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人食人的可怕事件:竟将活人粉碎作军粮!

2013-03-18 14:55:49 编辑:admin 首页

  在原始蒙昧时代,或封建社会的早期,以及现在还处于野蛮状态的未开化部落里,用活人作为祭祀品,然后分而食之;或将掳掠俘获的敌人,杀来吃掉的习俗,是屡见不鲜的。

  这种食人恶俗,至今还流行于西非和中非,及南太平洋群岛。据说,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在由荷兰人完全控制以前,还在市场上出售人肉。而打了胜仗的毛利人,将战斗中死去的人的尸体切碎,摆出人肉宴席,也是常见的。但是,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以后,这种骇人行径,已普遍被视为反人类的罪恶。

  中国虽称作文明古国,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不文明的食人记录:

  《管子·小称》载:“夫易牙以调和事[齐桓]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为了讨君王的欢心,这位极善烹调,后来被视为中国厨师开山之祖的易牙,竟把自己的儿子弄死。精心做了一道菜,端到宫殿上去。

  暴虐的纣王,就是挖比干的心的那个家伙,曾经将姬昌[周文王]拘押在羑里,为了测试其忠诚度,将他的一个儿子宰了,剁成极细的醢(也就是肉糜),包在饼里,而姬昌居然一点不动声色地,将这人肉馅儿饼,全部吃了下去。

  三国时刘备落难,逃到山村里,一位老乡听说他是皇叔,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连忙把老婆杀了,割下肉来炒了一盘菜,让刘备充饥。第二天离开时,才发现那个可怜的女人,像宰杀的猪那样,还在厨房里挂着呢!

  想不到进入九世纪以后的唐代,白居易《秦中吟》,其中之七《轻肥》,竟出现了“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句。中国人愈益文明发达的同时,将人食人的丑恶现象写到了诗里,那真是够吓人一跳的。

  《新唐书》卷192,写安史之乱时,睢阳被围:“[张]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饷,坐者皆泣。巡疆(强)令食之。[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无论有多么正当理由,一座三万人口的睢阳城,吃到最后,只剩下四百来人。读到这里,那昏天黑地之感,压迫得连血管里的血液,都会凝滞住的。可在史官笔下,一声“止四百而已”,就了事了。文人们能以如此平静的笔调,写出这段惨绝人寰的悲剧,真让人为之气殪。张巡坚守睢阳,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长存,其气节青史流芳,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围城的最后阶段,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以人果腹的现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绝不能视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做法。

  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吗?《资治通鉴》卷220载:“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说明当时,也是有人持不同看法的。清代的王夫之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出颜杲卿、李澄之上”。但是,他更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

  所以,他的结论:“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鑑论》卷23)王夫之发出这样正义的呼声,对这位远遁湘西四十年,筑石室著书而不仕清的明遗民,更多了一份崇敬。坚贞不屈的他,似乎应该赞赏这种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作出的牺牲。但他却谴责了这种贼仁戕义的食人现象。如果连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也不存在的话,人性泯灭,兽性张扬,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但是,回顾历史,唐以后的宋,宋以后的元……人食人的可怕事件,仍是层出不穷,这实在是中华文明中极不光彩的一页。

  北宋末,“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老瘦男子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宋?庄绰《鸡肋编》卷中)

  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双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

  明末,“蜀大饥,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连岁干涸,至是弥甚。赤地千里,粝米一斗价二十金,荞麦一斗价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蒿芹木叶,取食殆尽。时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数百金,买一饱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饥殍,剥取殆尽。无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清?彭遵泗《蜀碧》卷四)

  一直到清末,食人风仍不绝如缕,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夕,与秋瑾同时起义的革命团体光复会人徐锡麟,行刺满清政府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最后,惨遭杀害。心肝竟被恩铭卫队的鹰犬们,挖出炒食,惨不忍睹。

  从以上的例证来看,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封建王朝的全部历史中,凡是标明为“末”的时期,都存在着农民起义和统治者不甘心退出舞台而疯狂镇压的对峙局面。无穷的战乱,无尽的天灾,和大大小小屠夫的毁灭性疯狂,就构成了中国人苦难的岁月。

  虽然,总的来说,人类进步文明,社会发展成熟,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不会倒退的。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之中,并不意味着不再出现倒退和逆转的可能。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食人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终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否则就果如唐太宗时魏征驳斥封德彝所言:“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薄,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

  所以,长达四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种人食人的恶本质,已经阴魂不散地潜藏在中国人遗传基因之中。一有得以释放出来的机会,余毒尚存,又会产生出新的食人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狂飙弄得神州快要陆沉之际,被蛊惑起来的恶,压倒良知,压倒理智,压倒最起码的善以后,不也发生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累累恶行吗?

