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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游击战

  游是走,击是打,字面理解为游动攻击。游而不击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是拼命主义,游击战的精髓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遵循合理选择作战地点,快速部署兵力,合理分配兵力,合理选择作战时机,战斗结束迅速撤退五项基本原则的作战方式,叫做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在日军敌后的游击战给侵华日军造成了相当的兵员损失,削弱了日军“以战养战”搜刮沦陷区支撑前线的能力,据1938年8月至1940年5月在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任职的加登幸太郎说:“现在回忆起来,我在任时,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但一年就有18,000人离开战列,是大消耗战”。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战争有效地削弱了侵华日军,日军不得不在占领区留下大量兵力进行扫荡。

  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日军老兵的战争回忆,和八路军作战是其中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比如藤原彰的《中国战线从军记》,伊藤桂一的《百团大战》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当时双方在华北的角逐。

  不过,我个人对其中一部作品有些特别的青睐,这就是日军原63师团机枪手斋藤邦雄所作的《陆军士兵よもやま物语》(翻译过来应该是《陆军步兵漫话》)。之 所以对其更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斋藤是个很有艺术细胞又很熟悉八路德的日本兵。战前是日本东宝映画电影公司(相当于我国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11941年被 征兵。不但在据点和讨伐队和八路军真刀真枪地交过手,而且一度担任旅团情报室干事。战后又当了东京儿童漫画协会的会长。

  所以,这个能写会画的斋藤把他的书图文并茂,把自己所见所闻的八路写得十分生动。

  斋藤的图画功底十分过硬,比如,下面这一张图,会让你哑然失笑 – 皇军,还抓皇军阿

  这幅漫画是他自己的手笔,是《陆军步兵よもやま物语》中“大意招灾”一章第二节的插图 -- 这一章第一节,描述的是土八路一支游击队怎样乘日军讨伐队吃饭的时候,如何伸不知鬼不觉把整整一个警戒班的鬼子用“钝器”全部干掉的经过。讲完八路干皇 军,第二节大概需要换换口味,于是,改写皇军干皇军也很正常。

  别说,这画面上被抓的“皇军”,用斋藤的看法,也真是该抓。这应该是斋藤在旅团情报室工作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战例。

  为什么该抓呢?看看斋藤的描述,就明白了 –

  “有一个大约二十人的分遣队,由士官率领,驻扎在山西省的山区某地。

  从装备来说,这个据点最重型的武器就是一挺轻机枪,应该说是很不像样的。不过,由于附近属于确保治安区(指经过日军反复清剿,剔诀,确认已经没有八路军活动的地区 – 译者注),这样的装备也足够了。

  如此,每天并无战斗,而且与总部远离,军纪自然不能保持得很好。从队长一下,整个据点都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虽然作为军队要求‘戒备森严’,但这个分遣队连‘看上去戒备森严’的表面功夫都颇为荒疏。

  在荒僻的山区驻扎,自然没有什么娱乐。也许因为这个理由,老兵们白天喝酒,晚上通宵打麻将的事情也是家常便饭。

  因为打麻将上了瘾,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据点的哨兵有时候也会加入进来,导致没人站哨。这简直是要命的大意阿。

  每天都这样轻松自在地过日子,这个据点的骄惰,大概用不了多久,在附近山区活动的敌军(指八路军游击队 – 译者注)中也会有耳闻了。

  有一天晚上,作为队长的士官又和老兵们一起热火朝天地打上了麻将,正在打得热闹,忽然有三名宪兵闯了进来。

  看到这些当兵的居然在打麻将,宪兵们显得又惊讶又生气,勃然大怒

  在日本军中,当兵的最怕宪兵,在这样荒唐的时候被宪兵抓个正着,一时从队长以下,所有的官兵都进入了石化状态。“

  接下来“宪兵”们的举动却令人惊异,他们立即控制了分遣队的武器

  ,并且叫来更多的同伴,他们冲进炮楼深处,开始用手枪给已经睡觉的日本兵“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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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开展平原游击战中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地道战,达成了“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军事目的,取得了骄人战绩。

  1941年,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道沟地道战,是后来地道战的前身,当时还不够规模,也不够完善。初期的地道主要是为了我地方干部和民兵隐蔽斗争,在一些百姓的住宅院内,挖掘能容纳一、二人的小地洞。虽然这种地道在反“扫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很不灵活,一旦被敌人发觉,没法躲避。为了使敌人不易发现洞口,就逐渐把洞口加以改善或挖两层,或修两个洞口,或把两个洞连接挖通。这样,虽有了一定的灵活性,但它只能作为临时藏身躲险的处所。

