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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军于1933.5.31签定的“九一八事变”后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1935年夏,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华北事变。日方以天津两名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和遵化县长支持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为借口,于5月29日向国民党华北当局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于6月11日送来“觉书”,详细列出了日本提出的各项要求,提出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代表蒋介石,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代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分别在“觉书”上签字,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何梅协定》。

  史书上有关孙永勤的记载并不多,他1893年生于今兴隆县孙杖子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其人脸膛黝黑,身高近一米九,俨然铁塔一般,为人正直,性格豪爽,在家乡黄花川一带威望很高。当时军阀汤玉麟统治热河,因为汤横征暴敛,弄得土匪遍地,民不聊生。为保护家乡,各地纷纷组织武装,成立火会。孙永勤先后被推举为黄花川火会副头领、头领。由于他不畏强敌,多次打退土匪的骚扰和进攻,在当地赢得了“黑脸门神”的绰号。

  拒绝日寇收枪1933年3月4日11:50,日军川原挺进队共128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承德。孙永勤对汤玉麟不战而逃非常愤怒。当他听到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在长城喜峰口东西两侧用大刀重创日军后,不禁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他和好友关原有积极搜集日军情报,并连夜赶到喜峰口,向二十九军汇报日军大规模调动的情况,受到了二十九军将领的褒奖。

  日军占领热河后,强力推行“铳器回收”政策,逼迫农民交出手里的武器弹药。孙永勤率领的火会拥有五十余杆枪,远近皆知。为此日伪先后多次派人前来抓捕,但都未得逞。1933年12月上旬,伪兴隆县办事处派伪军头目李海山率二百多名武装警察来到黄花川,逼迫交出孙永勤,交出武器。孙永勤虽最终逃脱,但李海山抓走了十余人,并限三日内交人交枪,否则便把抓走的人一律杀掉。孙永勤意识到,自己已无退路。

  1933年12月10日,孙永勤来到承德县路通沟村赵家庄,与赵四川、关原有、马宝德、赵林、赵来、赵友六位好友共商大计。几位弟兄异口同声表示追随孙永勤抗日暴动。12月11日,孙永勤带领赵四川等人回到黄花川。他找来火会剩余弟兄,一行17人来到村边一座大庙里歃血盟誓:“敌不灭,怒不息,头可断,志不屈!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孙永勤站在村里的一座碾盘上,向村民们公开宣布,自今日起,成立“民众军”,抗日救国!并在村里竖起一面大旗,上绣“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16名弟兄一致推举孙永勤为民众军军长。

  拒绝日伪劝降

  1934年5月上旬,民众军已发展到了五千多人。孙永勤把各路人马集中到了五指山双塘子一带休整。中共遵化县委派军事干部徐英、张志全与孙永勤先见了面,随后中共京东特委委员王平路也上了五指山。他们向孙永勤讲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策略,建议他把“均富济贫,唤起民众”的口号,发展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救国。孙永勤接受了这些主张,把他领导的民众军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第三次整编。整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出现了新气象,实行了新的作战策略。

  6月初,第一总队转向舍身台方面活动,与追来的三百多名伪军相遇,孙永勤命令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结果三百多名伪军杀死日本军官,反正抗日。

  6月22日,抗日救国军二千多人围攻宽城,激战三昼夜后,考虑敌人援兵将至,遂撤出战斗。赵邦海中队转移途中,在九虎岭与大批日军遭遇,伤亡近百人。关原有率第三总队赶来增援,歼灭日军一部,残敌只得向平泉逃去。

  抗日救国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伪军以重创,点燃了长城内外的抗日烽火。8月,伪热河省公署派出两个“特使”到救国军驻地“劝降”,并将伪热河省公署任命孙永勤为热河省讨伐大队队长和任命赵四川、关原有、张福义等为警察讨伐队队长的委任状当面呈送给孙永勤。孙永勤勃然大怒,随即将“委任状”撕毁,厉声痛斥汉奸:“你们不要脸,以为别人也不知耻吗?我是堂堂的中国人,岂能做日本人的狗下之狗!”两个汉奸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血战日军第七师团1935年3月底,抗日救国军何广永部在兴隆县大厂村小石门(江湖峪东)抓住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两个日本人,一个叫栩藤,是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税关总长,是到罗文峪税关视察的;另一个叫佐佐木,是罗文峪税关署长;中国人是翻译,叫郑宏彬,东北人。经交涉,最后栩藤答应给一千支三八式步枪和二十万发子弹。