  在中国人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发生在王朝末代的这类人间惨剧,莫过于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

  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的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食人纪录。

  这一份骇人听闻的食人纪录,既是中国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

  按照历史教科书,黄巢是农民革命领袖,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推翻封建统治的行径,那是具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若是以毛泽东提倡的两分法的观点看,不那么以偏概全,不那么一白遮百丑,而取实事求是精神,这位革命领袖在荼毒非统治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屠夫,比之于他,都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他能够用“敲骨吸髓”四字,形容他的食人的残杀方式。

  据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餧贼。生灵歼于此矣。”

  据《旧唐书》:“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

  无论是黄巢以前的朱粲,用二百石铜钟煮人肉,还是黄巢以后的秦宗权,腌人尸作随军粮糗,都比不上黄巢。

  “[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卷150下)

  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据史书,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看来,他从长安城里的龙椅上滚跌下来,意犹未尽,没有过足皇帝的瘾,干脆在此再成立一个临时朝廷,好“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一番。中国封建社会能迁延数千年之久,毛病就出在这里,农民革皇帝的命,不过是革掉了皇帝以后,他来做皇帝而已。

  但是,这位皇帝要养活自己的文武百官,和数万名为他打陈州的起义将士,持续三百天,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得吃掉十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被食人数。

  “舂磨砦”的发明权,不是黄巢,应该属于朱粲,名称略不同,叫“捣磨寨”。黄巢围陈州,他已预感到,自己的丧钟快要敲响。一个知道死神即将来临的赌徒,还有什么筹码不敢推到赌桌中央呢?于是,将朱粲的食人法,光而大之,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扩大原料供应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这位革命领袖大规模吃人不吐骨头的行径,其野蛮,残酷,恐怖,骇人听闻,即使以唯物史观判断,也很难再冠以“革命”二字来美化他了。

  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铁与血的较量中,你不能将敌人消灭,对手也会将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历代农民铤而走险,反抗强大的统治者,起义军的头目,无不残忍野蛮,无不杀人无算。但是,像黄巢以人肉为粮糗的恶行,绝非一般意义的战场上的较量,而是人性灭绝的屠杀。

  这位革命领袖从长安退出来以后,“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驱,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联兵。”结果,他没想到,碰到了陈州这个硬钉子。“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陈州刺史赵]犨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溵水,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不下,不但不下,赵犨“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资治通鉴》唐纪卷七十一)这里所说的“怒”,表明这位革命领袖精神状态,已经接近疯狂。

  读中国史,农民造皇帝的反,确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但在争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领袖人物,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真正出身于农民阶层者,真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劳动者,是并不多的。通常,都产生自农村中好逸恶劳的躁狂一族,也就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由于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野蛮性,破坏意识,盲动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所以,很容易在斗争中脱颖而出。

  而黄巢,更属于这类痞子中训练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锋,起义前,他就是一个私盐贩子,起义后,追随的那个渠首王仙芝,也是一个私盐贩子。盐作为封建王朝重要税收来源,历来统治者对其生产销售的管制,采取极严密的措施。然而,极大的利润,自然诱发极大的冒险;而极强的镇压,也就难免遇到极强的反抗。所以,私盐贩子干的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以生命为赌注的危险行当。残忍,狠毒,亡命,冒险,破坏,毁灭,嗜杀,劫掠,便成为职业习惯。

  暴虐趋于极端,与疯狂无异。所以,食人,又算得了什么,如果黄巢需要这样做的话,连眼皮也不会眨一下的。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来,从官方史书,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写黄巢的章节,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经有过任何人性流露的缘故。

  无论正史,野史,对于黄巢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可近五十年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那是封建统治者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于农民革命运动及其领袖人物的诬蔑。无论如何,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然而,若是从黄巢之乱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华民族的总体国势,一直处于不断削弱的过程之中,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不禁疑问,黄巢吃了那么多老百姓的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究竟对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张扬作用?还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实事求是的考查,平心而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都张开大嘴食人了,还有什么“革命”意义好讲?难道因为他反对封建统治,披上一件红色的“革命”外套,就能把他像野兽那样以人为食的举世大恶,忽略不顾吗?

  即使退一万步,领袖也是人,作为一个人,按王夫之老先生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那么,加之于这位私盐贩子黄巢头上的光环,恐怕也就黯然失色了。

  像这样经不起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加以考量的“革命”领袖,又岂止黄巢一人。其实,据史书有关黄巢的行状,这位“革命领袖”,可算是一个乏善可陈的人物。

  姚雪垠作长篇小说《李自成》,拔高这位明末的类似黄巢的“革命领袖”,不管是为了迎合讨好,还是胡诌八咧,竟然有了一点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合拍的游击战略。这位私盐贩子以“流寇”起家,短期内也取得过天下,甚至比李自成坐龙椅的日子多得多。应该懂得,“流”,是他们这支起义军的生命线,只有“流”,才有可能在统治者的缝隙中求得生存空间。最后,居然傻不唧唧地在陈州搞开了阵地战,壁垒战,围城战,不是存心找绳子套在脖子上勒死自己吗!