  1942年敌人大扫荡以后,斗争环境异常残酷。为了便于抗日军民坚持平原地区对敌斗争,党根据以往开展道沟地道战的经验,领导广大平原地区军民进一步开展地道战

  从1943年开始,地道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冀中平原和冀南一些地方,逐渐形成了房连房、街连街、村连村的地道网,形成了内外联防,互相配合,打击敌人的阵地。地道战开始后,敌人也曾费尽心机,采用寻找洞口和放火、放水、放毒等办法进行破坏。但是,华北抗日军民不断改进地道,使其更加完善。为使敌人不易发现洞口,除对群众进行必要的保密教育外,还把洞口巧妙地隐蔽起来,用墙壁、锅台、水井、土炕做掩护;为使敌人不敢进入洞内,在洞口修筑陷阱、埋设地雷、插上尖刀,或者在洞内挖掘纵横交错的“棋盘路”;为了防止敌人用水、火、毒破坏地道,还在洞内设有卡口、翻板和防毒、防水门,或者将地道挖得忽高忽低、忽粗忽细、并且设有直通村外的突围口。这样,地道便成了进可攻、防可守、退可走的地下堡垒。

  地道战的广泛开展,对平原地区进行严酷的反“扫荡”斗争起了重大的作用。例如,1943年3月,驻灵寿的日伪军200多人包围了正定县高平村。拂晓,敌人开始进攻,群众已进入地道,民兵游击组、爆炸组利用地道工事监视敌人。当敌人进入地雷阵时,先后两次拉响4枚地雷,炸死20多个鬼子,敌人吓得在街上乱跑,又接连响了9个地雷,加上手榴弹和冷枪,打得敌人乱跑乱窜,防不胜防。至中午,敌人伤亡40多人,狼狈逃回据点。

  1945年4月1日,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向清苑县冉庄进攻,冉庄群众依靠地道击毙敌人17名。4月3日又打退了敌人三个团的兵力进犯,击毙团长以下40人,打得敌人不敢再来进犯。

  地道战是当年河北平原人民抗日斗争中的一大创举,他们凭借智慧和勇气,取得了辉煌战果,永载我军战争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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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袭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平原地区采用的一种战法,一般是指对敌人交通线或者是分散的据点(驻守一个营,连等小规模据点)进行袭击,以除去敌人据点或者是破坏交通线路为目的,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难以行进,属于游击战范围。破袭战主要特点是破除封锁,破坏敌人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根据作战的需要,也可升级为规模作战。
  上规模的破袭战要数最著名的百团大战了。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军民,齐心协力,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百团大战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了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百团大战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进一步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心,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百团大战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百团大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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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团大战

  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河北山西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开始称为正太路战役。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

  1940年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按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全部加起来可能200个团都不止)

  当彭德怀、左权在八路军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得知实际参战兵力达到105个团时,左权兴奋地说:“好!这是百团大战。”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由此,正太战役就发展成为百团大战。

  1940年8月,八路军指挥部动员了一百多个团,在华北地区两千多千米的战线上,对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大规模攻击,拔掉了敌人靠近根据地的碉堡、据点,炸毁了铁路、桥梁、公路,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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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西繁峙平型关对日军成功进行一次伏击战。

  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东渡黄河向晋北前线开进。9月,沿平绥线西犯的日军进入山西北部,占领天镇、广灵、大同,晋绥军向雁门关方向撤退。

  9月16日,日军攻占浑源和涞源一线。此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至雁门关和神池的内长城线组织防御。八路军总部指示第一一五师从东面配合友军作战,对从灵丘增援平型关之敌实施攻击。

  9月19日,第一一五师进至平型关东南的上寨、下关地区集结。

  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犯,次日,在平型关正面及团城口与国民党军发生激战。八路军利用平型关附近有利地形,采取侧面伏击的战术,予来犯之敌以歼灭性打击。

  24日午夜,第---五师主力冒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的白崖台前进,在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山地设伏。25日拂晓,敌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进入第一一五师的伏击地区。