  孙永勤对他的承诺虽半半疑,但救国军处境非常困难,急需增加枪支弹药,对此也抱有一线希望,便以栩藤为人质,逼日本人就范。4月初,孙永勤主力八百多人东渡滦河,登上承德县的老梁隐蔽。翻译郑宏彬因伪装同情抗日,放他回去促办栩藤许诺的枪弹。结果,因其告密,日军第七师团长杉原从承德、兴隆、青龙集结三千多日伪军包围了老梁,郑宏彬又带着五百多日军和六百多伪军也围攻老梁。拂晓,日军沿着两条路盘山而上,三架日本飞机在空中助战,地面的日军用机枪、毒气弹发起疯狂攻击。经过一天激战,抗日救国军牺牲九十多人。天黑后,孙永勤带领多名攀山能手,隐蔽地从东南攀上崖顶突然猛烈开火,将崖上三十多名日军全部击毙,然后砍一株长长的大柳树在两峰对峙的峡谷间搭上一座独木“天桥”,七百多名抗日救国军战士通过天桥偷渡下山。经过一天急行军,撤到王厂沟。部队刚要吃饭,日军又摸过来,救国军战士只好饿着肚子连夜撤退到梅树洼,绕路奔平顶山、河口。老乡们说那里驻着几百名日军,救国军从日军驻地旁绕过去,赶到关家沟时快天亮了。刚端饭碗准备吃饭,日军又从王宝石方向追上来。孙永勤愤怒地说:“打!不能再走了!”救国军在东梁上打退了日军。孙永勤率部队到饮马坑,把住河口南山,激战中毙敌几十人,可孙永勤腿肚子也被子弹打了个洞。军长负伤后,关原有指挥部队且战且退。战士们抬着孙永勤,天黑以后撤退到张杖子、马架沟,连夜突破日伪军的包围圈,隐蔽到森林茂密的蘑菇峪境内天明村南大台,这样才彻底甩掉日伪军的围追堵截。部队休整一天后,隐蔽地穿插到洒河畔的青杏沟,与李连贵的第四大队会合。

  对孙永勤这支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日武装,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这样记述:“该方面山岳重叠,部队行动极为困难,故讨伐殊难进展。缘此方面有自称救国义勇军之孙永勤旅,受国外援助,时出入于长城内外,前次虽有驻屯杉原本部队之讨伐,而该匪巧避锋锐,势力得渐次增大。”

  孙永勤、关原有英勇牺牲

  1935年4月,抗日救国军整军南下。在兴隆洒河川一带,部队又发展到一千七百多人。日军第七师团长杉原急忙调动军队,准备一举歼灭抗日救国军。他命山田楠二大佐所部讨伐孙部,另派伪军两个团和承德、兴隆、青龙三县警察组成讨伐队六千多人向抗日救国军扑来。在兴隆半壁山,讨伐队将孙部团团包围。日军出动了飞机助战,并悍然向抗日救国军阵地投掷毒气弹。战士们用陈旧的武器与日伪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毙伤日伪七百多人,但救国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孙永勤、关原有牺牲,战斗严重失利,抗日救国军不得不撤往长城沿线。救国军官兵除部分突围外,其余全部殉国。救国军失利后,日军在孙永勤、关原有遗体前列队志哀,之后将二人头颅割下,带往承德示众。后来幸存的官兵或再次拉起队伍与日军血战,或参加八路军,很多人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

  国民党政府方面执行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对热河省的大片国土拱手相让。7月6日,何应钦在日本侵略军的通告上签了字,然后将其转送给梅津,《何梅协定》正式出笼。《何梅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及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为日本实现其先夺取河北与平津、然后完全吞并华北的计划提供了便利条件。轰轰烈烈的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抗日斗争被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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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5月间,驻守平津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原东北军的于学忠部队根据与日本侵略军签署的所谓《何梅协定》,开始从华北撤离。而国民政府派驻北平的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也以“河北交涉暂告结束”为由离开北平,令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其工作,亲日派的王克敏则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侵华日军以为有机可乘,遂开展了进一步分裂华北地区的阴谋。

