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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抗战

  热河战役,又叫热河事变,热河抗战。发生于热河省,时间为1933年2月至3月。由于满洲国成立时,《建国宣言》中即曾表达过凡长城以北关外东北四省均为满洲国法理领土热河为满洲一部份。于是日本 方面即根据《日满议定书》,积极侵略热河。因为中国国内舆论普遍不愿意承认满洲国,2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宋哲元等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2月21日,热河战役爆发。装备不良,士气低落的东北军节节败退,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至此东北全境沦入伪满统治之下,东北军关外余部部分转入游击战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继续与日军及伪满斗争,另一部分转入长城沿线参加长城抗战,之后撤入关内,与之前撤入关内的东北军继续活跃在抗日战场,期盼有朝一日“打回东北去”。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也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1931年9月18日,这天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难忘的。

  当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的一段路轨,却诬蔑说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炮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也同时向沈阳发起攻击。

  这个时候,东北军年轻的少帅张学良在哪里呢?有人谣传他正和明星胡蝶相拥而舞。实际上,他正在北京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对于九·一八事变,胡适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在日记里记道:

  1931年9月19日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仍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看得出来,胡适的冷静在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早有预见。然而,对于侵略本身,对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他毫无愤慨、抗议,似乎有将日本侵略的原因归于自己“事事落在人后”之意。因而,在抗战初期,他是主和而不主战的。对于他人的抗议,他甚至以为“太幼稚”。

  1931年9月23日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孟和和我同访颜惠庆先生,谈太平洋会议的事,我们三人同发一电:(英文)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此次会议对于

  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理事会将会议延期。

  孟和要加“除非日本代表表示否认日本军阀之行为”,这未免太幼稚了。

  不仅如此,胡适与丁文江、蒋廷黼、傅斯年还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的方案供当局参考,只因分歧太大而作罢。对于主和的理由,他认为中国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日本抗衡。与其白白奉上血肉,不如求和。其次,他并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共政策,主张迎战不如先求国内统一。最重要的,他认为在日本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没有恶化的情况下,中国贸然迎战将不会赢得国际援助。胡适的反战言论一经披露,即招致猛烈抨击。1932年3月日军扶植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溥仪重温了他的皇帝梦。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李顿报告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并主张设立“满洲自治”政府。在一片责骂声中,胡适却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而且“满洲自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证明,所谓“和平运动”完全无法抵挡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就在主和派与主战派激辩之时,日军继吞没东三省后,继续向中国的纵深挺进。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及临榆县城,随即直指热河。为保华北门户,张学良征得“政府”同意,欲誓死保卫热河。然而,民心涣散,军心不稳,热河一点点地被蚕食。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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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义指挥,企图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国民党政府命令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企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

  1933年1月1日,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炮击临榆县城。中国守军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3日,山海关沦陷。2月21日,日本关东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二4个师团主力,纠合伪军张海鹏部共10多万人,分3路进犯热河。北路由通辽攻开鲁;中路由义县攻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守凌源的万福麟部于兆麟师一度抵抗后,因腹背受敌,退守长城线上军事要塞喜峰口。国民党热河省政府主席、东北军师长汤玉麟为保持自己的军阀势力,反对辽、吉、黑省抗日义勇军退入热河境内,怕把日军引入热河地区,又阻止东北军4个旅开赴热河,后几经疏通方得开入。3月初,汤玉麟置军事于不顾,从平津调集大批汽车,又将前方军用载重汽车240余辆扣留,向天津租界抢运私产,并自动弃守平泉以北、承德以东高地,严重影响了前方抗日官兵的士气。3月3日下午7时,汤玉麟在既无命令,又无敌情的情况下,带4个旅擅自弃守国土,离开承德,西逃滦平,撤至察哈尔省沽源县一带。3月4日上午11时许,日军仅有128名骑兵,兵不血刃占领了承德。此后,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很快占领了热河全省。