  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其车辆、人马拥挤堵塞,在老爷庙东北的山谷里行动缓慢。第一一五师居高临下,突然发起攻击。该师第六八五团迎头截击,歼敌一部,封闭敌南窜道路;第六八七团将敌后尾部队分割包围于蔡家峪和西沟村地区,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敌之退路;第六八六团勇猛冲向公路,与敌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敌利用其车辆辎重作掩护,凭借优势火力进行顽抗。其中一部企图夺占公路两侧高地,掩护突围。第六八六团第二营迅速抢占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与公路东侧部队形成对敌夹攻之势,将敌压缩于狭谷之中。敌企图突围,均被击退。先期进占东跑池之敌一部企图回援被困之部队,被第六八五团所阻。敌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急令其在蔚县、涞源所部向平型关增援。担任钳制、阻击任务的第一一五师独立团,截断涞源、灵丘之间的交通线,在腰站地区打退日军增援部队的多次冲击,毙伤其300余人。被围于小寨村至老爷庙之敌,在6架飞机掩护下,再次猛攻老爷庙及附近高地,但未得逞。第六八六团遂集中全力,在两翼友邻协同下,将被围之敌全歼。

  至9月25日下午,战斗胜利结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枝,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平型关战役,八路军大获全胜。这是中国军队取得的自抗战以来第一次大胜利。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扰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大捷,振奋了民心,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抗战必胜的念。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地位和威望,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从此,“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这两句响亮的歌词,被人们广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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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让我们了解麻雀的习性和特点:麻雀,不能以足行走,只能蹦跳活动,落地起飞都悄无声息,小巧而灵活,且具有成群结队取食的习性,当受到的威胁时,便迅速分散,并迅速整合,成群结队,反复分散和整合以迷惑对方,达到取食的目的。

  麻雀在觅食飞翔时,多半是一二只,三五只或最多十几只一组,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目标小,飞速快,行动灵活。仿照麻雀觅食方法而创造的游击战战法叫“麻雀战”。抗日战争中,抗日军民经常采用麻雀战,三五成群,忽东忽西,到处寻机“啄食”敌人,用这种战法打击敌人。

  麻雀战术:是一种化整为零,即将整个战争细分化为许多个局部小组织的战斗,化规模作战方式为灵巧作战方式。通过反复的分散与整合,迷惑敌人,分散敌方的注意力,削弱敌军战斗力。一旦战机在握,便会集中优势兵力群起而围歼之,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战果。

  麻雀战主要在山区进行。抗日军民充分利用山区地势复杂、道路崎岖的地理条件,对敌采取灵活多样的攻击行动。若发现日、伪军进入根据地,他们就像麻雀一样满天飞翔,时聚时散,伺机打击敌人,而日、伪军则因人地生疏,面对这样的战术,有力无处使,只能被动挨打。

  当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到:“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 麻雀战术就是化整为零思想的典型战法,充分体现了抗日军民的战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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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雷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兵最重要的作战方法之一,据历史遗物显示 地雷战战术形成并汇集成册是在民国30年12月28日 作者署名刘丁 书名叫《地雷课本》全书共分十课 第一课《总说地雷》概述了太南地区的地雷战概况 由此书可知 地雷战最初是在太南地区诞生 至1941年 已经形成战术 汇编成册后流通至其他地区。

  抗战时期,地雷大显神威,不仅在山东海阳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在胶东抗战史上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海阳民兵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俘敌150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600余件,涌现出县以上英雄模范500多名1962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地雷战》是一部经典之作,影响甚大。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海阳民兵并没有地雷,也没有用雷打击敌人的经验。1943年春,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在小纪区南埠村召开各区武委会主任会议。县武委会主任栾进阶介绍了平度县大泽山区民兵摆地雷阵杀伤敌人的经验,参谋杨兆龙传授了埋雷方法,并发给各区数颗铁制地雷,海阳民兵才开始认识了地雷,并同地雷结下了不解之缘。同年5月,小纪区瑞宇村民兵副队长于凤鸣在瑞宇、东村庄之间公路上埋下两颗地雷,炸死炸伤从行村出来抢小麦的日伪军5名,揭开了海阳地雷战的序幕。

  与此同时,其它村的民兵也都积极行动起来,开始用地雷打击日本侵略者。同年秋,赵疃村民兵队长赵同伦从区武委会先后领来了两颗大地雷。回村后,他同赵守福等民兵凑在一起研究出拉线、绊线等几种埋雷方法。10月初的一天,赵同伦率领赵守福等在村西南山枣埠顶附近埋设绊雷两颗,炸死炸伤伪军5名。文山后村民兵得知行村的敌人到河崖、寨头、小纪一带“扫荡”,指导员李树梓和分队长于化虎就带领村爆炸组,在野虎山埋设地雷两颗, “扫荡”的敌人从小纪转回来,刚走上野虎山便踏响了一颗地雷,四五个鬼子飞上了天空。敌人慌作一团,刚转到前山坡,又踏响了另一颗地雷,又有3个敌人见了阎王。其余的敌人吓得胆颤心惊,逃回据点,一个多月没敢出动。大山区叶家村民兵基干队长叶洪福在谢家村埋雷一颗,毙伤日伪军5名;于凤鸣曾两次带领民兵用地雷毙伤日军3名、伪军8名,并炸死副官和翻译各1名,炸死战马1匹。

