒曾坐定后,看到益王脸色铁青,不发一言,他只能先开口打破僵局。他回忆了益王的父亲当年受封藩王时,自己的父亲侯震旸曾支持老益王,两人有过友好往来。益王听了,面无表情地应声。

  之后,两人谈及天下大事。侯峒曾眉头一皱,说了一句:德王殿下在济南好好的,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原来,在刚过去的冬天,山海关外的清人攻陷了山东济南,将占藩济南的德王府焚烧殆尽。德王被抓走,族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掳。世人都知道德王粗暴蛮横,所以他的遭遇并未引起太多同情。

  益王变得很不自在,许久才缓缓地说:您手下误把本王府的两名宗生罢黜为民,是不是该责罚他们?

  侯峒曾答道:这些手下执行的是上级命令,上级奉行的是万历皇帝当年颁布的法令。殿下想责罚他们,为何不直接禀告皇上?

  益王愕然,语气缓和了些:这事儿不能破格吗?何必一概绳之于法?

  侯峒曾回答:法律一旦执行,就是皇帝也不能干涉,何况殿下。

  他再次阐述了之前回信中的观点,终究没有松口。

  益王身边的侍从面面相觑。侯峒曾站起身,礼貌地带着儿子与益王告辞。

  益王府外,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围观。他们感叹平日里官员见到益王先畏惧三分,侯公居然敢当庭据理力争。

  据侯峒曾的年谱记载,除了益王的挑战,侯峒曾还遭遇过同僚的指摘。

  到了朝廷考评地方官的时候,与侯峒曾不和的江西籍官绅动用京城官场的人脉,举行“清议”,联合中伤侯峒曾。有人批评他经常破格录用考生,带坏了考生的习气;也有人说他偏袒写文章独辟蹊径的考生,使八股文体失去正统的格式。

  侯峒曾的官员朋友徐石麒、马世奇、徐汧鼎力帮助他,站在他的立场上与对方辩论。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任官的江西籍人士旷鸣鸾,虽与侯峒曾没有来往,但赞赏侯峒曾的为官风格,拉拢了多位江西官员帮侯峒曾说话。

  在唇枪舌剑的争论中,吏部做出裁决,判定侯峒曾为官清廉,政绩优异,才平息了这场纷争。

  “绝交”精神,后世可鉴

  侯峒曾卸任后,江西读书人将他崇祀在白鹭洲书院内,盛赞他在地方教化上做出的贡献。南昌的名宦祠内,也有他的一席之地。地方志记载,江西百姓用“公明”一词称颂他,说他是几十年从未有过的提学官(雍正《江西通志》,卷五十八)。

  江西提学官的四年仕途,让他至少两次获得皇帝的褒奖。一次是他在任期间,把自己写的教育改革疏文递交礼部。崇祯皇帝看到后,鼓励他秉公执法,不要担心诽谤。另一次是他卸任后,吏部在全国选拔了五位为官廉洁、政绩卓越的地方官员,侯峒曾为其中之一,受到皇帝亲自召见。

  也许很多人不理解侯峒曾近乎顽固的为官风格,对此,侯峒曾对儿子玄瀞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仕宦者,交游所归也,惟督学不然。必人人致一绝交书,而后督学可为也。”(《侯忠节公全集》,卷二)要担任合格的教育官员,就要有与人“绝交”的精神,这句话值得后世无数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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