  这位不太光彩的逃跑将军汤玉麟,是阜新县(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

  汤玉麟,1871年出生,字阁臣,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新民镇人。汤玉麟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给人放羊,青年时在义县赶车运输货物,往来于阜新、朝阳之间。一次外出,途中遇土匪被劫挨打,他一气之下投身“绿林”。汤玉麟打仗凶猛,被土匪委以“二当家的”。以后,汤玉麟从土匪中拉出一伙人,进占锦西县境大红螺山,成了“山大王”。一次张作霖被清兵包围,汤玉麟给解了围,从此他们成了结义弟兄。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腊月三十晚上,张作霖、汤玉麟的队伍被匪帮金奉山带领的沙皇俄国骑兵中队偷袭,张、汤队伍溃逃,仅剩下100余人。此后,张、汤投奔八角台(今台安县台安镇)商务团练首领张景惠。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2月13日,汤玉麟随同把兄张作霖向清廷新民府投降,队伍改编为巡防营,汤玉麟任左哨哨宫。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密令新民府捕杀降而复叛的辽西巨匪杜立山。汤玉麟等设计捕杀了杜立山,因而立功,汤被提升为奉天前路巡防营第二营帮带。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奉天总督赵尔巽调张作霖、汤玉麟至奉天(今沈阳),镇压革命党人。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汤玉麟历任团长、旅长、东三省巡阅使,署中将衔顾问,奉军陆军第11混成旅旅长,第11师师长。民国4年(1925年)11月,郭松龄(1883年—1925年,字茂宸,沈阳市人,同盟会员,爱国将领,曾任奉军副军长、副司令等职)在河北滦县率部队反戈,自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汤玉麟率部出义县大凌河两岸截击郭军立功,张作霖提升汤玉麟为热河都统。

  1928年(民国17年),东北易帜,张学良继父位,任命汤玉麟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热河省主席兼陆军第36师师长。汤玉麟统治热河期间昏庸残暴、横征暴敛,民众怨声载道,称他为“汤扒皮”。他任人唯亲,省府厅局长、军队团旅长以上长官及县长,大都由其子、侄、甥、婿等担任。二儿子汤佐辅为省财政厅长,大儿子汤佐荣为省禁烟局长,阜新县县长周铁铮是他女婿。

  汤玉麟统治的热河省境,盗匪遍地,为害百姓,民不聊生。汤玉麟与土匪同流合污,合伙贩卖、私运鸦片,抢劫、搜刮民财;汤军还以剿匪为名,向群众要粮要钱,榨取人民血汗。1931年4月,汤玉麟派曾驻防阜新县的东北骑兵第十七旅李守信(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日军侵占热河时投降日军)团残酷镇压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嘎达梅林起义,割下嘎达梅林人头,献给达尔罕郡王。

  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汤玉麟为保住热河地盘和沈阳等地私产,与日伪关系十分暧昧。1932年(民国21年)2月,在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时,汤玉麟派代表谢履西出席会议并签字。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时,汤玉麟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参议府副参议长兼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虽未到职,表面上也表示反对,但私下又让谢履西代致谢意。

  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要求严惩汤玉麟。国民党政府在人民舆论压力下,决定让张学良辞职,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于3月8日下令,褫夺汤玉麟各职,汤玉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冯玉祥。5月,参加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军人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任命为察东游击队司令,但未参战。7月,汤玉麟暗中派人与日军接洽,准备投降,后因其部下极力反对而未成。10月,因与刘桂堂争夺防地,发生混战,后经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调停,汤部被改编。汤玉麟被委任为第29军总参议,从此被解除了军权。

  1934年1月9日,国民党政府撤销对汤玉麟的通辑令。5月2日,北平军分会任命汤玉麟为高等顾问。半年后,汤玉麟辞职回天津,从此势力衰落。1949年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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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河抗战发生于热河省,时间为1933年2月至3月。由于满洲国成立时,《建国宣言》中即曾表达过凡长城以北关外东北四省均为满洲国法理领土热河为满洲一部份。于是日本 方面即根据《日满议定书》,积极侵略热河。因为中国国内舆论普遍不愿意承认满洲国,2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宋哲元等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2月21日,热河战役爆发。装备不良,士气低落的东北军节节败退,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至此东北全境沦入伪满统治之下,东北军关外余部部分转入游击战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继续与日军及伪满斗争,另一部分转入长城沿线参加长城抗战,之后撤入关内,与之前撤入关内的东北军继续活跃在抗日战场,期盼有朝一日“打回东北去”。承德沦陷后几日之后古北口沦陷,热河抗战结束,长城抗战开始。