  初期地雷战的成功实践,大大鼓舞了全县民兵的抗日斗志,地雷战开始由点到面在全县普遍展开。起初,地雷战仅在靠近敌人据点的小纪、行村、大山等区开展,后来渐及全县,榆山、龙山、磊石、昌水、高家、徐家店等区一些村庄的民兵,把地雷战成功地运用到反“扫荡”中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地雷战广泛开展后,地雷供应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文山后村民兵于化虎、李树梓、于希水、于进湖等爆炸骨干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研究造雷问题。他们经过反复试验,先后研制出了石雷、绊雷等多种雷。此后,赵疃、“五虎村”、栾家、夏泽等村民兵也创造了石雷。

  1943年5月,文山后村民兵队长于化虎带领民兵埋了70余颗石雷,全部“开花”,一次炸死敌人17个。县区武委会总结推广其经验后,全县民兵普遍学习造石雷。

  自从开展地雷战以来,出来“扫荡”的敌人屡受挫折,不敢轻举妄动。各级党组织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动群众“抗捐”、“抗粮”,切断敌人的供养之源,使敌人据点里粮断草尽。被困的敌人又恶虎般地窜出来“扫荡”。盆子山区的民兵就联合起来跟敌人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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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实践均与中共不同,但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同样开展了敌后游击战,山东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可以视为缩影。

1937年10月,山东六区专员范筑先在中共帮助下率先举起抗日大旗,将所属各县保安队和游杂武装整编为35个支队,号称10万余人,在鲁西北对日军游击作战。11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员秦荣在鲁北惠民县组织“鲁北边区游击司令部”,所部活动于惠民、沂水、莱芜一带。1938年1月青岛沦陷后,市长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及地方团队转移诸城、沂水一带。5月,徐州会战后,沈鸿烈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领导山东游击区抗战。

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党开始真正重视游击战,设立鲁苏敌后游击战区,辖山东及苏北,司令为于学忠。1939年3月,于学忠率5l军从安徽阜阳出发,4月初进入山东境内,驻江苏北部的57军也于4月中旬到达鲁南地区。

鲁苏战区下辖51军(军长牟中珩,负责鲁南北部作战)、57军(军长缪徵流,负责鲁南南部作战)、89军(军长李守维,负责苏北作战)、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机动作战)以及海军陆战队,共7个师约10万人。战区另下辖苏鲁皖游击军(共7个纵队)、山东保安部队(1个保安师和35个保安旅)、江苏保安部队(9个保安旅和1个税警总队)共约15万人的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此外,同时期设立的冀察敌后游击战区所辖69军(军长石友三)、97军(军长朱怀冰)、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河北民军及其他游击部队活动范围涉及鲁西北地区。

于学忠部虽屡遭日伪进攻,但经过反“扫荡”,总算立下足来。1940—1942年,在地方游击部队的配合下,于学忠部多次与日军展开战斗,例如1940年4月,57军111师333旅万毅部在莒县南黄山前村,激战一天,击溃日军,歼敌200余人。又如1942年8月鲁苏战区总部和113师等部被包围于安丘唐王山、虎眉山和擂鼓山地区,激战数小时,伤亡官兵300余人,毙伤日伪军400余人,成功突围。

尽管鲁苏战区官兵在与日伪作战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经过数次大规模连续进攻,损失惨重,疲惫不堪,处境日益艰难,逐渐陷入被动,地方武装甚至是正规部队也纷纷垮台或投敌。1943年1月,新编第4师吴化文部和山东省保安第1师于怀安部共2万余人投降日军后,形势更加严峻,已经无力与日伪军进行大规模作战,于是蒋介石电令于学忠率部撤离山东。6月下旬,鲁苏战区部队分批出发,七八月间陆续到达阜阳。

至此,除零星部队外,鲁苏两省国民党军主力全部退出山东,国民党军委会于1944年5月下令撤销鲁苏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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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以至受到不少中外军事行家的好评。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游击战嘛,似乎不外乎就是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小打小闹而已,怎么会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外国军事行家到底是如何看待抗日游击战的。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以至受到不少中外军事行家的好评。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游击战嘛,似乎不外乎就是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小打小闹而已,怎么会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外国军事行家到底是如何看待抗日游击战的。

  “从战术范围跳出来向战略敲门”

