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兵变
正德三年三月，明武宗正德皇帝因南巡落水，染疾而驾崩。他逝后无子嗣，原本只是藩王的兴王朱厚熜，被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迎立为皇帝，并定年号为嘉靖，世称嘉靖皇帝，即明世宗。
(嘉靖皇帝画像)
年仅十五岁的嘉靖帝，治国理政的经验很是匮乏，但在首辅杨廷和的辅助下，君臣齐心，针对正德朝的弊政进行了改革。例如废弃正德帝用以嬉戏玩乐兼处理政务的豹房，同时广开言路、清理庄田。一时间，大明王朝有了新气象，甚至被后世冠以“嘉靖新政”的美名。
嘉靖元年元月，嘉靖帝终于可以使用自己的年号了。新年之始，嘉靖帝到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和朝贡使臣的拜贺，嘉靖朝开局十分顺利和气，嘉靖帝也很是高兴。
不过好运不长，接受新年拜贺不久，朝廷便接到来自西北地区的加急奏报：甘肃的守边士兵叛变了!
甘肃兵变 牵系复杂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只是内地士兵的叛变，朝廷不会如此惊慌。但甘肃士兵兵变，情况却大为不同，嘉靖帝赶紧督办官员立刻处理。
为什么朝廷会如此着急?因为甘肃是明代的九边之一，即甘肃镇(与现在的镇是两回事)。甘肃虽然在元朝时曾经建省，但到明代则不是省了，最初只是陕西一个军事管理单位，即陕西行都司，是纯粹的军管地区，很多民户被从甘肃迁移到了更靠近中原的地方。
后来，明朝在甘肃这个地方建立了甘肃镇，先后设立了总兵、巡抚和镇守太监来管理，甘肃镇也成为明朝御控西北地区的重要依托和基地。可以说，甘肃不保，陕西、山西都将受到严重冲击，明朝的长城防线也将出现一个大豁口。
同时，当时甘肃镇边外有强大的土鲁番军队和蒙古的瓦剌一部，双方时战时和，边境情况并不安定。所以，这次发生在甘肃镇甘州城(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的兵变，对朝廷震撼很大。甘州城是甘肃巡抚的驻地，甘肃巡抚许铭在此次兵变中首当其冲，被士兵殴打致死后还被焚尸，现场十分惨烈。
当时，甘肃镇有三大高官。
首先是总兵，他可以直接统领士兵打仗;
其后是巡抚，运筹帷幄，制衡和指挥总兵;
巡抚之后是镇守太监，代替皇帝和朝廷来监督巡抚。
三个人在一起，各有权限，相互监督。关系要是处理得不好，难免一山难容三虎。而甘州兵变，正好是源于三者之间的矛盾。
甘肃镇总兵叫李隆，向来名声不好。正德朝时，李隆曾在江西上饶镇压农民起义，抓不到农民起义军，便杀无辜的百姓来“充数”。
一时间，民情惊慌，老百姓编出一段民谣：“莫遇李隆军，宁逢王浩八。见贼犹可生，见军必定杀。”王浩八即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可见老百姓并不怕农民军，反而怕李隆的官军。
(甘肃镇长城之嘉峪关)
既然有这样的“前科”，可见李隆这个人是没什么道德下限的。后来，李隆因为“军功卓越”，被提拔为甘肃镇总兵，领有重兵，权势隆重。
甘肃镇士兵的军饷主要靠朝廷供给，因为以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想在甘肃这个土地相对贫瘠且周边时常有战事的地方屯田自给，还是有难度的。
然而，朝廷拨下来的军饷，以及从陕西等地方运来的粮食，并没有足额发放到士兵手中。一是很多士兵因为将帅剥削，都逃亡了，但是发粮饷的名单里还有他们的名字，发的粮食被高级将领侵占了;二是即便是没有逃亡，朝廷发的军饷，将帅也会以各种理由克扣。
所以，到头来，士兵的生活未见改善，反而被将帅拉去干私活，而将帅则囤积了大量粮食和财富。总兵李隆就因此发家致富，囤积了大量粮食，准备等个好时节，把粮食高价变现为银子。但是新任甘肃巡抚许铭的上任，使得李隆的美梦破碎了。