  1933年2月21日,日本关东军 、伪满军10余万人,以锦州 为基地分三路进犯热河,史称热河事变。北路由日军第六师团与伪满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等部从通辽 侵开鲁;中路由日军第八师团纠集伪军李寿山部由义县 犯朝阳;南路由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和伪军丁强部从绥中侵凌源。2月22日,铃木旅团偷袭热河边境的南岭,中国守军奋起迎战,热河战事全面展开。3月4日,日军川原旅团先头部队仅以128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4月21日,日军占领兴隆。至此,除热西的丰宁等县外,热河全境沦陷。从此,热河人民展开了长达12年的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

  1932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继而又向热河推进。当时热河驻有汤玉麟的 6个旅,2个直属团,2个直属营,1个特务队。其中有3个步兵旅,刘玉才的第七旅驻在绥中,董福廷的第三十八旅驻在北票、义县一带,刘湘久的第一○六旅住在隆化北部。另外还有3个骑兵旅。骑兵那时称为高脚队,没有战斗力,因为汤玉麟好马,所以成立骑兵旅。他们是崔星武的第十九旅,住阜新;石相廷的第六旅住热北;赵国增旅驻地记不清了。加上那些直属部队,实际上是1个整编师,即十一师,但对外仍称十二军。

  九·一八事变后,热河境内时有断断续续的战事发生,都是小规模的与日军作战。

  1932年冬天,万福麟和冯占海部分别退入热河境内。汤玉麟为联合两位将领抗日,邀他们到承德协商,商定汤军进行休整期间,由万、冯两部先行阻击。会后,汤玉麟将第三十八旅调往平泉休整。谁知万、冯二人竟不履行诺言,先行逃跑,致使热河局势危急,接着几天内战况不利:先是阜新骑兵第十九旅崔星武叛变投敌,紧接着是日军进攻平泉。同平泉方面的联络中断,热河危在旦夕。

  这时汤玉麟召集守军将领开会,宣布退出承德。会议尚未开完,那些靠搜刮民脂民膏的八大处官员便收拾财物,争先逃命了。军队从热河撤出时,异常狼狈,溃不成军。

  汤玉麟本人也十分狼狈,家眷都没来得及带,便乘一辆三轮摩托车上路了。一路上,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从承德带出的400万大洋,用骆驼驮着,骆驼被飞机轰炸惊跑,白花花大洋洒了一地,也无人顾上去捡。在滦河边上,汽车、大炮横躺竖卧,战马来回奔跑,一片慌乱的景象。这时,天色已晚,摩托车前方突然出现一群人,驾驶员连忙停车,车还未停稳,汤玉麟便从车里滚到车外。待人群临近时,才发现是特务队,队长崔子衡急忙与汤玉麟说了几句话。就在这段时间,驾驶员不见了,没有办法,又从特务队找了一辆两轮摩托,送汤玉麟过了滦河。滦平县县长把汤接入县城,第二天天一亮,又向长山峪急退。撤退途中,第七旅刘玉才部在大坝附近打下了一架日军飞机,并活捉了日军飞行员。

  当汤军撤退到沽源时,部队只剩下几千人。这时驻沽源的孙殿英的第四十一军,又对这残兵败将进行了伏击,致其损失惨重。孙殿英曾认汤玉麟为干爹,为汤大太太披麻戴孝,此时见汤大势已去,便落井下石。汤玉麟走投无路,召集剩余人马在沽源大滩的教堂内,跪着磕了个头,老泪纵横地说:“弟兄们,我汤玉麟过去对你们怎么样,你们心里是清楚的。我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希望你们再保我一程。”这时官兵见他如此可怜哀求,也不禁落泪,乱哄哄喊起来,愿意继续保他。