  抗战时期毛泽东有篇经典的军事论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文中他独树一帜地把游击战放到战略的高度。他认为,抗日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争取最后胜利的必由途径。”

  抗战初期,美国《民族周刊》登载过一篇题为《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作者为史德华。该文写道:“用大军去对抗,中国迟早是要吃亏的。几千人一组的游击队深入日军后方活动,实在比津浦平汉线的主力大军还易使日军感到棘手。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来最善运动游击战术的,恐怕算是中国的共产党。”

  一些外国军事专家对游击战的战略作用深表认同,如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就赞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

  美国人对游击战的关注,从中国红军时期就开始了。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斯诺夫人)采访朱德总司令是怎么创立游击战的。朱德告诉她,一是得益于蔡锷将军的直接训练,二是率部驻守在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交界地区剿匪时学会了特殊的游击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里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后来对红军非常有用。”

  抗战时期,毛泽东、朱德等人民军队将帅在红军游击战理论基础上,又加以新的创新,具体体现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半年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等经典文献中。抗战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先进军事理论发挥了惊人的效力。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作战12.5万多次,消灭日军达52.7万余人。从1938年到1945年8月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共抗击日伪军的兵力始终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以上,伪军全部兵力的90%以上,而且这还不算东北抗联抗击的日伪军。

  正如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人员所指出的那样:“中共军队从1941年以来没有得到任何供应,完全靠自制和从日军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却抗击了大部侵华日军。”共产党人“经受了不仅比中国中央政府部队所承受的更加持久的敌军压力,而且经受了蒋(介石)所施加的严厉封锁”“他们渡过难关,更加壮大了”“这种非凡的活力和力量的成因是简单而带有根本性的。这就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林迈克(曾任英国大使新闻参赞),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先后担任通教官和无线电通信顾问,目睹了八路军的敌后抗战,他认为“在根本没有外界援助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应该被称作当代最有战斗力和抵抗力的胜利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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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井冈山时期,朱毛红军总结出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这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发明的,后来党内改称为“集体智慧”,由毛泽东总结出来。其实,这个十六字诀是朱德最早提出的。

  朱德怎么会提出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呢?这还得从朱德曾在滇军中的经历说起。朱德在滇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他在滇军担任军官时,除了参加过讨袁战争,军阀混战外,还曾率部与云南当地少数民族部落作战。

  云南、四川等地的少数民族在与力量强大的官军作战时,往往采用官军临境时先四散躲避、坚壁清野,尔后相机反扑的办法来对付。用军事术语讲就是:采用游击战、麻雀战,敌强则散,敌弱则袭,敌驻则扰,昼伏夜出,打了就跑,打击官军的粮道,断敌粮源,当官军疲惫不堪、无法坚持、仓皇混乱后撤时,发起大反攻,大量歼灭官军。

  朱德担任滇军军官与少数民族部落作战时,领教过这套战法的厉害,所以,在井冈山时期,他把这套战法结合具体情况发展成为红军对付敌军围剿的作战方法。这就是游击战十六字诀的来历。

  朱德在红军初创时期,以其丰富的军事经验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为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其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中无人能够撼动的总司令地位。

  顺便说一下,清朝乾隆年间,曾两次发动过征讨四川大小金川之战,历时15年,用兵4万,连斩、贬、赐死5位总督和封疆大吏,耗资7000万两,才使地不足百里、人口不足3万的大小金川叛乱平息。上世纪三十年代,川军刘文辉部三次兵伐位于大小金川地区的黑水苏氏部落,连战皆败,以全军覆没而告终。大小金川地区的藏族部落对付清军、刘文辉部采用的就是这套游击战术。解放后,解放军采用军事进剿加发动群众的办法,最大限度孤立投靠国民党的藏族部落头领,历时两年,才平定了黑水地区(即大小金川地区)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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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包括北岳、冀中、冀热辽三区,下辖108个县,人口约2500万人。在聂荣臻率领下 ,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抗战八年,粉碎日军多次“扫荡”,与日伪军作战3.2万余次,毙伤日伪军35万余人。

  晋绥抗日根据地

  晋绥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创建的19个重要解放区之一 。包括山西西北部和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广大地区。下辖46个县,320万人。由贺龙、关向应领导创建,后又与当地武装相结合,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自1937年至1944年春,根据地军民和日伪军共作战10114次,毙伤日伪军100740人,俘虏日伪军18389人。晋绥根据地民兵配合主力或单独作战18718次,毙伤日伪军7733人,俘虏日伪军1876人。我军指战员牺牲13700余人,伤3万余人[3] 。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以太行山为依托,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边界地区领导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它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是华北战略要地之一 。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创建了一个东至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至石德路、滏阳河,南跨陇海路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包括渤海、鲁中、鲁南、胶东、滨海五区,还有河北、江苏各一部分 ,下辖96个县,1350万人。1937年冬至1938年,共产党先后建立鲁南、胶东、清河根据地。1939年3月,罗荣桓率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入鲁西,与之会合。从1937年至1944年,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和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5万余人。