  此前,在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一批亲日分子,成立了所谓的华北“正义社”。在“正义社”的参加者中,白坚武的“表现”最为不遗余力。

  网罗爪牙

  本文所说的白坚武,北洋时期曾在吴佩孚处做过顾问,后受伪满军政部顾问大迫通贞及日本浪人组织“华北青年同盟会会长”志村正三的收买,加入“正义社”,后又和石友三组织“华北正义自治军”,并自封为“总司令”。

  白坚武曾屡次出面劝说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独立”,遭到于的拒绝。后来,白坚武曾多次派人暗杀于学忠,竟买通于学忠的厨师在食物中下毒,但终被于发觉。

  1933年5月间,于学忠部根据《何梅协定》,开始从华北撤离。见于学忠部队南撤,白坚武马上预谋在北平制造叛乱。

  他的方案是:先派汉奸便衣队分批进入北平城内潜伏,再利用国民党派系间的不和,策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造反,内外呼应,夺下北平,然后发表“反蒋倒党”宣言,成立所谓“华北国自治政府”。

  1935年4到6月间,白坚武提前派曹华扬、刘佩臣两支土匪队伍,化装后陆续进入北平,潜伏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又指派曾在张宗昌部任师长的李瑞清去收买驻北平周边的中国守军。

  当时,北平有一个铁甲车大队,辖六个中队,第一、二、三、四中队分驻在琉璃河、南口、西直门及长辛店等地,第五、六中队和大队部驻丰台火车站。

  这支部队原属东北军于学忠的五十一军,于学忠南撤后,由于铁甲车队不易移动,于就将指挥权交给北平军分会。铁甲车大队长曹耀章住在北平,大队部的事务多半由大队附邹立敬代为处理。

  破绽百出

  李瑞清到丰台后,找到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进行活动,段春泽曾是石友三的旧部,在东北军中待遇不好,所以和李瑞清一拍即合。但李瑞清在收买大队附邹立敬时却被告发,随即被何应钦下令逮捕。

  白坚武见事已败露,遂决定于6月27日(当天土肥原贤二在北平与秦德纯签订《秦土协定》)行动,并要党羽“暴动成功之翌晨,改换五色旗,迎逆总裁白坚武入城”。

  6月27日晚8时许,日本特务中込富太郎、横尾直治,东北下野军人王铁相等率领日本浪人、便衣特务60多人从天津登上列车,向丰台火车站进发。

  这个情况引起了天津车站警宪的注意。他们觉得本来夜间到丰台下车的中国人就很少,60多名日本人(便衣特务也伪装成日本人)一起去丰台,其中必有原因!所以当即通知了北平警宪。

  列车11时许到丰台后,这60多人随即前往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部,和段春泽接上了头。大队部副官刘崇基发现不妙,急忙打电话向北平的大队长曹耀章报告,但电话线已被掐断,他本人也随即被扣押。

  仓促“起事”

  段春泽派人占领车站及电话局,盗用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名义发出通电说“一切唯白公之命是从,誓不与逆党(即南京政府)共戴一天,所望父老军民同声响应”。

  随后,他命手下缠上“正义自治军”臂章,驾驶两列铁甲车向北平永定门开去。

  6月28日凌晨1时许,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接到北平市公安局长余晋和电话报告说,有一部分便衣匪徒占据了丰台车站,并与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勾结,劫得该中队停驻丰台车站的铁甲车两列,向北平永定门方向开来。

  此时,铁甲车大队长曹耀章也将消息报告了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王克敏闻讯后急忙赶往王树常家中,由于高度近视,加上过于紧张,进门时他一头撞在门框上,把右眼碰伤。

  王树常听到报告后马上宣布北平全城戒严,公安局所属保安队紧急出动。驻南城的保安四队队长王光禄首先带队赶到永定门外,将进城处一段铁道扒去。

  北平城内的万福麟部和商震部协同警宪戒严,严密监视东交民巷使馆区,让潜伏的便衣队和日军毫无可乘之机

  北平市长袁良还打电话给住在东单日本旅馆扶桑馆内的土肥原,询问兵变是否和日军有关,土肥原只好回答说“无关”。

  做鸟兽散

  段春泽等人将铁甲车开到北平时,发现永定门附近的城墙上有部队严阵以待,前进道路也被封锁。

  铁甲车共开了六炮,但由于指挥开炮的分队长不愿叛乱,没有给炮弹装引头,所以炮弹没有爆炸,只砸坏了几间民房。

  这时,北平的城防军队开始向叛军攻击,叛军略作抵抗后,又发现城内没有什么内应,就仓皇退却。

  北平市当局听说铁甲车已向黄土坡车站退去,命令缪澂流、曹耀章带领部队前去追剿,又急调张家口的二十九军冯治安师来北平护卫,商震也派骑兵赶来助战。段春泽等人见状,在黄土坡站丢下铁甲车,四散逃命而去。