  因此,这位先生,一、文不成,始终是一个不及第的秀才;二、武不就,围三百日食人无算拿不下陈州;三、想被招安,讨价还价总谈不拢条件;四、想当皇帝,进了长安连板凳也未坐热,又卷铺盖去当“流寇”。是一个基本没有做成什么,或从来没有做好什么的,让人无法讲出特点和长处的半吊子。

  不过,也许他可算是一个诗人。

  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录有他的诗作三首。因为在中国,不光唐朝,历代之君,都有爱写诗的雅兴。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写得很屁。黄巢的诗,属于后者。《全唐诗》,书名有个“全”字,自然要收黄巢的诗,不过占总量的万分之几,说得过去。解放后,社科院文研所编的,收诗六百三十首的《唐诗选》,对他破格相待,与王勃、宋之问、王之焕、贺知章等大家同享被选两首的规格,很显然,编委们是看在革命同志的份上,出于阶级感情之抬举了。在中国诗史上,从来没有黄巢的份,直到解放后,才获得革命诗人这顶桂冠。这就是中国人的习性了,喜欢倾斜,一倾斜,臭狗屎也能变成香饽饽,何况黄巢的诗,总还算得上合辙押韵,四平八稳呢!

 

  其中一首《菊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更像打卦问卜的籤词,既有预言的神秘感,也有不第秀才的腾腾杀气。果然,应了这首诗的谶言,他第一次进长安,还真是什么花都“杀”,连菊花也“杀”光的冬天。

  我估计这首《菊花》诗,应该是在公元880年左右,他挺进中原,直奔洛阳,西岳在望,临潼不远,都城长安已成为他囊中之物时写出来的。黄巢第一次进长安,是一个应考的举子;如今,第二次进长安,就是等着当大齐王朝的新科皇帝了。他曾自号“冲天大将军”,以及这首诗中“冲天”词语,现在他可以踌躇满志地说,那个不让他科举及第的唐朝之天,马上就被他冲破了。

  黄巢能有这一天,第一,他得感谢唐王朝进入末期的倒行逆施,老百姓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使他有了造反的群众基础;第二,他得感谢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涣散,失控,无法形成合力,使他有了游走的生存空间。黄巢揭竿以后,先投奔王仙芝,王兵败被戮,王的二把手尚让,率余部与黄巢会合,就这样,渐渐壮大起来,成了气候。

  黄巢的人马,在官方的史志中,通常称之为“流寇”,这个“流”字,倒颇为准确地描写了他们在各个节度使的夹缝中,从中原“流”到岭南,又从广州“流”到洛阳的征战过程。

  公元879年,“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管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公元880年,“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巢以金啗璘,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詗知诸道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璘击之,兵败,璘死,巢势复振。”

  同一年:“初,黄巢将渡淮,豆卢璩请以天平节钺授巢,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既而淮北相继告急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唐王朝本来有多次机会,可以将他肃清,或者,将他招安,但政权到了垂死阶段,文官武将,各怀鬼胎,终于坐看着一个私盐贩子要到长安坐龙椅了。

  891年:“[孙懦]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

  893年:“李克用出兵围邢州,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镕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啗之。”

  902年:“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

  906年:“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刘)仁恭畏其(朱全忠)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以上见《资治通鉴》七十三卷至八十一卷)

  ……

  重新翻阅一过中国历史上的食人记录,使我想起鲁迅先生所写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有主人公这样一段话,实在值得深思的:“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

  不管是以“仁义道德”的名义,理直气壮地食人;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食人,当然也包括那种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地咬人在内,所有打出来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实,不过是中国历史上非人道,或反人道的全部恶行的遮羞布罢了。黄巢只不过是这样的“革命领袖”之一,由此,便可知道中国人为了求得自身进步,数千年来,为这些“食人狂”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

  写到这里,除了“夫复何言”的摇头感叹之外,还有什么好再说的呢!