  后来汤玉麟接到伪满洲国第五军管区司令张海鹏的一封劝降,他看后十分生气,将信撕得粉碎扔在地上。汤玉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派人和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联系,要求收编。宋哲元同意,将汤的余部编为1个旅,汤玉麟任上将参议。以后汤玉麟便携眷到天津隐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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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河抗战发生于热河省,时间为1933年2月至3月。 由于满洲国成立时,《建国宣言》中即曾表达过凡长城以北关外东北四省均为满洲国法理领土热河为满洲一部份。于是日本方面即根据《日满议定书》,积极侵略热河。因为中国国内舆论普遍不愿意承认满洲国,2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宋哲元等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2月21日,热河战役爆发。装备不良,士气低落的东北军节节败退,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至此东北全境沦入伪满统治之下,东北军关外余部部分转入游击战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继续与日军及伪满斗争,另一部分转入长城沿线参加长城抗战,之后撤入关内,与之前撤入关内的东北军继续活跃在抗日战场,期盼有朝一日“打回东北去”。承德沦陷后几日之后古北口沦陷,热河抗战结束,长城抗战开始。

  热河本身南有长城可为屏障,西有苏克斜鲁山脉;东南隔松岭山脉与辽西重镇锦州相接。1931年满洲国成立时, 《建国宣言》中即曾表达过热河为满洲国法理领土的一部分。1932年7月11日下午七时,关东军特派员石本权四郎被捕。日方乃借口此事,大举侵热,比为第二个中村事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允诺速救出石本。7月13日,辽西义勇军一部及东北边防军十九、二十旅与日军二十师团部少田一旅交战,东北军方面不敌撤入热河境内阜新新邱附近。日军窥探新邱煤矿资源已久,因奉系东北当局一直没允许所以没能开采,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方屡图强筑新立屯镇至新邱的铁路。

  7月14日,朝阳县城忽遭蒙族匪军围攻,据悉此伙匪军拟定引导锦州日军进入热河,后被驻热河东北边防军两支骑兵旅会合痛剿;同一天,日军分驻天津塘沽的日军七十七联队两连开到榆关,中午由南满铁路运往锦朝线(现锦承线一部分)参加作战。7月29日,石本被觅得,由义勇军赴北票交与日军,后日军对此事张大其词。同时日本陆军省荒木贞夫大臣则表示“热河省归属满洲,为国际调查团所熟知”。1932年冬,日军以伪满洲国的名义通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代表赴北票开会,会上日方提出三点要求,诱逼汤玉麟叛变,汤玉麟为保住对热河的统治,企图投敌,张学良复电汤玉麟派去的代表命令断然拒绝日方要求,迫使汤玉麟死心抗战。

  1933年1月爆发榆关战斗。张学良退至山海关之内,积极谋求抵抗。1月3日山海关沦陷。1月12日,日军占领长城要隘九门口,为侵犯热河接触了后顾之忧。1月21日,外相内田康哉于贵族院发表演说,表示“热河省为满洲国一部分,征之《建国宣言》即可明白……《日满议定书》,规定满洲国领土由两帼共同负责维持治安。故所谓‘热河问题’,为满洲国内部问题,同时日本因有条约上的义务,对此抱重大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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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前准备

  1932年,张学良严令汤玉麟不准投敌的同时,将东北军缪澄流旅、孙德荃旅和黑龙江省第二十九旅、三十旅调往热河,加强防守,并从10月开始构筑工事,经三个月于年末基本完成。1933年初,张学良调四十一军孙殿英部(西北军旧部,非奉系)进驻赤峰,并以东北民众抗日后援会的名义,收编进入热北林东、开鲁,热东下洼、阜新等地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前后共收编七个团。2月初,日军加紧准备进攻热河,张学良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他自己自兼,主要指挥东北军王以哲、丁喜春、缪澄流、孙德荃等旅和黑龙江省军第二十九旅、第三十旅,约3.5万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张作相担任,副总司令为汤玉麟,指挥孙殿英第四十一军、汤玉麟第三十六师两个旅和张廷枢第十二旅,以及热河境内的东北义勇军,约7万多人。

