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起义那么多 大多数为何都是老乡跟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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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著名的起义事件有很多，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在大多数起义事件中，首领与其麾下因志同道合聚义揭竿，在起义之前二者未必有亲族、同乡或邻里的关系。

　　不过也有例外，秦末农民起义之后，包括刘邦、项羽在内的诸多割据势力，他们所启用的重臣大将多为首领的亲族、邻居或同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得从当时的“邻里关系”说起了。

　　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朝)的社会组织十分严密。商鞅确立了“连坐法”，将邻里的关系捆绑到一起。

　　卫鞅一派的法家认为，要使君主政权达到“至治”，必须使得“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就是说，最亲密的夫妻和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而要向政府检举揭发，使得任何“恶”“非”都不能隐匿。只有这样，“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

　　“连坐法”的内容包括：禁止父子兄弟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凡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以上男性劳动力，则男性劳动力必须分居，“自立门户”。此外，还要以军事组织的方式，将全国的吏民编入编制。五个家庭，被划为一“伍”;十个家庭，被划为一“什”。

　　甚至于，老百姓想要搬家，必须通过向上级报备，禁止擅自迁居。除此之外，每一个“伍”和“什”的成员，都要监督其他家庭，倘若出现擅自迁居的情况，必须要向上级检举揭发，倘若没有汇报情况，那么，同一个“伍”和“什”的家庭都要受到牵连。

　　这种严苛的法令，将农民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几乎失去了外出的自由。通过这种方式，秦国顺利地控制了国内的劳动力，保障了赋税收入的同时，还能防止流民带来的诸多时弊。

　　这项政策表面看来有助于国家发展，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未必。

　　在“连坐法”的约束下，邻里之间为了不因为对方的过错遭到株连，就得加强交往。当时的邻里关系可谓创造了“上下五千年之最和睦”，每天邻居之间都要相互串门。早上起来，去邻居家看看，问一句“你吃了没”。中午吃完了饭，再去邻居家逛逛，拉拉家常。晚上休息之前，还要去邻居家拜访。当然探望邻居只是掩饰，关键要顺便看看邻居家里有没有逃跑的人丁。

　　一旦邻居家里出现了“失踪人口”，那么，便要第一时间将情况汇报给当地政府，避免自己遭到牵连。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监视，在短时间内的确起到了一些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然而，人都是社会动物，怎能被局限在“伍”和“什”这样的狭窄范围内呢?更何况，谁家还没有点隐私或不检点的行为呢?如此这般，你检举我，我告发你，无休无止，永无宁日。

　　商鞅之流琢磨出一套折腾老百姓的连坐法，难道老百姓就得甘心受制于人吗?

　　这是不可能的。

　　秦始皇的暴政，让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憋着一股怒火。陈胜吴广站出来后，那些从起义事件中看到了希望的老百姓纷纷群起响应。于是乎，“连坐法”非但无法起到稳定社会治安的功效，反倒为起义家提供了便利条件。

　　每个老百姓，都对“连坐法”噤若寒蝉，倘若有邻居做出了一些不法之举就要去衙门举报，要不然就得遭到牵连家破人亡。然而大伙都活在饱受暴政压抑的天空下，谁都没有办法忍受朝廷的荒唐政策。所以，街坊邻里干脆凑到一块，大伙一起造反。

　　这样一来，邻里关系变得愈发紧密，密切到大家同时“作奸犯科”，站出来反抗暴秦。可以说，刘邦、项羽这两名起义家，最要感谢的就是商鞅他老人家。倘若，商鞅没有颁布“连坐法”，他们的“创业”过程相比会相当艰辛。

　　刘邦麾下，早期尽是一些当地小流氓，如樊哙之流。项羽麾下，亦是一票“江东子弟”。这些起义家在举事之前，没有什么家世背景，也没有太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连坐制”，让乡里乡亲都跟着他们一块造反了。对于那些老百姓来说，既然刘邦、项羽起义，自己无法检举揭发肯定会祸及家人，倒不如跟着他们一块放手一搏。

　　在邻居看来，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造反和不造反。不造反的话，绝对死定了，朝廷会以“连坐法”将一众邻里抓起来问罪。造反的话，反倒会赢来一丝生机，万一跟对了人，打下了江山呢!更何况，第一批加入刘邦、项羽集团的邻居，将来肯定能享有更高的地位，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由项羽、刘邦掀起的“邻里造反”形成一股浪潮，颠覆了暴秦统治。

　　参考资料：

　　【《连坐法定义》、《秦律·法律答问》、《商君书》、《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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