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拥有八十万的禁军 宋朝为何会被西夏吊打

2022-05-17 11:50:28 首页

  对宋代西夏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坐拥八十万禁军,一战不如一战,宋代为何被小小西夏吊打?

  导语

  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西夏与宋代关系彻底破裂,很快陷入战争。从1040年到1042年的三年时间内,双方爆发多次大战,从三川口之战到好水川之战,再到定川寨之战,宋军竟三战三败,伤亡惨重,不得已与西夏达成和议。坐拥八十万禁军的宋代,为何三战皆墨,“一战不及一战”,被小小西夏吊打?深入分析其中原因后就会发现,宋代的被动挨打一点都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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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与辽、西夏对峙图

  宋夏战争略述:三战皆墨,一战不如一战

  1、三川口之战:夏军围城打援,宋军伤亡万余

  公元1040年正月,西夏扬言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雍上书朝廷请求增援,李元昊又使用诈降之计,诱使范雍放松警惕,发动突然袭击,攻破延州外围据点,进而包围延州,然后围城打援,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设下埋伏,一举击溃宋军一万余众,两名统帅刘平、石元孙一死一俘,幸亏天降大雪,西夏大军补给不足,被迫撤军解围,延州才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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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川口之战示意图

  2、好水川之战:夏军诱敌深入,宋军全军覆没

  三川口之战后,宋仁宗撤了范雍的职,用名臣韩琦范仲淹协助夏竦守边。范仲淹和韩琦在对夏策略上分歧严重,范仲淹主张以防御为主,韩琦却主张进攻,宋仁宗求胜心切,选择了支持韩琦。

  公元1041年二月,韩琦听闻西夏将进攻渭州,便派兵抄截夏军后路,没想到狡猾的李元昊早就设下埋伏,他设计诱敌深入,宋军则轻敌冒进,在好水川进入西夏的埋伏圈。夏军突然杀出,打得宋军丢盔弃甲,主帅任福壮烈战死,阵亡六千余人,夏军乘胜大掠而去。

  好水川之战后,本是汉人的西夏宰相张元赋诗一首,把对手彻底讥讽了一番:“夏竦何其耸,韩琦未有奇,满川龙虎走,犹自谈兵机”,宋代君臣听说以后,竟无言以对。

  3、定川寨之战:夏军以逸待劳,宋军伤亡惨重

  好水川之战后,宋代调整策略,采取了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政策,但这一调整尚未见效,宋代又迎来一场惨败。公元1041年闰九月,西夏兵分两路,进攻宋代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渭州知州王沿派大将葛怀敏率兵迎战。这次双方正面接战,葛怀敏轻敌冒进,在定川寨被夏军包围。夏军毁掉木桥,截断宋军退路,又断绝了宋军饮用水源,迫使宋军不战自乱,不得已选择突围,混战之中,葛怀敏等十多名将官战死,阵亡九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夏军大举入寇,大肆掠夺一番后方才退兵而去。

  短短三年时间内,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宋夏三次交战,宋军三战三败,伤亡惨重,震惊朝野,“恐夏症”一时在宋廷蔓延开来,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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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川寨之战示意图

  宋代惨败原因:天时、地利、人和,全面处于下风

  宋代一向以“冗兵”著称,而“冗兵”在宋仁宗时期达到顶峰。宋夏战争前夕,宋代大军总人数高达一百多万,其中禁军就有八十多万,同时期西夏总人口才不过三百万。建国八十余年,坐拥八十万禁军的宋代,为何被一个小小西夏吊打?其实,宋夏战争还没开打,胜负就已经注定了。

  原因1:宋代承平日久,高层懈怠,军备松弛,西夏图谋已久,突然发难。

  宋代经过赵匡胤赵光义哥俩的开拓,到宋真宗时已经进入守成时代。澶渊之盟后,宋辽实现长期和平,宋真宗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又是降“天书”,又是封禅泰山,又是祭祀后土,“一国君臣如病狂”,宋面对咄咄逼人的李继迁,宋真宗没有采取得力的进讨措施,反而妥协退让,将夏、银、绥、宥、静等五州之地白白送给李继迁,为西夏崛起奠定了基础。