  不久,这批叛军便被香河县、通县的地方保安队抓获。当夜,王树常命令将被捕的段春泽在北平陆军监狱中执行枪决,事件遂告平息。

  在南京的何应钦接到报告后,下令通缉白坚武,说“如有抓获者,赏洋两万元,击毙证明者赏洋一万元”。

  尚在天津等待“入城”的白坚武得到消息,急忙从塘沽登船逃往伪满洲国

  兵变被平息后,中方迅速公布了日本人策动并直接参与兵变的证据,驻北平的各国外交使节也纷纷指责日本。日本当局不得不下令将“华北青年同盟会”解散,并命志村正三归国。此外,日本华北驻屯军也出面表示“绝对否认此事与彼方有关”,并说对待这些叛乱分子,“可以痛剿,不必姑息”,但又辩称,据他们所知,叛乱首领名叫“白兴五”,非中方所说的“白坚武”。抗战爆发后,白坚武在冀南被抓获,并以通敌叛国罪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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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军队(虽有西北军29军在长城喜峰口大捷等)在长城一线,与日军激战两个多月,终因伤亡惨重,后继无援(请注意,这一现象之前已反复出现,后面也会出现,此现象基本上是贯穿于中国抗战史始终,要知道,中国军队抗日战争一直是在本土作战,是时,国民党中央军精锐部队基本上都还在江西忙着围剿。)而不得不撤出长城各关口,日军入关作战。

  当时,虽有宋哲元指挥的29军奋力抵抗,其他部队严阵以待,但日军仍然攻破冷口、古北口进入关内。据说,古北口是由于汉奸带领日军,从山路经豁口越过长城包抄才得以攻破的。

  日军入关后,至1933年5月下旬相继占领冀东各县,直抵北平郊外的密云、怀柔。

  当时,蒋介石正忙着整合全国的武装力量,要攘外,他认为必先安内!经过一段消耗战,日军也希望能稳定一段时间以巩固东北,经时任北平政务委员长的黄郛和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秘密交涉。

  1933年5月30日,下午4时双方交换全权证书,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

  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上午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对中方代表熊斌提出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弃而不顾。冈村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史称《塘沽协定》。

  《协定》如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斌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P592-59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当时面对平津危局,尽管各界议论纷纷,中国代表还是弃民意于不顾,仍与日本在塘沽的日本兵营里签订了《塘沽协定》,紧接着又签订了内地与东三省的通邮通航协议,这就等于变相地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及热河的占领,而中国则暂时保全了华北。

  当时,《塘沽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不敢公开,但仍然被透露并受到广泛的抨击,最终中国方面公布时删掉第三条中的“大致”和第四条中“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一句,但还是受到19路军、东北军、华北军通电反对;中共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6月2日,南京国防会议上被指证签定这个协定是“违法擅权”,时任外交部长、所谓知日派汪精卫出面“承担责任”。

  鉴于时局,1933年,北平故宫珍宝,被伪装起来,悄悄南运,因为日本人已步步进逼。晚上押运文物时,全北京市戒严,由军警保护一直送到火车站全部上车。第一节车厢就是由当时故宫博物院总务处总管吴瀛押运的指挥车厢,车厢顶上架着机枪,第一批珍宝走出了紫禁城。《塘沽协定》被透露后,引发了中国人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在一首诗中写到:不忍想,不忍看,有志者奋起行动,还我河山!财政部长宋子文也通过提高日本商品的进口关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塘沽协定》签订一年后,天津《大公报》这样报道过:“5月23日这个日子,至少平津的应该还没有忘记掉,去年的5月22日,北平眼看要有街市战的紧紧急一天,北平官署已经准备移保定,几列专车在车站生着火,从北平开出的火车,都满载着避难的人民,但同时在晚间起,开了休战谈判;今年、今日,游公园看花的市民们,想一想我们这一年,毕竟做过些什么工作?得到了什么进步?过了一年,丝毫没有进步。”

