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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

  创始人王艮(王艮其人,江苏东台人,师承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王艮长期在小生产者阶层中讲学,从者云集。泰州学派的信徒有上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还有下层劳动人者。他们大都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普及和宣传工作,规劝人们安分守已,息事宁人,因此泰州学派一度受到朝廷的青睐,成为晚明的显学。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

  王艮明朝哲学家,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生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卒于嘉靖十九年(1541年),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灶户(从事盐业生产)的家庭,,7岁就读乡塾,11岁因贫辍学,随父兄烧盐。19岁起,多次到山东经商,曾一度习医。后转而治学,成为泰州学派的创立者。

  王在山东谒孔庙时,得到很大发,认为“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于是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书于袖中,逢人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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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0多年的自学中,一方面不耻下问,一方面“不泥传注”,强调个人心得。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认为“道”不是神秘的东西,“道”应解决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有衣穿有饭吃才是真理。38岁时去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王阳明对他甚为称许。在从学中,一度受王阳明主观主义“良知”学说影响,但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因而“时时不满其师说”。嘉靖二年(1523),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但已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嘉靖五年(1526),王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求学者纷至沓来,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嘉靖十八年(1539),57岁的王艮已病魔缠身。次年冬,病重弥留时,他对儿子王襞说:“汝知学,吾复何忧!”他希望泰州学派能延续下去。逝世后,四方送葬者有数百人之多。

  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灶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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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艮,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始人。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即1483年7月20日。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541年1月2日。享年五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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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艮,生活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的上半叶。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落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手工业者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衰败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败,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阶级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置身于这个黑暗社会生活底层的王艮,为谋生存、求发展,不得不顽强地争斗和迂回 前进。终于使一个海滨的穷灶丁,锻就为“名垂史册”、受人仰慕的学者。

  王艮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烧盐、贩盐发家时期(从孩提至26岁);发愤刻苦自学、悟道讲学时期(27岁至37岁);从学王(守仁)门、周流各地时期(38至46岁);独立讲学,自成一家时期(这一时期,为王艮活动的鼎盛时期,47岁至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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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学派观点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他还把“百姓”和 “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王艮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维护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观点,是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的;

  王艮的“格物说”,构成他讲学传道的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意义。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

  王艮的“明哲保身”说,是他与封建统治者消极、不合作的体现,起到了反抗封建统治政治压迫的积极作用。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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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和传承

  泰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诸种条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业说:“心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泰州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大体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王艮开门授徒,逐渐形成泰州学派,是为开创时期;

  第二阶段,经过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王襞、何心隐等的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是为泰州学派的兴盛时期;

  第三阶段,再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以徐光为代表的科学领域,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扬光大,掀起了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早期启蒙思潮,是为泰州学派的顶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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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学派对晚明社会在思想、文艺、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辉煌的、为世人所称道的和永难磨灭的。据记载,泰州学派从王艮开门授徒至明末,五传,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达487人。其中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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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府人,汉族明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历任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户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仕宦生涯历21年,于万历九年到湖北客居于耿定理家,教授耿家子弟,潜心研究学术。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他崇尚儒家学说,但反对当时把程朱理学作为评价是非的唯一标准;强调为社稷民生着想、关心百姓生活才是“真道学”;提倡个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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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贽深受“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影响,且以“异端”自居。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奉儒家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诗文多抨击前七子、后七子复古之主张,认为《西厢记》、《水浒传》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响较深。晚年颇好史学,据历代正史纂《藏书》,又广泛收集明代资料撰写《续藏书》,对传统史学观点有所突破。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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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艮和他所创立的泰州学派,以其“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的独特风旨,构成它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王阳明的独特思想体系,自成一家。其门墙之盛,并不逊于渐中、江右诸王门;而其影响之大,则有逾于王门诸派。《明史·王艮传》说:“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王畿传》也说:“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垺。”在我们看来,布衣王艮之所以能在学术上超过王门诸子中的封建官僚士大夫,首先在于他始终如阳明所说“圭角未融”,保持了平民性格和特色,保持了他和下层群众的联系。其次,从学风来看,王艮自诩为“东西南北之人”,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道统观念。他治学不重师教,兼收并取,亦儒亦释亦道。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如其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说:“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籽江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又如前所述,他对王阳明与湛若水之问的争论也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而从他标举“自然”来看,则又多少汲取了陈(献章)、湛(若水)的思想。难其不拘守师说,才能“往往驾师说上之”,形成自己的独立学派。这大概也是学求本身发展的一条规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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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虽如袁氏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泰州学派的发展状况。袁氏在该表序言中说:“心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人,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该表著录自王艮至其五传弟子共计487人,其中以进士为官者18人,以贡士为官者23人;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按地区分别,则江西得35人,安徽23人,福建9人,浙江10人,湖南7人,湖北11人,山东7人,四川3人,北直(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1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从这个不完全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泰州学派的传授对象十分广泛,但仍以下层群众为主,尤其在泰州本地,受学者多数是劳动人民;二是泰州学派并非囿于一隅的地方性学派,其思愁学说的传播地区,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和赣水流域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看来,这并非偶然。

