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范仲淹为何被贬?

2020-08-02 13:01:20 首页

  1043年,内外交困的宋仁宗考虑改革。他想起了范仲淹

  几天后,范仲淹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军事建议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谓的“庆历新政”。其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个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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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宋代科举取仕名额出奇的多。就取仕人数来看,唐代一次不过三五十人,元代只有六七十人,而宋代一次便录取四五百人,数量可谓空前绝后。但是,科举出身好歹要考一考,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出在“门荫”制度上。

  “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就是俗话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历朝通例。

  除此之外,还有“纳粟”。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这慢慢成了制度。

  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郢州调研时发现,当地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才能办公,三年下来,州政大坏。接替他的刘依也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因此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第二条就是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同时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就是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

  范仲淹、富弼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三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三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同时,范仲淹派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置贪官庸吏。

  范仲淹撤职不合格的干部时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

  一旦动真格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开始暗中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甘肃地方官滕子京和张亢就被弹劾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起而为他俩辩护。一个御史中丞认为对滕、张二人处理太轻,闹辞职,仁宗便再次将滕、张二人贬官。

  再就是栽赃诬陷。两朝老臣夏竦反对革新,因而被名士石介指责为大奸。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身边一个丫鬟也精于此道。庆历四年,他唆使这个丫鬟模仿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写的信,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的意思。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可内心也不由得犯起了嘀咕。

  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结党,搞非法组织。

  副宰相贾昌朝、夏竦等大官僚暗中串通,指使谏官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这一告,触到了北宋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在九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物以类聚,自古以来,在朝廷上,正、邪也有两党。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同时也是在挑战仁宗的底线。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庆历新政来说,就等于自杀。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堂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下决心将范仲淹逐出朝廷。

  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次年正月,宋仁宗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任命他为陕西安抚使,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同月,仁宗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州;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欧阳修则被贬官到安徽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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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儿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等到20多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安石总结庆历新政的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必然会中途失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仁人志士,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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