借刀杀人 火烧自身
正德十六年是个丰年，市场米价低，甘肃为军管区域，米价主要跟着甘肃镇的需求走。新任巡抚见丰年米贱，便把普通士兵的月饷降到了三钱三分。
困苦的普通士兵本来想，借丰年时用自己的薪水多买点米屯着。可许铭的举措，显然让普通士兵非常不满;而李隆本来就囤积了很多粮食，想借此变现，这下士兵收入下降，没钱买米，李隆囤积的粮食也放在那卖不出去，慢慢变质，弄得他也很生气。
(甘肃镇长城烽火台)
眼看群情激昂，李隆觉得民心可用，便鼓噪士兵去到巡抚衙门请愿。所以某天，士兵们操练完之后，齐齐赶到巡抚衙门口。
许铭没料到，士兵居然敢聚集起来给自己施压。面对士兵加饷的要求，许铭并不妥协，甚至命人逮捕领头请愿的几个士兵并施以杖责。
这下，士兵被彻底激怒了。本来就快没钱吃饭了，新来的巡抚不仅不体谅民心，反而降低了自己的月饷。士兵们怒从中来，一哄而上，抓住许铭就是一顿打。
镇守太监董文忠见到巡抚被打，连忙上前劝解，试图挡住士兵，然而也是徒劳，被士兵直接拖到了门外。董文忠见众怒难平，自身难保，便逃跑了。
之后，董文忠又把许铭的儿子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避难，使得许铭的儿子幸免于难。士兵群殴许铭，七手八脚地就把许铭打得奄奄一息了，但是士兵们还是不解恨，便举火焚尸，也说不清许铭是被打死的还是被烧死的。
兵变的士兵杀死许铭后，便四处劫掠，先是烧了巡抚衙门和许铭的住所，之后又洗劫了兵器库和银库，释放了监狱的囚犯。一时间甘州城大乱，失去了控制。
怒火在蔓延，时局在失控。李隆虽然鼓噪士兵前去给许铭施压，但本意并非是要促成兵变和甘州城混乱，说白了，李隆是想借士兵们给许铭施压，让许铭不要影响自己发财。但显然士兵比李隆更加愤怒，因为减少月饷，李隆只是损失了一些非法得利，而广大士兵却是生活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处于社会下层的低阶士兵，一旦起来反抗巡抚这一最高长官，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毕竟李隆很多财产还在甘州城，眼看兵变造成的混乱即将影响到自己，李隆便赶紧从幕后走到台前，拉着镇守太监董文忠和他一道维持局势。
他先是亲自找到兵变的头领，努力劝说，让他们不要继续作乱。同时，把从外地运到甘肃镇的银子全部分给士兵，还把仓库里的粮食发给士兵，作为嘉靖元年的月饷。
普通士兵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有饭吃，见到自己目的差不多达到了，便息兵了。李隆见局势趋稳，便让军队分散驻扎，命令不得轻举妄动。而李隆又怕自己鼓噪士兵给许铭施压的情形被人知道，便命人抓了兵变的带头人王礼、罗月等人，不等朝廷的指示，便将这四个人斩首示众了。
可以说，李隆借了士兵之手惩罚了许铭，又借兵变的罪名杀了这些带头人，真的是“狡兔死、走狗烹”啊。
等到甘州由乱转安，李隆便想着如何脱罪，之后胁迫镇守太监和他一起，捏造称许铭在甘州因为酷政被士兵杀死。但他也知道，自己作为总兵多少要负点责任，便同镇守太监一起上奏朝廷汇报兵变情形和经过，强调自己在兵变后的功绩，同时也假惺惺地请求朝廷处分自己。
接到奏报后，嘉靖帝和杨廷和不知实情，不敢轻易处分，便让李隆和董文忠戴罪立功，做好善后工作，并派人前去调查。
可纸是包不住火的，更何况董文忠私下也怀疑李隆是幕后主使。所以，还没等朝廷的人到达甘肃，便从西北传来李隆是兵变主使者的消息，待朝廷调查人员到达，经询问董文忠和实地审查，发现李隆脱不了干系，便把李隆抓捕起来了。一两年后，李隆在京师被正法，大坏人终于落了个悲惨结局。
(明代太监画像)
连锁反应 后患无穷
但是李隆其实也有一点点冤，或者说李隆还不算万恶不赦。
为什么这么说?
