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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战役

  12月21日,被围的川鄂边区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及16兵团副司令官曾元在金堂地区首先宣布起义,这是四川境内国民党被包围部队瓦解的开始;24日,敌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残部在郫县、安德起义;25日,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27日,国民党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也派出代表,到简阳与解放军商谈投降事宜。这些将领的起义,使龟缩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一片混乱,土崩瓦解。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字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

  5岁读私塾,12岁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5岁时因父病故、家庭困难,被迫辍学务农,饱尝生活艰辛,立志“拯民于水火”。[2]

  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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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际,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1912年2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10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

  1912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

  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底,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

  1916年3月,在指挥攻打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在疗伤过程中,他为了不损害脑神经,强忍钻心的疼痛,坚持不施麻药,被为其主刀的德国医生赞叹为“军神”。

  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5师第9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

  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1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素负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在历时167天的起义过程中,他调兵遣将,进退有方,安民治政,措置裕如,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四川军阀部队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

  土地革命

  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7月下旬,秘密转赴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刚到苏联时,为攻克俄文关,他“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1930年夏,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

  1932年1月,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期间,撰写《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并翻译多篇苏军教材和理论文章,促进了红军干部军事素质的提高。

  1946年2月,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等合影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而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第5军团参谋长。

  长征初期,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执行后卫任务,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

  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5年1月,指挥先遣部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甩开了敌军主力,使伤亡大半、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短期休整。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直插云南北部,并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5月,兼任红军先遣队司令,同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进入大凉山,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继而指挥所部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红军北上的通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

  抗日烽火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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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部奋战在太行山上。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他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来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他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蚕食”和残酷“扫荡”。与此同时,他率部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牢牢把紧太行山这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使“平辽半壁山”得以免遭敌寇的蹂躏涂炭。

  1942年,他与邓小平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

  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95年8月,日本投降后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11月,率部发起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歼北犯的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打破了蒋介石北进的战略企图,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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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邓小平在一起内战全面爆发后,兼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指挥所部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1947年6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300里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他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指挥部队经过28天连续作战,取得歼敌4个整编师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途经汝河时,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并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随后,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继而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逐步在鄂豫皖边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实现了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的最好前途——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1948年5月起,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他战前提出:“我们的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战役第一阶段,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他和邓小平、陈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地指挥部队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之敌完全陷入孤立。接着他和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成为准海战役承前后的关键一仗。整个淮海战役以歼敌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而告终,大大地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建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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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与毛泽东主席天安门城楼上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实施京沪杭会战,并亲自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分三路直出浙赣铁路,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1月,与邓小平率部进军西南;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他出色地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各个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近半年的时间内共歼敌约90万人,解放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康省大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伺机反攻的企图。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了剿匪作战和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50年11月建议并受命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宵衣旰食,手不释卷。他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他在教育训练军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1954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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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1959年,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直至耄耋之年,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适时为中央军委、总部出谋划策。他提出的许多极富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建议,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2主要贡献

  参与战役

  辛亥革命与讨袁护国

  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4]

  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北伐与土地革命战争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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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闇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参与长征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

  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形势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

  军事教育

  创办军校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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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军事作风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教学原则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师资教材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

  1951年12月,刘伯承元帅来八一厂视察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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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故知新——孔夫子说的。

  四十年前发生了一件让中国如今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事情,当然就是改革开放,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很多决策可能对今天都很有发性,而当时邓公的讲话,如今依然发人深省。时局维艰,首当其冲的,依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去根据新形势,作出新决策,继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今天转载一篇邓公40年前的讲话,《人民日报》当年刊发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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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同志们: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01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02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03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04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引进项目要有几定,原有企业也要有几定。现在打屁股只能打计委、党委,这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打到具体人的身上才行。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

