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当官靠抽签?揭秘明朝的抽签选官方式

2021-01-25 17:40:01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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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丕扬在万历年间出任吏部尚书,当时六十二岁,其职责就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明朝名义上没有宰相,尚书是最大的官。

  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他创建了抽签法,明朝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无论贤愚,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一个聪明的正派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

  礼部尚书于慎行对孙丕扬批评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舍;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简直可笑。于慎行的批评还考虑到了上任路途远近的特点,顺便说一下,那时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笔债,在工资不高的条件下,还债压力很容易转化为贪污的动力。因此,这个距离关系到“德”。

  明朝大学士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用这套办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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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丕扬谁都不怕,唯独怕太监。千千万万的文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是,于是发明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

  宦官在名义上没有孙丕扬的官大,孙丕扬是正二品,宦官的头子不过是个四品,而且宦官是不允许干预政事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宦官干预政事者斩。朱元璋也废除了宰相制度,并说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灭九族。如此说来,孙丕扬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任何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朱元璋废除宰相,就等于迫使他的子孙亲自出面管理国家。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资产所有者亲自出面管理一个大企业的制度并不是一个好制度,更何况管理一个国家。这是个体户的思路,这个思路容不下专业分工的出现,不承认臣民之中有管理人才。(现在,大企业都会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这叫专才专用。)

  在这种制度下,禁止外人插手代理,那皇帝又如何?从小生长在深宫内院的皇太子,对民间实际情况的了解必定是肤浅的,他只有一套教条和理想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皇帝,很少有能力强的,要不就是有德无能,要不就是无德无能。以上两种皇帝都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协助他处理六部首脑提出的复杂问题。

  皇帝批阅奏章,首先要由皇帝的秘书(内阁大学士)看一遍,替皇帝草拟一个处理意见,用小纸条贴在前面,这叫拟票(现在官场用的“拟同意”可能就是出自这里)。之后呈到皇帝手里,参考大学士的意见口授旨意,太监持红笔记录,这叫批红。呈送奏章的人不如提建议的拟票人权力大,拟票人不如拿红笔写批示的人权力大,批红权大于拟票权,特别是在皇帝又懒又好糊弄的条件下。在这种情况下,宰相权实际就到了宦官手里,行政权力的重心悄然转移。

  不知不觉中,朝廷决策、官员进退,都把持在宦官手中,不许干政这些屁话,早就成了一纸空文。名义上权力在皇帝手中,但是皇帝不能干,不肯干,这时候,在没有合法的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条件下,行政大全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顾问和随从手里了。这是潜在的规矩,确是真正管用的规矩,不懂这个规矩的人将在官场上碰的头破血流

  明朝必定出现一个灰色的权势集团,这个集团有能力让正式制度的维护者给他们让路。孙丕扬不愿意让路,但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让路。双方较量的结果,就是孙丕扬带头放弃自己手里的安排干部的权力,放弃肥缺的分配权,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标准安排干部,一切由竹签和当事人的手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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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制度一样,都是舍弃了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择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运气的肥缺分配制度。这两种制度还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够资格,够年头,然后才轮的上你抽签。

  论资排辈起源于北魏时期,当时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很多,又有羽林军入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计算,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一官,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了。于是有个叫崔亮的官员采用了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对,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

  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压力集团的,是被迫让步。明朝末年,孙丕扬也同样面临着权势集团的压力,抽签也是不得已。这两位相隔一千余年,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却相同,一个很明白的问题竟然用一千年也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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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有三个层次的选任官员的方式。表层是理论上的选贤任能,中层是论资排辈的抽签,底层是权势集团的私下请托,或者叫走后门。

  明朝官吏的“工转干”大部分都是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进行的,吏部的一个吏员的肥缺就价值上千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县太爷二十年的名义工资。权贵们收了人家厚礼,经常点着名安排某个人到某个位置。在孙丕扬生活的万历年间,如果某人从官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你想让他推荐你接任,即使你的学历资格都符合条件,也要交五六百两银子的推荐费,这相当于一户自耕农二十年的收入。还有一种形式,大家先凑钱买个官当,按入股的比例分赃,(如今的名媛圈凑钱摆拍和这个性质差不多)。他们花了巨大代价坐上了官位,最后买单的还是老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句话在哪个时代都不为过。

  在上述情境下,我们设身处地为孙丕扬想一下,就会发现他胆识过人。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就是论资排辈加抽签。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每个人都会变老,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在此条件下再进行抽签,把前程交给上天安排,天意是人人都尊重的,也不会有人反对。

  当然,权贵们的路并没有被孙丕扬堵死,考选只是官员升迁途径之一,还有一条途径是保举。为了弥补考选不足,京官五品以上都有权保举官员。被保举者的升迁调用没有年头和资格的限制,也不用抽签。为了争取保举名额,有的人不惜花三千两银子来争取。

  在明朝的最后几年,崇祯皇帝觉得抽签选上来官员实在不好用,就大力提倡保举,第一批保举出来的人还不错,不过接下来便一塌糊涂了。李自成破陕西,京都大震,明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官员中大肆行贿事件还在上演,崇祯就又采取抽签制度,当时许多地方已成废墟,有的地方危机四伏,不管是什么地方,一旦抽签抽中,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励精图治、与朝廷共命运的崇祯皇帝最后关头都不得不采取抽签制度,可见皇帝本人和孙丕扬一样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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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上的各种关系都摆平了,那么下边的老百姓又如何呢?老百姓缴了皇粮国税,官员是不是就应该为老百姓服务呢?不会,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需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构不成一个压力集团,就是一盘散沙而已,考虑他们也是多余。

  作为政权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论和原则上非常重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这一套,老百姓也会十分幸福的,当牛做马虽然免不了,皇亲贵族们好好对他们,给口饭吃好好养活着也行。有一个好牧人,好好替天子放牧,把握好屠宰数量,这样老百姓当奴隶也能当的美滋滋。但现实是,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什么也传不上去,上边什么也不知道。豺狼虎豹混进牧人队伍中,把牛羊们吃得断子绝孙,这是最黑暗的潜规则,这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介于白色规则和黑色规则之间,沿着这条规则上来的放牧者就是大杂烩,好人坏人都有,老百姓赶上谁就是谁。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孙丕扬等人努力为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政治成果。这个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称之为成功,也可以称之为失败,这大概也是各朝各代能维持二百多年,最后却难免灭亡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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