一是李隆刚开始并不是想杀死许铭，只是想逼迫许铭让步，免得自己遭受经济损失;
二是兵变发生后，李隆出来收拾残局，很快就把事件平定了，可以说，李隆的危机处理十分有力。因为，兵变的士兵并不像平日那样好御控。更何况他们杀死了巡抚、劫掠了府库，如果处理不当，士兵们可能铤而走险、直接起义。李隆虽然同部分士兵将领私下有串通，但是大部分士兵是不知道其中内幕的。所以说，李隆顺利平定兵变，也是有一定成绩的。
三是李隆没有畏罪叛逃。而发生巡抚被杀事件，李隆多少要担责，且很可能被查出真相，如果李隆一条心横到底，直接起兵反抗朝廷或者同蒙古士兵结盟，那么整个形势就会发生巨大变化。
因为嘉靖朝时，大同也发生了兵变，那次兵变，士兵直接同蒙古军队结盟，出现了明代九边士兵和蒙古骑兵联合抵抗明朝京师士兵的罕见情形，而边军和蒙古骑兵的战斗力远远高于京师士兵。
可以说，如果京师士兵溃败，明朝真的要陷于危难境地。总之，这次甘州兵变最终平稳的结束了，引起兵变的总兵李隆也得到了惩罚。但是这一兵变，却不小心影响了明朝的国运。
(明朝军队行军图)
首先，甘州兵变之后，明朝兵变频发，士兵们对兵变习以为常，甚至把兵变当儿戏，说干就干。
例如嘉靖朝的两次大同兵变，当时的官员就说了，甘州兵变的发生为大同士兵兵变树立了标杆，只要士兵觉得自己被压迫、利益受侵占，那么就要坚决起来用武力反抗。
另外，甘州兵变巡抚被杀，开了兵变杀害巡抚的先例(之前也有巡抚被杀，但属于藩王叛乱)，士兵们对朝廷命官十分不屑，只要朝廷压迫我，触底反弹的士兵就会死磕。
所以，嘉靖朝两次大同兵变时，大同巡抚张文锦和总兵李瑾先后被杀，之前高高在上的官员已经不再为士兵所畏惧，朝廷的威信也是一落千丈。
面对兵变，嘉靖帝虽然有时很强硬，但是面对群起的士兵难免有些畏惧，便倾向通过和谈来解决问题。这时，士兵不仅发现高官们不可怕，还发现当朝皇帝也没那么可怕。
更严重的问题是，部分大同兵变的士兵后来投靠了蒙古军队，帮蒙古军队制造攻城器械并带路攻打明朝九边，给九边地区带来了严重灾难。而当时的人，都认为甘州兵变对嘉靖及以后的兵变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使得明王朝不仅不得不防备各地农民起义和蒙古军队，还得耗费大量精力处理兵变事宜，逐渐消耗了明朝的国力。
其次，改变了明朝西北地区的局势。
许铭被杀，新的巡抚也上任了，新巡抚叫陈九畴，曾长期在甘肃镇担任高官，正德朝时曾逮捕和杀害过西部边疆部落土鲁番部的使臣，土鲁番的君臣把陈九畴当做仇敌。
因为甘州兵变，陈九畴上任新巡抚，使得土鲁番认为这是明朝对土鲁番强硬的标志。而陈九畴也从不掩盖自己对土鲁番的不信任，反对同土鲁番通贡互市。
正德朝时，一个叫写亦虎仙的哈密首领，因为同土鲁番串谋，被陈九畴发现并抓捕。后来在陈九畴的建议下，明朝处死了虎仙及其家人。这一点让土鲁番大为光火，加上土鲁番向来跟陈九畴不和，便于嘉靖三年发兵攻打甘肃镇。
虽然明朝最后抵抗住了进攻，但是甘肃镇在此次战争中损失严重，城池被毁，民众被杀。后来，首辅杨廷和及陈九畴的政敌桂萼等人上台，开始清算陈九畴和杨廷和的问题，发现陈九畴对土鲁番的敌视和强硬导致了土鲁番的进攻，还发现陈九畴虚报战功，所以因病退休的陈九畴又被朝廷抓了起来。
(吐鲁番火焰山)
虽然陈九畴走了霉运，但是明廷却因此否极泰来。因为经过之前那次大战，虽然明朝遭受了损失，但土鲁番也因为不能跟明朝互市而陷入困境，所以双方都有坐下来谈谈的想法。
嘉靖七年，新任兵部尚书王琼被任命为三边总督，直接管理甘肃镇的军事，开始了同土鲁番的和谈，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息兵和好，通贡互市。
很多人本来不对这次互市报太大希望，但这次互市给明朝带来的好处却是很明显的。困扰明朝近百年的土鲁番威胁日趋弱化，明朝西北局势趋于缓和，而同明朝和好的土鲁番也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互市红利，但在明末时被蒙古瓦剌部兼并了。
所以说，甘州兵变看起来虽然是一次不起眼的兵变，但实际上深刻影响了明朝的国运。
一是兵变带来的深远影响，使得明朝的兵变频发，朝廷威信下降，军队凝聚力和忠诚度下降，造成嘉靖朝一些士兵投向蒙古。也进而使得明末时一些明朝士兵投向后金或是农民军，因为他们对自己所保卫的朝廷并没有太多好感。
二是兵变改变了明朝同土鲁番的关系，而此前土鲁番同明朝战战和和，牵扯了明朝大量兵力和精力，兵变后陈九畴激化双方矛盾造成的两败俱伤，使得双方开始真心坐下来谈一谈，进而使得明朝西北地区的边患缓解了很多。