  李继迁死后,儿子李德明继位,他依照李继迁的遗嘱,同时向辽、宋称臣,以和平麻痹宋代,不断向西扩张势力;宋代承平日久,君臣懈怠,庸碌无为,既缺乏危机意识,坐视西夏壮大,又缺乏改革精神,因循守旧,面对“冗兵”现象,不敢大刀阔斧改革,大军人数虽多,却军备松弛,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反观西夏,经过李继迁的奋力打拼,李德明的韬光养晦,李元昊的锐意进取,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已经具备了与宋代掰手腕的实力。蓄谋已久的西夏一旦猝然发难,宋代自然猝不及防。

  原因2:宋代统治集团思想不一统,是和是战,是攻是守,缺乏明确方案。

  西夏的发难并非毫无征兆,李元昊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废宋代赐的姓氏、名号,对内不用宋代年号,下“秃发令”,禁止国民留长发;大举动员,在宋辽边境部署重兵,释放出出称帝独立、对外作战的强烈信号。即便从1038年李元昊建国称帝开始算起,到1040年宋夏战争爆发,中间也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李元昊遣使上表,要求宋代承认其皇帝称号,野心昭然若揭。

  如果宋代在李元昊继位之后的数年时间里,保持足够警惕,做出相应准备,制定一个一统明确的对夏策略,应该不至于像后来败得那么惨。但宋代统治集团分成两派,在如何对待西夏是和时战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有的主张安抚,有的主张备战。宋夏战争爆发前夕,宋代以夏竦、范雍经略西北边事,夏竦提出“缮兵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的长期防御方针,但宰相张士逊等人却妄想速决战,一举剿灭西夏。宋仁宗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他优柔寡断,面对大臣的争执首鼠两端,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出明确意见,也一统不了思想,坐失抓住战役主动的良机。

  战争爆发后,宋代高层仍然争议不断,范仲淹等人主张积极防御,韩琦等人主张主动进攻,朝廷高层认为“边臣之情,务夸勇敢,耻言畏怯,区区过慎,坐老吾师”,宋仁宗则是墙头草,随风倒,先是支持韩琦的进攻主张,遭遇好水川惨败后又转而支持范仲淹的积极防御。当宋代君臣在和战攻守的问题上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下,拿不出一个明确方案时,西夏却认准“打”这一条路走下去,李元昊也不搞什么民主,他说一不二,一个人的意见就是西夏的唯一战略。如此对比之下,宋代不败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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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景宗李元昊雕像

  原因3:宋代军事体制存在缺陷,将从中御,兵权分散,将帅不协。

  宋代的军事体制由宋太祖宋太宗奠定基础,特别是宋太宗赵光义实行“将从中御”的驭将之术,喜欢分散统兵将帅的兵权,在一个军事战略区内设置多路将帅,又不设总指挥,让他们互不隶属,互不统辖,从而制约将帅,防止其拥兵造反。宋真宗、宋仁宗将“将从中御”奉为“祖宗家法”,坚定不移地执行。

  宋夏战争期间,宋代先将西北军事区划分为两路,即泾原秦凤路和鄜延环庆路,由夏竦、范雍分领,两人官职相当,互不统辖,不能相互支援,好水川之战前夕,范雍请求增援时,不能直接调动夏竦麾下兵马,必须上书朝廷,才能请求增援,导致好水川之败;后来,宋廷汲取兵权分散的教训,以夏竦总管陕西,韩琦、范仲淹分管两路,作为夏竦的副手,但韩琦、范仲淹意见不一致,作为其共同上级的夏竦先是支持范仲淹,后来又迎合宋仁宗的意见,支持韩琦主动进攻,又导致三川口之败;再后来,宋廷撤了夏竦的职,不设方面总管,将两路各自一分为二,分为泾原路、秦凤路、鄜延路、 环庆路四路,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分领四路,互不统辖,进一步分散指挥权,又招致定川寨之败。