  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并非因其宣传了阳明心学而著名(其实,在发挥“良知”学说方面,泰州学派远不如王畿一派),而主要是因为它发展了平民教育,提出了背离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甚至发展成为反抗封建压迫的“异端”运动。这是泰州学派的伏良传统。

  王艮开创泰州学派,首先着眼于平民教育。他在青年时代,即“毅然以先觉为己任,而不忍斯人之无知也”,故其传道宗旨是“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直至晚年,王艮仍以“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作为自己的理想。泰州后学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注意向劳动群众传授知识。如徐樾收纳不很识字的颜钧为弟子,焦竑亦向田夫夏美廷授学。曾在王艮门下受学的朱恕和韩贞,毕生从事乡间教育,颇有声名。

  黄宗羲叙述朱恕事迹道:“朱恕,字忠信,泰州草堰人,樵薪养母。一日过心斋讲堂,歌曰:‘离山十里,薪在家里。离山一里,薪在山里。’心斋闻之,谓门弟子曰:‘小子听之!道病不求耳,求则不难,不求无易。’樵听心斋语,浸浸百味,于是每樵必造阶下听之,饥则向都养乞浆解裹饭以食。听毕,则浩歌负薪而去。弟子 其然,转相惊异。有宗姓者,招而谓之曰:‘吾以数十金贷汝,别寻活计,庶免作苦,且可日夕与吾辈游也。’樵得金,俯而思,继而大恚曰:‘子非爱我!我且憧憧然,经营念起,断送一生矣。’遂掷还之。胡庐山为学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见庐山,与诚礼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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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贞(1509一1584年),字以贞,号乐吾,兴化人,世业陶,贫不能学。十二岁,束茅作笔,就于砖上沃水学字。十五岁,父死于瘟疫,贫乏棺衾,乃为人牧牛,得钱数千以葬父。十九岁,母故,悲悼二亲不已,因信佛。闻朱恕讲孔孟之学,遂弃佛归儒。恕教以《孝经》,始学文识字。二十五岁,恕引其至安丰场王艮门下,布衫芝履,惟晨昏从洒扫而已。时门下士皆笑其蓑衣为行李者,于是题诗壁间曰:“随我山前与水前,半蓑霜雪半蓑烟。日间着起披云走,夜里摊开抱月眠。宠辱不加藤裸上,是非还向锦袍边。生成难并衣冠客,相伴渔樵乐圣贤。”王艮见诗,问知为乐吾,遂制需巾深衣,赋诗赠之曰:“莽莽群中独耸肩,孤峰云外插青天。凤凰飞上梧桐树,音响遥闻亿万年。”二十七岁,辞王艮归,儒衣深衣,众皆笑其狂。兄呵之曰:“吾家素业陶,小子不务本,反游学何为?”痛挞之,毁其衣巾。过数日,从容谓兄曰:“兄前日责我,恐我游学,情其四肢。自从朱师学得‘勤’字,今从王师(指王襞)更学得真切。一日有二日之功,一月有二月之积,一年有二年之用。先使兄与伯母一家得所,尽得子弟之职,然后再去问学,岂的惰其四肢,以失孝弟,虚顶儒巾,作名教中罪人耶?”三十五岁,时其乡又大旱,族火负官租者系狱,因往海上求为童师,斯得修束以代偿。不得,则又走海边为人煮盐,其业更苦,得工偿,即持以分族人。而犹不足,适诸生中有翟姓者,为之纠蒙童数十人,因先得束修若干,星驰赴县,代完通族官租。三十六岁,声名大振,远近来学者数百人。门庭履常满,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任,即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三十七岁,邑中杨南金见其力学,劝攻举业,从事三月,稍稍能文,遂与杨试南都(今南京),见诸生等篷跣入棘院,慨然谓杨曰:“大丈夫出则为帝王师,入则为百世师,所以伊尹三聘不起,为重道也。今治文如此求名,非炫玉求售、枉己而何?”谢而归,复业陶。杨异之,以妹许焉。三十八岁,娶杨氏,谓妻曰:“汝兄岂无富族可配乎?尔今归吾贫士,盖谓无梁鸿耳。吾不鸿,非尔夫;尔不光(孟光),非吾妻也。”开其笥,余一、二裙布,尽分给所亲,有胭脂花粉悉火焚之,令妻织蒲为业。杨氏亦安其贫。四十六岁,复大旱,因乡民饥困,拆卖前构三楹草堂,得米寿数十斛以绘亲族邻里。至麦秋熟,乡人感其义,为再构三楹讲堂,一时远近闻之助工者甚众,堂因较前倍广焉。尝至泰州,见一葛姓者,有一子九岁,因欠官租,携于市中出卖。韩贞见而怜之,即出买布嫁女钱数千与之,命葛某同子归家。县令程鸣伊乡饮大宾,虚左以待。不赴,致书谢曰:“某鄙陋失也,自责不遑,安敢妄列衣冠,有负大典。惟愿明府爱某一心,推及万家,使人人知孝知弟,则人人乡饮,政平讼息,其恩奚啻一鄙俗之夫受明府之宠渥耶?”隆庆三年(1569年),邑中大水,田庐俱没,人心滔滔思乱。县令请韩贞往化“乱民”,遂驾小舟,遍历乡村,作诗喻之曰:“善生活计细商量,切勿粗心错商量。鱼不忍饥钩上死,鸟因贪食网中忙。安贫颜子声名远,饿死伯夷姓字香。去食去兵留信在,男儿到此留纲常。”“万民为之感,虽卖妻卖女,而邑中无萑苻之惊。”尝与诸名公讲学,或有谈及别务者,辄大怒曰:“光阴有几,乃作此闲泛之语?”