如此看来，当年一个不太起眼的甘州兵变，对后来明朝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恐怕也是当时的人没有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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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太祖皇帝朱元璋说过:"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然而终大明一朝，让大明走向灭亡的很大原因就是粮食。赶上饥荒时期，百姓吃不上饭造反可以归结为天灾没办法的事，那个时候没有联合国也没有人道主义援助，一个国家出现饥荒，尤其是四周都是附属国的一个大国只能自己的朝廷想办法。但是大明的军队吃不上饭就不是天灾的事了。军队吃不上饭造反就叫哗变，怪不得明末明朝百万大军光听见数字了，真正打仗一个人也看不见，农民军吃不上饭，正规军也没粮食，索性一块当强盗。
明朝军队因为吃不上饭的问题造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太祖朱元璋真正穷人当皇帝，不想给老百姓添加负担。想法固然好，实行卫所制度。军队一边种地一边打仗保家卫国，政策初衷是好的，可是老朱死了，后边的事就变了味。本来用于军屯的田地开始都被皇帝的近侍、外戚、朝臣等以各种名义侵占。本来军人自给自足的包干逐渐变成了当兵的成了地主贪官的佃户，本来古代生产力就没那么高，在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官吏的驱使让士兵像暴躁的饿狼早晚有天会惹出麻烦。
公元1524年就是明嘉靖三年的一天，大明王朝的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发生了一次士兵哗变，原因很简单士兵连树根都吃不上了，当官的还贪婪成性。倒霉的这个官是大同府巡抚都御使张文锦，首先他是个贪官，然后让造反的士兵杀了。造反的士兵首先打开仓库，发放粮食，为啥平时都饿的不行。然后顺手就把大同城给占了。
这群士兵说真的也谈不上造反，就是饿急了，加上贪官在恶语相加，头一热就反了。其实他们也没反皇帝，明朝皇帝后来派人把几个闹事的处置了，这事算是暂时解决了。可是过了不到9年大同这边又反，了曾经当过山阴总兵的朱振，又组织王福胜等士兵首领在大同发动兵变，火烧总兵府，总兵李道自杀。后来明朝派总督刘源清与总兵郜永带兵前去镇压，逼朱振自杀，又把带头的王福胜等30多人杀死这件事才算解决。
可是大同兵变的背后的隐患并没有引起明政府当局的重视。明朝的政治仿佛就是皇帝跟一群大臣斗法斗心眼。朝堂之外多腐败，下面什么情况没几个皇帝真正了解的。嘉靖信道炼丹，万历直接旷工，天启当木匠，也没出一个微服私访的。卫所制的自给自足早已经不是老朱刚开锅的那般模样了，老朱在的时候据说杀了15万贪官，老朱一死，该t贪的还贪，加上朝廷的大臣没几个真正关心戍边的军士的。边关经常欠响，军队的土地都被贪官们略去，连饭都吃不上了。这个问题就一直没解决，等到想干点事的崇祯皇帝上位了，一切都晚了。这也是为啥李自成打北京就没费啥劲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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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军事明朝建立后，北元政权一直存在。明初诸帝虽然多次北伐，但因蒙古实行行国体制，出征成效不大。而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在对待蒙古的策略上，不得不由明初的征伐变为消极守御。并不断在北部修筑边墙、墩堡，设置镇所。大同便是其中之一。大同北面，四望平衍，寇至无可御。《明史・张文锦传》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镇城者，以葛谷、白阳诸堡为外蔽也。今城外即战场，何以示重?”所以便有了修堡徙卒之举，即“议于城北九十里外，增设五堡，日水口、宣宁、只河、柳沟、桦沟。”而在修堡的过程中，“参将贾鉴督役严，卒已怨。”
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重生敬死，边卒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明朝国力衰微，蒙古骑兵强大的时候，与蒙古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明史》中，记载蒙古某部入犯，明某将殉国，某地遭蒙古大掠的字眼随处可见。边卒身处边疆，熟知边情，所以，当张文锦“欲徙镇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的时候，“众惮行，请募新丁”。