  综观宋仁宗在位期间的宋夏战争,绝大多数时间内,宋代沿边各路将帅都是互不隶属,不相统辖,缺乏能总管各方、一统指挥的方面大帅,甚至出现将帅不协。反观西夏的李元昊,不管你有几路将帅,我只管一路来攻,大军也只有我一个统帅,对比之下,谁的效率更高,高下立判。

  原因4:宋代缺乏精锐骑兵,机动性差,分散防御,战略上处于劣势。

  西夏是党项建立的国家。党项是古羌族的一支,很早便生活在青海、甘肃的黄河流域一带,过着原始游牧生活。游牧民族天生擅长骑射,党项曾在唐代时帮助出兵帮助平定黄巢起义,战斗力十分强悍。西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实行全民皆兵制,族人闲时为民,战时当兵,遇有征战,自备马匹装备,粮草衣食,没有粮草辎重部队拖后腿,粮草不足时则在战区掠夺物资作为补给,因此他们的部队机动灵活,兵强马壮,其精锐重装骑兵号称“铁鹞子”,既擅长长途奔袭,又在大西北的复杂地形中闪转腾挪,来得快,去得也快,经常利用地利优势掩护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宋军难觅其踪。

  反观宋代,由于丧失了对幽云十六州和大西北的控制权,严重缺乏马匹,骑兵数量不足,在宋夏战场上只能以步兵集团防御,机动性很差,靠两条腿在丘陵地带步行,对突来突去的西夏骑兵望尘莫及,造不成任何杀伤。更重要的是,尽管宋代在宋夏边境部署了30万禁军,但由于边境线漫长,宋军不得不分散兵力,驻守在近千公里的战线上,又不舍得放弃城池据点。只要对方集中进攻一点,宋军便被牵着鼻子走,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在相互救援中兵困马乏,被敌人抓住机会予以歼灭。处在防御位置的宋代原本就处于战略劣势,加上缺乏骑兵,更是容易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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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的精锐骑兵

  原因5:宋代缺乏卓越将帅,文官少略,武将寡谋,战术僵化。

  宋代崇文抑武,不以武人为一路主帅,无论夏竦、陈执中、范雍,还是韩琦、范仲淹、庞籍,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他们之中,只有夏竦、范仲淹富有军事谋略,其他人则寡于计谋,缺乏军事经验,不懂战术,大多时候只是纸上谈兵,胡乱指挥。宋代的武将则一味勇武,同样缺少谋略,如刘平、任福、葛怀敏等都是粗勇之人,一逢战事,便恃勇而骄,轻敌冒进,屡屡中计,每每惨败。

  与宋代将帅不擅军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元昊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奇才,他虽然没读过孙子兵法,却深通用兵之道,擅长运用地利之便,发挥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跟宋军大打游击战、运动战,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中,李元昊运用了“声东击西、围城打援、诱敌深入、设伏聚歼”等战术战法,有的还是重复使用,几乎一个套路,却屡试不爽,而宋军不知吸取战败教训,屡屡上当受骗,中了西夏大军诱敌深入之计,战术僵化,不知变通,充分显示出宋夏双方将帅在谋略和战术上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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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名臣范仲淹画像

  结语

  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在战争之中,而在战争之外。无论战略战术,还是体制制度,以及大军战斗力,宋代对西夏都全面落于下风,因此宋夏战争还没开打,胜负就决定了,宋代屡战屡败早在预料之中。当然,西夏也有致命缺陷,就是综合国力不如宋代,后勤保障能力差,打得起耗不起,所以在三大战役后,宋夏双方终于达成和议,宋代再次花钱买了和平。后来,范仲淹等人针对西夏的用兵特点,总结教训,调整策略,提出了自己的御敌之策:“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完,当留土兵以守之。”“如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比之朝去暮还,此为稍便。”

  范仲淹这一策略的精髓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守为攻,逐步蚕食”。事实证明,这一调整是积极正确的,也被后来的皇帝沿用。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时期,宋代进一步优化积极防御策略,通过实施“浅攻”不断挤压西夏生存空间,彻底扭转了宋夏战争的不利局面,一举取得战略优势。

  参考资料:《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西夏书》、《中国历代战争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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