又有引经相辩者,则又大怒曰:“舍却目前不理会,乃搬弄此陈言,岂学究讲肄耶?”诸公咸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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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朱恕、韩贞事迹梗概中,仍可窥见泰州后学的平民性格。第一,他们刻苦砺学,渴求知识,并向劳动人民传播文化。黄宗羲说,韩贞在“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谈,弦诵之声洋洋然也。”又说:“农工商骇之游者千余。”而且他们讲的是百姓的当下日用之学,反对讲“闲泛语”,反对搬弄经书陈言。如韩贞说:“一条直路本天通,只在寻常日用中。静坐观空空无物,无心应物物还空。固知野老能成圣,谁道江鱼不化龙?自是不修修便得,愚夫尧舜本来同。”他们的思想和学风与王艮一脉相承,而且他们比王艮更富于平民气息,因而也就更具有宗教的神秘色彩。第二,他们像王艮一样,同情人民的疾苦。然而,他们缺少改革社会的理想,仅“以化俗为己任”,企图通过发“良知”,多行善事去改变苦难的现实世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三,他们不愿“并列衣冠”,与统治阶级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他们因安于贫困,歌咏自然而缺乏反抗压迫的精神。韩贞奉命去灾区感化“乱民”,宣扬“安贫死节”一类封建思想糟粕,说明了他的思想局限性。在泰州学派中,朱恕、韩贞一派人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并不是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代表。

  泰州学派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战斗风格的学派。李贽称赞王艮是位有“气骨”的人,记他是“真英雄”,而他的后学也都是“英雄”。他指出,王艮的学生徐越“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徐越的学生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颜钧的学生罗汝芳“虽得免于一难”,但终被张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隐“以布衣倡道”,又遭到明朝统治者的杀害。何心隐之后,还有钱怀苏、程学颜“一代高似一代”。他感慨说:“盖英雄之世,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至于李贽本人的“叛逆”米育神更是泰州传统的继承者。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他在《明儒学案》卷首引《师说》,指责王艮违背阳明的“良知”学宗旨,使得“末流蔓衍,浸为小人之无忌惮”。在《泰州学案·序》中,他做了全面的批评,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缚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公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

  黄宗羲虽然从传统偏见出发,称泰州学派为“小人之无忌惮”,但说他们“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即指出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家具有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他们是“掀翻天地”,破除名教的无忌惮的封建“叛逆”,这颇道出了泰州学派的本质,也道出了泰州学派与阳明心学的根本区别。封建叛逆精神是泰州学派最可宝贵的传统。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仍能看到这一传统给予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的深刻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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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泰州学派不止是一般地继承道家,不止是道家异端派的简单复活,也不止是历史上常见的一朝末世社会批判运动的再现,它乃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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