社会从史料记载来看，明代的社会风气显得有些浮躁。《明史・杨廷和传》记载：嘉靖登基之初，杨廷和在与毛澄论及兴献王主祀称号时，一句“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随口而出，全不在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礼仪。而众朝臣在听到张璁、桂萼已到京时，“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身为大臣，本该行有规、言有度，但此时却集众打人，与市井无赖无二。大臣言行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可想而知。所以，在整个社会已经变得浮躁的情况下，一旦有风吹草动，利益受损之人必然会结成一体，乘时而动。蒙古的多次南下对明朝边卒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使他们产生了惧战怕死的阴影。出于对自身安危的关注，其行为中的过激倾向自不待言。
经济明代实行屯田制，但出于对土地财富的渴求，作为屯田制基础的耕地一开始就被近侍、外戚、朝臣等以各种名义侵占。《明史・柴车传》记载：宣德六年(公元年1432年)，山西巡按御史张勖言，“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到正德时期，屯田制已被破坏殆尽。张文锦在任时就曾“劾奏阳和天成分守太监李睿，报纳官草，累军采运，侵占庄田，役军耕种，结逆党黄福添等为腹心，”请求“正其罪，别选老成安静者代之。”随着经济状况的下降，兵士的不满情绪也随之生长。在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官吏驱使假以辞色，自然更容易引起纠纷。
终明一世，其对蒙古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所以在封贡、战争两者之间犹豫不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明朝在此时处于守势，攻城不可实现，而且因蒙古实行行国体制，也无城可攻。但陈兵边塞，耗费巨大。《明臣奏议・豫防边患疏》载：“宣大二镇共有官军一十四万，延宁二镇又设有官军七万，岁费粮储数百万计。”在屯田制日趋没落的形势下，政府支出增加。同时，因很多民田被占，政府收入减少，所以军费支出比例变大，财政危机加剧。这一多、一少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边防思想和措施又没有改变，矛盾便一直加剧。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中央因循守旧、控驭无方。2、法纪废弛，执法不严。《明臣奏议・豫防边患疏》载：“各镇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边情。”身为边臣，不能专职其责、经营边事，其目无法纪可见一斑。而若非法纪废弛，边臣御下无方，士卒不可能会聚众哗变，轻率地杀戮上司。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大同军卒因“粮饷欠缺”而“欲为乱”。而在事件发生后，只“戮其首祸者五人，以徇次调极边哨守，余悉谕令安堵镇巡等官节制，欠严姑宥之”，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粮饷欠缺的问题。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熟读《诗》《书》的朝臣无法采取措施保证粮草，或许有诸多因素制约，但终归没有尽到职责。从上述可见，无论京官还是边臣，都没有真正的恪尽职守。长此以往，变乱必然会发生。
朝廷以蔡天佑为大同巡抚，桂勇为总兵官，前往安抚。十一月，又遣军镇压。郭鉴、柳忠等相继被俘杀。鉴父郭疤子又串众起事报复，生擒总兵官桂勇，持至次年二月失败。十二年，大同镇卒不堪军官虐待，再次举事，杀总兵官李瑾，并固守城门，屡挫官军。后遭分化瓦解，首领黄镇被害，指挥马升、杨麟投降，兵变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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