  华中抗日根据地

  华中抗日根据地:包括江苏绝大部分,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1938年4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5月和7月,陈毅和张鼎丞分别率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挺进江南,创建苏南根据地。8月,谭震林率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皖南,开辟豫皖苏根据地;6月,罗炳辉率新四军第五支队挺进皖东,建立皖东根据地;年底,新四军一部在八路军配合下,开辟皖东北和淮海区。自1938年至1944年春,和日伪作战17500余次,毙伤日伪军24万余人。

  华南抗日根据地

  华南抗日根据地:包括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后,原在东江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在曾生等领导下,组成抗日游击队,建立东江根据地。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岛,原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和海南岛人民,在冯白驹等领导下,建立琼崖根据地。两地都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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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击战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展过游击战。中国人民对游击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创造了许多适合本国情况的游击战法,为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如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袭击战、伏击战、地道战、围困战,等等。 分散流动的作战形式。它以袭击为主要手段,出没无常地攻击和袭扰敌人,达到歼灭或消耗敌人的目的。游击战是一种非正规作战,无固定的作战线,较正规战具有更大的主动性、灵活性、进攻性、速决性和流动性。

  游击战通常不能决定战争命运,它的战略任务是辅助正规战和把自身发展成为正规战,以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革命战争的游击战,是被压迫的人民或被侵略的民族,反抗压迫或侵略的一种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形式,在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曾经起到以弱胜强的重大作用。

  中国古代兵书史籍对游击战有生动的记述。“游击”一词,最早见于汉初。《汉书·匈奴传》载:"贰师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斗十余日。游击无所得。"汉高祖设置游击将军,把游击部队称为"游兵"、"游骑"、"游军"。《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载:"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这里说的游兵的作战行动,是游击战性质的。《握奇经·八阵总述》“游军”一节记述:“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羸挠盛,结陈(阵)趋地,断绕四径。后贤审之,势无常定。”这是对游击战特点的生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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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方式

  游击战因兵力少而火力弱,很难独立地进行长时间作战,只有积极创造条件,以机动力、主动出击化整为零,消耗敌人战力、拖延敌人行动、误导敌人方向,形成敌人心理压力才可能致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游击战是人民战争的重要作战形式之一,相当长的时期内曾作为一种主要作战形式。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弱小的红军依托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发展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人民政权,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敌后战场,抗击着64%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解放战争时期,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了正规战,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辅助作用。

  游击战的主要战法是袭击,依据袭击对象、目的和方式的不同,一般分为袭击战、伏击战、破击战、袭扰战等。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实践中,还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围困战等丰富多彩的游击战法。这些战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使用。

  战斗种类

  袭击战,是乘敌不备,对其实施突然攻击的战法。通常选择战斗力,防备不严,便于袭击的驻止之敌或运动之敌,以迅速而突然的动作,速战速决,快打快撤。

  伏击战,是袭击运动之敌的战法。分为待伏和诱伏,待敌或诱敌进入伏击圈时袭击之。伏击战要求秘密隐蔽,突然发起攻击,速决歼敌,快打快撤。

  破击战,是以破坏敌方重要军事目标为主的一种战法。也称破袭战。破击战的目标,通常是敌方的交通运输线、后方补给系统、指挥通系统和重要技术兵器基地等。目的是为了造成敌方交通瘫痪,指挥失灵,补给困难,力量削弱和精神紧张。进行破击战,必须有周密细致的组织计划和充分的技术准备,以出敌不意的方法和行动实施之。

  敌后游击战

  袭扰战,是游击队、民兵和群众相配合,以各种诡诈的手段,杀伤、毁坏、恐吓、扰乱、疲惫敌人的一种战法。通常由游击队和民兵以单兵或小组进行袭扰活动,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杀伤敌有生力量,制造各种假象,虚张声势,迷惑敌人。

  地雷战,是以地雷为主要武器杀伤敌人的战法。通常与地道战、麻雀战结合运用,以杀伤、消耗敌人,封锁和限制敌方的行动。

  地道战,是依托地道工程打击敌人的战法,通常与火力战、地雷战、麻雀战相结合,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麻雀战,是小群分散兵力狙击袭扰敌方的战法。通常是三五成群,忽聚忽散,时隐时现,出没无常,灵活机动地杀伤、消耗、迷惑、疲惫敌人。