  两集团军的作战地界限划分是:以朝阳、建昌、凌源、平泉至承德的公路为界,以南为第一集团军作战地,以北为第二集团军作战地。中方合东北军各部及东北义勇军共20多万人。1933年1月28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义在新京下达466号作战准备令,完成了军事部署。 2月17日,武藤信义下达了473号攻击令,决定2月23日开始军事进攻。2月18日,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宋哲元等27名将领在承德发出热河抗日通电。2月21日,日军开始攻入热河,企图逼迫中国守军投降。武藤信义于22日下达最后通牒,要求驻热河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出。2月23日,日本要求中国撤出热河军队遭拒。2月24日,日军兵分三路开始大规模进攻。

  战役爆发

  1933年2月21日,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下,以张景惠为“满洲国讨热军总司令”,大本营设在锦州,日伪军总共达10万余人,兵分三路:北路以日军第六师团和伪满洲国军张海鹏、程国瑞部组成,由通辽出发,攻开鲁、新惠、建平,目标赤峰,之后南下承德;东路以日军第八师团和伪满洲国军李寿山部组成,由锦州出发,沿锦朝线(现锦承线)进攻北票、朝阳、叶柏寿,最后向承德进犯;南路由日军第七师团、第十四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和第八师团一部,另有伪军丁强(李际春)部,从绥中出发,向建昌、凌源、平泉进攻,再向承德进犯。

  此外,侵占长城沿线的日军第八师团一部和驻山海关守备队组成一个支队,由古北口出发北上,直犯承德[3] 。针对日伪军三路侵犯热河,东北军也分三路应战:北路开鲁至赤峰一线,由孙殿英部和热河省军骑兵第十七旅崔兴五部防守,东北义勇军冯占海、李海青、刘振东等部协助战斗;东路北票至朝阳、建昌一线,有黑龙江省军第十三旅于兆麟部、热河省军步兵第三十八旅董福亭部和退入该地区的东北义勇军李春华、唐聚五部;南路凌源至平泉、承德一线,由东北军第十六旅缪澄流、第八旅丁喜春、第十九旅孙德荃和黑龙江省军第十九旅王永盛等部防守[4] 。

  战役过程

  1933年2月21日,日军北路第六师团主力及第十一旅团一部,配以蒙族匪军骑兵500多人,在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指挥下,向热北重镇开鲁进攻。守军主力是汤玉麟所部崔兴五所部骑兵第17旅,崔兴五寻找种种理由不予抵抗,也不准其他抗日军进城休整补充。当晚,日伪军向大树营子抗日义勇军刘振东部偷袭,被刘部击退。22日,日军复以飞机10余架轮番轰炸,并不断进行炮击,义勇军刘振东、李海青、张玉廷等部奋起反抗,但因无高射炮,各部均受重大损失,余部2000余人被迫退出阵地,向开鲁以南转移到赤峰街内划入孙殿英部序列。23日,伪满洲国军张海鹏部伙同日军,向开鲁发起进攻,崔兴五借口义勇军出击不力,竟率全旅临阵脱逃至林东,开鲁遂陷敌手。日军第六师团占领开鲁后,分兵两路进犯,一路沿西拉木伦河、老哈河经白音套海直攻赤峰;一路经大沁他拉、下洼、新惠攻占建平镇,与东线第八师团会合。东路热河省军董福亭旅驻北票及朝阳南岭,22日,日军第八师团第四旅团在飞机、铁甲车配合下,发动数次进攻,战斗极为激烈。东北义勇军耿继周率部迎敌,阻击日军不能前进。23日,董福亭旅第五十八团团长邵本良被敌人收买,在前线投敌,致使北票、南岭两地相继失守。董部主力退守朝阳西郊大平房防线,又有一营叛变,引敌深入,董旅死伤惨重。最后,董旅在张郁文旅掩护下,率残部逃往凌源。25日,朝阳沦陷,另有一部日军攻陷八仙筒。26日,日军南部主力第八师团进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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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2月21号的南岭战斗到3月4号承德陷落,短短两周,将近二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便落入了日军之手。面对不到五万的日军,号称有二十万的中国军队竟然用如此短的时间打了这样一个大败仗,一时间举国哗然。当然,热河一战中国军人也并非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在赤峰,日军就遭遇了极其顽强的抵抗,而敢于率部与之对决的就是四十一军的军长孙殿英。今天的人们对于孙殿英的了解更多是源于一部电影《东陵大盗》,孙殿英盗了慈禧的墓,说他是东陵大盗,的确是名实相副。不过,孙殿英曾经是拼死抗击日寇,这也是载于史册的史实。