  但日军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在不断向前迈进。《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又在“华北特殊化”上作文章,当时日本先在经济上向华北渗透,在华北的走私十分猖獗。

  仅天津的日租界内,就有2、3百家“洋行”和“贸易公司”海河码头上堆满一走私货物,有人造丝、布匹、白糖、火柴、卷烟、煤油、燃料、西药、车胎,街市上每天队人流不息,大量日本艺妓也从大连、朝鲜及日本九洲等地赶来。

  日本在山海关和秦皇岛两地,有专业走私队伍6百人左右。至1935年9月,日本公开设立专门的华北走私机构“石河转运公司”,雇佣了1000个中国人搬运走私物品。

  当时,按《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在6月上旬完全撤出协定规定的防线;日军虽撤出第6、第8师团,但仍将骑兵团留驻玉田,将铃木旅团留驻密云,以“监察中国军队”,这为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准备了充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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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9日,蒋又“纵论国事”,认为此时内外局势纷乱,对日只有避战:“北方与日勾结可虑”,中共犹在其次。“现时对策,惟有妨碍其集中,与迁就粤陈。至于对倭只有避战,”对于闽变,不得已时,只有暂时将之孤立于省城,待其变化。

  1933年上半年,中日之间继“九一八”、“一·二八”之后,在山海关、热河、长城一线再度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以中方妥协退让,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而暂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顺从退让,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有关协议。但由于日本的贪得无厌,步步紧逼,这一政策乃难以为继

  “以和日掩护外交”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蒋介石感到来自日本的压力终于得到缓解。一个多月后,7月14日,他记下关于对内政外交政策的考虑,“以和日而掩护外交,以交通而掩护军事,以实业而掩护经济,以教育而掩护国防。韬光养晦,秘筹秘谋,以余报国惟一政策也。”(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二十六,1933年7月14日)提出了以“和日”为主轴的外交方略。

  7月19日,他致电正在欧美访问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告以“中央对外政策,现定一面极力缓和暴日之武力压迫,一面切实运用欧美之经济援助,双管齐下,实为救亡复兴之惟一方针。”

  对宋提出的吸引外资,振兴中国实业的计划,蒋提醒他“必须慎密稳妥行之,不可十分激刺日方之嫉忌心,尤不可授之以显然可借之口实,以免为其直接破坏。”(《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第182-183页。)这是告诫在国外的宋子文要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因为他的某些外交努力引起日方注意,以免影响蒋汪好不容易得来的对日“和局”。

  7月20日,蒋再次论述其对日政策为“对倭以不使其扩大范围为第一目的。……此时惟有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也。”28日,蒋还说,“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惟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又退回到“九一八”前后力避与日军冲突的政策,而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了。

  蒋、汪达成一致

  这一方针,应该是蒋介石、汪精卫达成一致的结果,7月30日,蒋介石即自称,“本周……与汪解决内外政策,孙亦参加,公私通电发出,心渐立。”

  8月28日,汪精卫在报告《外交方针问题》时,调子与蒋介石此前的说法十分接近,他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空前的国难,国家处于积弱的、被侵害的地位,我们应付国难的方法,用不着张皇,也用不着愤激,而是应当认清我们目前所处的地位,以求自救自存。“所以我们今日外交方针与内政方针,完全一致,第一句是发展民力,发展人民之生产能力,第二句也是发展民力,发展人民之生产能力。”但这样的方针,毕竟对于现实困境缺乏切实有效的处置,显得空洞闪烁,难于让人民信服,也不可能使其党内满意。

  10月30日,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汪精卫报告外交,再次声称“中国现在所需要者为建设,而建设之环境,无过于和平,故中国之企望和平,较他国为尤切。然和平云者,平然后和,不平未有能和者也。顾兹所谓平,不仅为国际地位之平等,尤在国力之平等,殆未有国力不平等,而国际地位能平等者。”