  围困战,是对驻止孤立之敌的战法。通常是包围封锁固守之敌,切断其与外部的联系,断绝其物资供应,陷敌于弹尽粮绝的困境,并结合政治攻势,逼迫其投降或为歼灭该敌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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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1939年写的《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一文指出,抗战两年来,仅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华北战中阵亡将士计有1.5万余人,负伤4万余人。在这一伤亡总数中有50%以上是共产党员。左权用这些数字,回应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人对于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意义仍然存在着疑问。

即便是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历史博物馆,感性认识也容易带来类似的疑问: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在正面与日军进行了22次规模宏大的浴血奋战,杀伤了日军数十万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民党数百名将领在这些会战中光荣捐躯,在中国各大抗战博物馆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那么相对于国民党军正面抗战22次大规模会战,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于抗日战争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仅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会战(百团大战)的共产党八路军和游击队到底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1945年4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名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的7年半(华南抗日纵队缺1943年以前的数字)总计对敌大小战斗11.5万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96万余名,俘虏敌伪军计28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敌伪军计10万余名,敌伪总共损失计136万余名。”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19个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已经达到91万正规军,民兵220万人以上。

在记者前往山西革命根据地采访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八路军抗战历史容易被忽略的现实:由于战斗无处不在,无人不是战斗员,你很难找到惊心动魄的故事,也甚少发现一个规模宏大的战史。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它无处不在,又难以触摸。

1944年7月和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对八路军敌后战场进行了考察访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944年8月6、8、9日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做了《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的谈话,介绍八路军通过军民结合,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发动“交通战争”所取得的成就:

“总计抗战第3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2660公里,公路8200公里,毁电杆42220根,收电线109246公斤;抗战第4周年,计破坏铁路1082公里,公路5242公里,毁电杆234501根,收电线703266公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3公里,公路15公里,桥梁1座半,差不多每7天炸毁1个火车站,9天炸毁1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1辆汽车,每天毁电杆642根,收电线1926公斤。仅抗战第4周年破坏铁路的长度,就相当于一条平绥路,或一条半同蒲路,三条胶冀路……”

所有这些战果,绝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部队在几次大规模的会战中取得。积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引起质变,这正是毛泽东对于游击战精髓的领悟。频繁的袭击让日军永不愈合的伤口持续失血;每天各地一个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越来越多被日军视为猪狗的中国人成为日益坚强的抵抗者;每个击毙十几名、几名,甚至是一名日军的难以记录的小的战斗,却由于其无处不在、频繁的发生,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上百万日伪军的伤亡。如此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事实上竟然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后者的数量先后曾高达百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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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在致蒋介石亲笔中写道:“坚信板蒋(板垣征四郎、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战后日本官方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气势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一向谋求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的中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日军从未想到八路军的力量从1937年8月渡过黄河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达到如此程度。日军《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了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泉可畏翁参谋的回忆:“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指导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日军认识到,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在华北的存在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

1938年8月正是武汉会战最激烈的时期。日军主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正期待以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以来,1937年11月8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在华北的抵抗全面完结。国民党晋绥军并非没有进行大规模抵抗,但与此前的淞沪和徐州会战一样,国民党正面战场消耗性战法的失败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战中的忻口之战为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记载,国民党晋绥军十余万人在忻口以北宽大正面一线布防,日军实施中央突破,对我阵地狂轰滥炸。10月18日一天,敌人的炮火摧垮了国民党军11个步兵团的建制。经过二十余日激战,我军阵地中央守军“战斗员伤亡2/3以上”,“日耗两团以下”。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大规模地被损耗,八路军如何能在敌后生存并短时间迅速发展壮大?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姚有志少将指出,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持久消耗战略具有明显缺陷,这主要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拼死防御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性,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这个战略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往往却是丧师失地。

对1937年日军以西进和由华北南下之主力合击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毛泽东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采取“攻势防御”的建议,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毛泽东所说的“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正是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

八路军出征前蒋介石曾明令,八路军在抗日战场的作用是配合华北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侧翼支援作战。然而毛泽东及时准确地把握了局势的变化。自太原失守后,河北和山西的主要地区已经全部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就在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山西全面溃败的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解,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平型关之战后,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再次叮嘱各路即将出发创建根据地的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进一步强调,“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在7天后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更是提出,应该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而“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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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他们新的挑战,来自于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日军战史《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中显示,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已经将共产党游击队作为“最大癌患”,并编辑《剿共指南》通报全军。