热河战役打响之后,热北重镇赤峰成为日军首要夺取的战略目标。为了保住赤峰,国民政府命令驻防山西晋城的孙殿英41军入热作战。得令之后,孙殿英便亲率三个旅驰援热河。日军计划南北夹击,钳形攻势,将赤峰守军一举包抄全歼。然而,孙殿英早有识破日军的战略企图,他命令107旅担任乌丹的防务,108旅和109旅分别部署在围场和凌源一线,作为后援和接应,从而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2月27号,孙殿英率军抵达赤峰,但只见41军的官兵一律是灰棉军装,不佩戴领章和肩章,身背大片刀,分辨不出官佐和士兵的区别。欢迎的绅商各界代表上前询问孙殿英的下落,才得知孙军长早已扮装成押运粮草的士兵,坐着拉马草的大车进城了。

第二天上午,赤峰各界召开欢迎大会,声援41军来赤峰支援抗战。孙殿英也发表演讲,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表示要誓死报国。这番感人肺腑的言语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一时间群情激昂。3月2号,日军兵临赤峰城下,向东门、北门和西门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把大炮架在城外,向三道街轰击。此时,孙军炮火仍未到达,守军处于劣势,孙殿英亲自登上东门督战。

直到下午4时许,赤峰城区仍然牢牢地控制在中国守军的手中。遇阻的日军随即调整进攻的部署,转而迂回到头道街大河洋行,将房舍炸开冲入头道街。此,孙殿英正在东门指挥战斗,见城区已破,立即组织守军在头道街、三道街开展巷战。他登上东门城楼,发誓与赤峰共存亡。

战至下午五时,为了赤峰免遭战火涂炭,在县长孙廷弼的劝说下,孙殿英只得率部撤离赤峰。退却之后的孙殿英在赤峰二道河一线构筑工事继续与日军激战,直到3月8号下午防线被日军突破,孙殿英才率部向围场转移。孙部在赤峰以及周边地区抵抗之时,当地民众送粮送水,救护伤员,让孙殿英是大为感动。他后来说,友军不军,义军不义,都不及热河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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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影响

  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沿线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各口发动进攻。日本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

  1933年3月8日,张学良因东北全境沦陷,被迫引咎辞职,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之后长城沿线相继沦陷。 其中古北口战斗中,中央军第二十五师一四五团一个远离主力的军事哨所的7位勇士在大部队撤防后,坚守阵地,独立作战,先后毙伤日军100余人,最后壮烈牺牲。日军钦佩其勇,把这7人掩埋起来,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

  到1933年5月下旬,日军已侵占秦皇岛、北戴河、抚宁、迁安、密云、蓟县、唐山等22县,进逼平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迫使南京政府缔结城下之盟。5月22日,何应钦与驻北平日本大使馆代办回见。几经周折,中国代表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会谈。5月31日,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

  热河陷落后,东北各地义勇军失去了赖以回旋的大后方,断绝了一切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来源。《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接着,命令何应钦解散东北及冀东各地义勇军、救国军。1933年7月16日,何应钦正式通知救国会负责人应根据《塘沽协定》规定速予取消救国会。东北各地抗日活动走向低潮。