  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让我们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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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战役,在解放祖国大陆作战中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战役,此次作战刘伯承与贺龙以大迂回大包围动作,将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敌军合围于成都地区此役彻底歼灭了胡宗南集团和川境国民党军,打破了蒋介石割据西南的迷梦,蒋介石从成都逃亡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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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于1949年11月1日发起向川黔进军作战,以第3兵团主力与四野一部,由湘西常德和鄂西地区挺进川东,在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后,于30日解放重庆。同日,蒋介石由重庆飞逃成都。以第5兵团和第3兵团第10军由湘西邵阳地区挺进贵州,在解放贵阳、遵义后于12月3日迂回川南泸州、纳溪等地,截断了位于秦岭地区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敌退往贵州的道路。

  第二野战军这种神速动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慌忙命胡宗南集团由秦岭 向成都地区撤退,迫不得已时再退往云南或逃亡国外。胡宗南集团辖第5、第7、第18三个兵团,总兵力约20万人。他退往云南的道路有二:一是经成都、新津、乐山、宣宾;一条是经邛崃,雅安、西昌。刘邓首长当即判断,包围胡宗南部的关键,在于迅速占领乐山、邛崃。

  刘伯承于是立即令第10、第16军由纳溪地区向西急进,迅速占领乐山、井研、荣县;以第11、第12军,自重庆地区经内江西进,抢占邛崃、大邑。至12月20日,第16军占乐山,第12军占领大邑、邛崃,第10军进占蒲江,第11军前出简阳,第18军进占眉山,第50军进占遂宁。从而完全截断了胡宗南部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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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贺龙、周世第指挥下,于秦岭地区完成抑留胡宗南部任务后,当胡部加速南撤时,随即分兵3路,猛追逃敌。至12月11日,第62军进占武都,第60军进占勉县,第61军进占汉中。随后,各路部队经川北向川西挺进,并迅速占领江油,绵阳,巴中一线,至此,胡宗南集团和川境其他敌军30余万人,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于成都地区,使其陷入了插翅难飞的境地。逃往成都的蒋介石,眼看割踞西南的美梦已完全破灭,遂于12月10日飞逃台湾,从此一去再不复返了。

  在我军争取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于12月9日率领所部分别于昆明、雅安、彭县等地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第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于21日到25日分别在什邡、彭县、德阳率领所部宣布起义,第18兵团李振所部于27日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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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胡部第5兵团李文所部仍继续顽抗,于24日由崇庆、新津分两路向西南方向突围,当即遭到解放军第12军的顽强阻击。至26日,李文所部,一部被歼,一部被围困于邛崃城内,同日晚,在人民解放军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放下武器。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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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9日蒋介石从成都飞抵台湾。胡宗南在蒋介石走后,在成都也就多呆了十几天。早在各路大军把成都包围的12月19日,曾多次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要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并不愿死在成都,向蒋介石急电要求撤退。胡宗南要弃成都而逃的电报,蒋介石一直拖到第三天,才回电:要胡宗南率部突围,并准派20架运输机运送逃往西昌的人员。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是率部突围,胡宗南对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这率部突围对于他来说会意味着什么。

  胡宗南开完紧急会议的次日,即12月23日,对部属连个招呼也没打,便高飞远走。在胡宗南不辞而别的当日,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还给胡宗南打电话汇报向东佯攻的准备情况。得知胡已逃走,陈克非大为恼火,立即给第十五兵团参谋长张荣宪打电话:张参谋长,现在情况已很清楚,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的牺牲代价,是为换得他们向西康挺进的安全。我不愿为他作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了。张原是陈的部下,两人关系极好。陈克非的意见也正是张荣宪这几日思考的问题。张说:现在已无别的路可走!陈司令官的意见和决定,我全同意。我再做做罗广文司令的工作,一起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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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宗南一走,其集团很快崩溃。归胡指挥的敌第七、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接踵起义。到此时,成都地区的蒋军只剩下由李文率领的第五兵团,准备顽抗到底。李文是胡宗南的亲信,临行前胡曾来找过他。胡对李说:我这一走,尚有反攻大计急需筹划,成都这里,是无暇顾及了,宗南恳请李兄看在党国的分上,再于此地周旋一阵,争取突围出击,远逸西康。到时,兄弟将再赴国难,与你并肩作战。作为胡宗南最亲近的部下,李文凑集起七个军的兵力,准备和解放军作最后的较量。李文的部署是:左路沿新津河南岸,经蒲江、邛崃之间突围;右路由自己亲率主力,沿新津至邛崃公路,经邛崃南侧突围;另以一个军在新津担任掩护,一个军向邛崃佯攻,牵制该地解放军。