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计划起草人岛贯武治大佐在对八路军游击战进行所谓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在最初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扫荡中,日本方面所谓最了解中共实际情况的第2科(情报)参谋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在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仅将其驱散,并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因此,主张招抚分散各地的灰色败残部队(国民党溃军和投降部队),给与占领地区,使其防止共军的渗透,日军只宜作其后盾。”

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积极推进招抚阎锡山的“伯工作”。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华北治安战》记载,双方“进行得非常密切,事实上双方的联络已成公开的秘密”,并曾两次缔结停战合约,进行多次物资交易。日军对晋军进行的分化瓦解工作中,“获得很多俘虏和投降部队,以之改编成山西剿共军两个师”。

1942年12月19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在兵团长集会上训示“伯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虽然日军对阎锡山诱降的“伯工作”最终失败,但据曾任日本第一军参谋回忆:“……让无害的山西军存在,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但另一位参谋土田穰大佐也承认:“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1943年,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更为频繁。仅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一地,一年遭到12次“扫荡”,最大的一次“毁灭扫荡”历时3个月,日军用兵高达4万余人,并动员了所有的汉奸特务组织。

日军战略目标的转变使八路军游击队在1942至1943年遭受重大损失。然而在人民群众的坚强支持下,八路军和游击队不但顽强坚持下来,并在暗中逐步恢复。日军战史记载,在大扫荡后,“表面上尚未达到恶化的华北地区,从1943年后半年起,由于中共军的活动突然增多,治安开始急剧混乱。”“1943年中期,分驻各地的日军部队,铁路警护队、华北绥靖军部队等,几乎都被封锁在各地的驻地,有的附近就有共产党恐怖横行之处。至同年末,治安更加混乱,不仅小队、中队,就连大队部有时也成为了中共军夜袭的目标。”“对河北、山西敌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作战,虽然取得了很多战果,但终究同以往几十次反复剿共讨伐作战一样枉费心机,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持续效果。”

“兵民乃胜利之本”:并非“怪魔”的游击战争

共产党的华北敌后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日本人长野朗写的《游击队与游击战》一书展现了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的装备状况:“共军原是步兵枪也不多的军队,改编为第八路军后并无多大变化,虽不断向蒋介石方面申请补给,蒋介石方面似乎给的不多,飞机、坦克和重炮共军当然没有,据说只有少量野山炮和迫击炮,基本上普及了步枪和机枪。由于武器弹药不足,有专门担当窥探日军辎重队的部门。当友军失败时,迅速前去打扫战场,搜集武器弹药,收容残兵,从而得到人员、武器和弹药。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子弹,一颗子弹也不能随意发射。有称为特别狙击手的,并制定了如下严格的射击规定:见到敌人时才开枪;瞄准后再开枪;有命中把握时才开枪。”

这样装备原始的部队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坚持下来,而国民党军队主力从山东、河北、山西和察哈尔的广大华北地区撤退后留下进行游击作战的部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竟没有一支能够在敌后生存下来?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甚至曾提到一位国民党将领不解地问他,同样是分散突围,为什么国军部队就此崩溃,而独共产党游击队能够迅速重新集中?

1943年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上刊载了一篇《中共军内幕析》的文章,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有超乎寻常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汪伪政权出版的一本杂志上更是刊载过一篇《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用妖魔化的描写解释八路军的英勇和顽强: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上,也不要紧。后面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着枪,使用绳子把他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时候,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运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地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彭德怀在1944年对前往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说,“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殴。”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早已作出了伟大的预言:“兵民乃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支持的游击队,就像鱼离开了水。事实上,对八路军进行了深入研究的日军,远比国民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八路军在敌后成功的内在原因。日军“北特警第1期作战战斗详报”载称:“中共仍以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团结各种战斗力量,扩大并推进党的势力,采取各种积极顽强的措施……对其动向,不可等闲视之。”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科参谋山崎重三郎少佐深入比较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敌后抗战结果的巨大差异:“蒋系中央军在中条山脉的扰乱治安基地,已受到严重打击。但所谓‘扰乱治安基地’徒有其名,较之共产系的活动则微不足道。然而蒋系军遭受毁灭性打击失去根据地,窥伺机会的共产党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代替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华北游击战遂为共产党军所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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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是一种以弱胜强的战术,而且由于需要坚实的群众基础以及熟悉的地形,通常应用于反侵略一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存自己、打击敌人,最终夺取胜利,这是一种战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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