  国歌轶事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最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正是以长城沿线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为背景的。许多资料记载,正是1933年爆发的热河抗战使聂耳亲历了抗日烽火,了解了抗日军民,获得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创作素材。

  著名的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副军团长李纯华、原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原东北抗日义勇军骑兵旅迫击炮连连长刘凤梧等众多当年参加热河抗战的义士都在自己的文章或回忆中讲述了聂耳等人来到热河的四家子镇,被《义勇军誓词歌》感动的经过。著名导演张慧冲也在此行拍摄的纪录片《热河血泪史》再现了1933年发生在四家子镇的真实情景。

  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事情的原委。1933年2月的一天,天降大雪。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长杜重远,率音乐家聂耳、著名电影导演张慧冲等40余人携带枪支弹药、服装、慰问品和摄影器材,赶往建平县的朱碌科镇。准备在朱碌科慰问抗日将士并进行阅兵。谁知到达朱碌科后情况突变,驻这里的义勇军团战生病,副团长赌气辞职。无奈,第二天车辆只能继续行驶来到了驻有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一团的四家子镇。

  刘凤梧的儿子刘生林根据父亲的回忆详细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形:阅兵顺利进行,结束检阅后,刘凤梧指挥等候领取补给的义勇军战士唱歌。聂耳人带着慰问袋,来到队伍前。聂耳用云南话问道:“你用东北话唱的歌词我听不懂。你们唱的是啥子歌?”刘凤梧也听错了:“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他从兜里拿出一张《义勇军誓词歌》传单,递给聂耳: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诸多研究者著文论述,这次热河四家子阅兵时得到的《义勇军誓词歌》正是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雏形,成为田汉、聂耳创作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重要的核心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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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3月4号下午一点,随着隆隆作响的履带声,日本陆军的铁甲车开进了热河的省府承德,至此,张学良组织策划抗击日军的热河战役彻底失败,这场战役对外宣传力度非常大,战前张学良率领手下诸位将领,还搞了一个誓师大会,发表通电,誓言绝不低头,与日寇决战到死。这番举动也引发了全国的瞩目和高度评价,然而事实是残酷的。热河抗战从开打到结束前后也就十来天,还没有备战的时间长。这场惨败,张学良是脱不了干系的。

  早在战前,熟悉热河与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就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丁教授很明白的指出,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平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息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然而在看了张少帅的军事不妨之后,丁教授连呼看不懂。他再次撰文指出,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只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果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当然,张学良也有难言之隐,他倒是想把兵力放到热河,可是管热河的汤玉麟硬是顶着不让进,对于这位汤主席张学良还真是无可奈何,谁让他是自己父亲张作霖的拜把兄弟呢?所以热河之败也不全败于军事,相当一部分原因是败于政治。

  在过去的历史书上,常常把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描绘成是一个准汉奸,仿佛他随时准备投靠日本人,其实这种描述并不准确。热河抗战失败,汤玉麟被国民政府通辑,随后失去了兵权,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一直在天津与寓公,直到1949年去世。抗战期间,日本人一再动员汤玉麟出任伪职,都被他断然回绝了。汤玉麟拒张学良与门外,是怕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同样,他也不会拱手相让给日本人。既然不愿意他人染指自己的地盘,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动武,然后要论起军事能力,汤玉麟手下的热河军与训练有素的日本陆军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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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汤玉麟听闻赤峰沦陷后惊慌失措,从北平、天津征集大批汽车,并扣留前方军用载重汽车240余辆,装载私产和鸦片等运往天津租界。1933年3月3日,张作相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从承德移驻古北口;4日清晨,汤玉麟还未见日军踪影,便放弃承德逃往丰宁。4日中午,日军川原旅团派128人,兵不血刃占领热河省会承德。3月10日攻占了乌丹和围场,中国军队撤至半截塔、丰宁地区,日军撤回赤峰集结待命,热河沦陷。至此,鼓噪一时的热河抗战,不到10天彻底失败,东北全境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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