  日与俄,是蒋介石考虑外交策略时常常放到一起来观察的互为对立的两极,是亲日抗俄,还是联俄抗日,消消长长,亲亲疏疏,在1927-1937的十年间,大体上可以说一直萦绕在蒋的心头,当然,如果日俄交恶而能置身事外,则更是上上之选。这时,中日之间有所缓和,蒋的“祸水北引”之念又顽强地冒了出来。8月19日,蒋在日记中称,“倭势和缓,华北乃可渐定,此大计幸可实现矣。倭俄情势日急,与倭妥协,俾其一意对俄,亦‘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之意乎。”其后,又多次预计日俄将开战,而冀其实现。

  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分歧

  8月2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劝其就便赴日一行,缓和关系。但宋子文没有照蒋的意见访日,28日,蒋在日记中称:“子文不在日登陆,免倭寇造谣,亦有见地。”但实际上对宋已相当不满,蒋宋在对日政策上存在分歧,蒋的外交路线需要组织上的保障,如罗文干去职,以汪精卫兼外交部长,以唐有壬任常务次长,加上黄郛、何应钦驻北平,都是为了贯彻其先安内后攘外的基本方针。

  在同一日的日记中,蒋记曰:“国内外交部长易人,外交方针幸趋一致。”9月5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时,发生激烈争执,蒋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曰:“子文年少气盛,四年来误党误国之财政政策,尚不知觉悟,反自诩其能,不肯变更,余负其责,蒙受亡国失地之罪,彼仍一意径行,以余为傀儡,强余从其政策,今日且以辞职相要胁,忍无可忍,故痛责之,而彼终不自悟也,可叹。”

  9月6日,蒋介石及行政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会于庐山,“会议中曾商讨对日政策:除绝对不割让东北各省,不承认伪‘满洲国’外,其他仍应与之周旋,并尽力避免刺激日方。”

  根据黄郛档案中《9月6日谈话会商定之结果》记述,这次会议确定的对日方针是:“除割让东省、热河,承认伪国,为绝对不可能外,对其他次要问题如税则等仍应与之作相当之周旋,谋适宜之处置,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动及言论。对华北当局,并赋以相当自由之权限,以期应付圆滑。”

  庐山会谈蒋、宋意见不能一致的情况可能也传到了国民党内一些地位稍低一点的人士耳中,并认为宋子文主张长期抵抗的主张被否决:“微闻蒋意目前对日暂为妥协,徐图挽救,而宋以其外国宣传均为中国将彻底抗日,故颇获欧美各国之援助,今忽更变,宋以为自属食言,争论结果,不欢而散。”传闻“宋将辞职”。(《王子壮日记》第1册,第437页)

  果然,10月28日,蒋介石专程从南昌回南京,与汪精卫商量后,于29日主持会议,准宋子文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继任。

  11月8日,蒋、汪在南昌再度商谈对日交涉问题,并联名致电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指示对日交涉方略:“以在事实上、法理上,不涉及伪国之原则,可酌量商谈,并以不换文、不签字最为重要。”

  11—12月间的国民党内,中央政潮涌动,地方实力派也很不安分,都使蒋介石感到牵制:“中央老者,欲倒汪精卫,摇动大局”;“中央捣乱者,乃孙科、陈立夫、宋子文,应如何处置之?”“陈济棠趁闽变要求财政,竟对中央敲诈”;“粤闽桂倭英及张学良各种纠纷,令人心烦,而中央内部不固,同志幼稚,汪兆铭又思退休,更令人难堪也。”

  12月29日,蒋又“纵论国事”,认为此时内外局势纷乱,对日只有避战:“北方与日勾结可虑”,中共犹在其次。“现时对策,惟有妨碍其集中,与迁就粤陈。至于对倭只有避战,”对于闽变,不得已时,只有暂时将之孤立于省城,待其变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4,第137页)以上种种,反映了蒋介石这时面对内外各种困局所流露的几许无奈,自然也更刺激、强化了他对“必先安内”乃可再言“攘外”这一决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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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塘沽协定等于中国默认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合法,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所以协定签字后,南京国民政府不敢公开,但仍然被透露并受到广泛的抨击,最终中国方面公布时删掉第三条中的“大致”和第四条中“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一句,还是受到19路军、东北军、华北军通电反对;中共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6月2日,南京国防会议上被指证签定这个协定是“违法擅权”,汪精卫出面“承担责任”。中国军队在6月上旬完全撤出协定规定的防线,日军撤出第六、第八师团,但将骑兵团留驻玉田,将铃木旅团留驻密云,以“监察中国军队”。为后来发动七七事变准备了充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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