  24日夜,李文部刚开始行动,即遭我军的猛烈阻击。25日,刘、邓首长命令三、五兵团坚决围歼逃敌的命令:胡匪部现向西南突逃,其由温江经崇庆逃退者,今(25)日到大邑(我在大邑之十二军撤集邛崃)附近,其它原新津地区之敌,亦已弃城逃跑。另敌先头一部,今午突至蒲江以北。现我第一线之十二军、十六军、十军及十八军主力正在邛崃、蒲江、新津弧形线上围歼该敌。十一军即刻位新津以东至简阳堵击可能南逃之敌。同时,致贺龙、李井泉:请令十八兵团以现态势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北逃窜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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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李文率部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我五兵团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即令十六军之四十六师向郭厚场、朝阳寺、君田坝方向出击;四十八师向清水铺、卧龙汤地区出击;四十七师由丹陵向蒲江县以东之寿安场进击。当敌军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一师窜到我四十六师阵地吴山铺时,该师主力随即向逃敌展开猛烈攻击,实施穿插分割。战至当日15时,歼敌第一、第三军等残部2000余人。四十八师在高河坎截歼敌第一军一部。与此同时,三兵团主力由东、北、西三面向逃敌展开追击。我四十六师除以少数部队押送俘虏外,全部展开。至黄昏,将敌压缩于西来场东北狭小地区内。

  为迅速聚歼敌人,我十六军除以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地区扫荡散敌外,十六军军长尹先炳,令四十七师急进至寿安汤,协同四十六师作战。同时,我十八军五十二师由眉山地区向龙场、将军库、寿安场地区兼程急进阻歼逃敌。我五十三师则由龙驹砀向简阳西南之三卫坝、五龙场、武庙沟地区昼夜急进,阻击李文残部。此时,李文向溃逃的部队叫喊: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并掏出手枪,当场击毙了两个弃阵而逃的团长,驱赶着残部向我军阵地发起一轮又轮一冲锋。整整进行了一天,杀退了企图夺路而逃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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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的先头部队沿着川康公路向西溃逃,遭到我军坚决地阻击。我军某部的机枪连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每挺机枪平均打出了3000发以上子弹。该连连长握着两挺重机枪,一下子就打出了子弹4000余发。敌一野炮营,把20多门野炮和300多匹牲口都丢在了公路上。在同一天的上午,新津城内的敌人,接连向西逃窜,还没有出城就乱成一团,人、马、车、炮,乱七八糟地挤满了新津城内两丈多宽的大街,沿路丢下大量伤兵、死尸、文件、弹药、牲口、汽车和各种军用物资。这些遗物变成了我军的向导。

  26日,我解放军各路大军,向被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蒲江菱形地带间的高山铺、西菜场、蚂蚁山周围40华里的地区内的敌人发起全线攻击。我五兵团主力乘胜搜歼残敌,四十七师在童桥协同三兵团部队歼敌三十五师,俘敌1800余人。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复兴场地区歼敌第一、三军残部2700多人。四十六师协同兄弟部队追歼敌第五兵团司令部,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残部万余人向我军投降。至此,李文匪部的七个军,在我军坚决打击下,全部被歼。27日,成都战役遂告结束。成都战役作为解放中国的最后一次战役,共歼敌胡宗南集团30余万(其中大部起义,小部被歼),只有少数敌人逃住西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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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成都战役,解放军基本歼灭了退往西南地区的国军主力,国军在成都战役后不久最终退出大陆,蒋介石自成都飞往台北后,终生没有再回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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