  中国的知识分子,似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多数,属于绝对不敢造反的一群,刀架在脖子上,宁写悔过书,作深刻检查,痛骂自己为王八蛋,高喊吾皇万岁万万岁,也绝无站直了,任砍任杀决不低头的气概;一类为极少数,扰如农民中有流氓无产者一样,文人当中也不乏个别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黄巢就是这种不甚安分的躁动强项一族。《新唐书》说他“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前者,大多数举子,不第就不第吧,落榜就落榜吧,顶多作一首“不才明主弃”的五绝,发发“怨而不怒”的牢骚而已。后者,如黄巢,就不一定咽下这口气,“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逾数万。”你不让我当进士,那我就豁出一身剐,把你皇帝拉下马。

  这点革命精神,应该肯定。

  宋朝的赵姓皇帝,在总结唐代失败的经验教训后认为,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实权,不让他们成为唐代节度使,动不动带部队开到西安灞桥,要中央政府听他的摆布。二就是扩大科举取士的录取面,使知识分子得以成为政府一员的机会大大增加,免得他们心怀不满,走向对立面。虽然,这也并非良策,地方官手无兵权,难以抵御边敌,以致疆土日蹙;大量开科取士,政府冗员日多,只好坐吃山空。但两宋三百年间,特大规模的流寇现象,具有全局性的农民起义,倒也未曾发生过,说明这样的绥靖政策,未必没有道理。

  黄巢似乎也明白这点奥妙,“士”这个阶层,可得罪,也不可得罪。当你坐稳了江山,他们就成了豆腐,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你尚未坐稳江山,或者,你江山有一点坐不稳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将你视作豆腐,给你捣点小乱了。

  所以,“巢因民谣,有‘逢懦则肉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当然,如果他果真以这样的政策来笼络知识分子,也许取唐而代之的不是后来当过他部下的朱全忠,而早就是他了。如果他能有朱元璋那点耐性,等坐定了江山,再腾出手收拾那些豆腐也来得及,也许不至于最后脑袋搬家。

  我一直怀疑,这句顺口溜式的民谣,出自这位三流诗人的笔下,显然是为他千秋大业着想。最初还真是像模像样地做出了一些姿态,第一次进洛阳,“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第一次进长安,“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坏的开头,要是黄巢能够坚持下来,也许真能成气候。但是,他率领的农民兄弟,和原来就不是地道农民的流氓无产者,以及与他一齐亡命过的盐贩死党,以及与他通声气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从金碧辉煌的春明、通化、延兴三门,进入长安城,到达皇城中更为富丽堂皇的朱雀、承天门时,眼前的红男绿女,花花世界,弟兄们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当然,首先将眼睛直起来的,应该是黄巢。

  从陈胜吴广起,中国全部的揭竿而起者,所有进城的农民弟兄,眼睛都会直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让全党同志读一读郭沫若氏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有这一份担心在内。再看看如今挖出来的巨贪,若是查查他们的干部登记表,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十之八九,都拥有极好的出身,极好的成分,但由于眼睛太容易直起来,最后终于坐到了被告席上,拉到了法场上。

  现在回过头去看黄巢带进长安城的数十万起义军中,有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者,有无以为生,铤而走险者,有打家劫舍,盗掠成性者,有造反发财,投机倒把者,有匪枭亡命,杀戮为生者,这些胜利者总不能整日里在长安城的百货公司里闲溜达吧?即使那一水儿被裹挟而从,失去了土地和家园,跟着黄巢厮杀过来的地道农民,又如何?总不见已上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黄巢赏赐下来的金银财宝,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于是,“寇”性大作:“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史书上称这些在统治者缝隙间辗转作战的农民起义军,为“流寇”。是中国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成败观的反映,不能责备史书作者的势利眼。因为,在“流”的过程中,兼而“寇”之的行径,历史上所有的起义军,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过的。但夺得政权后,不“流”的同时,也不“寇”,或少“寇”,坐稳江山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相反,超越不过这个“寇”字,也就只能永远为“寇”了,历史总是这样惩罚那些太沉不住气的进城农民弟兄。

  遗憾的是,黄巢和他的起义军,始终也未摆脱掉“流寇”状态,一路征战过来,所经之地,旋即放弃,都是雨过地皮湿地一掠而过,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建立政权,而抱着吃大户的迫不及待,去攻打下一个目标,这就注定了他最后失败的结局。甚至拿下长安以后,居然不继续派兵马追赶逃亡的唐僖宗,而是忙于登基,忙于封官,忙于找女人充实三宫六院。那么,他的数十万军粮匮乏的战士,有什么理由不去大“寇”而特“寇”呢?

  第二年,有人在尚书省门口,贴小字报,写了几句打油诗,嘲讽新任尚书的尚让。此人也是一个盐贩子,立刻火冒三丈,估计一定是本部门的干部或门卫所为,全部拉出来,一个个都挖出了眼珠,杀死,倒挂在尚书省的大门口。盐贩子觉得还不过瘾,下令把长安城中,所有能写几句歪诗的人,杀了个精光,不会写诗但识文断字的人,一经检举,统统去扫大街,刷厕所。这一场文化人的大清洗,三千多人掉了脑袋。

  从这次整肃以后,曾经被大齐皇帝聘为翰林学士的,做样子也好,不做样子也好的那位诗人皮日休先生,便不知下落。黄巢杜撰出的那句“逢儒则肉师必覆”的民谣,便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屁话。

  于是,广明元年(880)十二月,起义军攻占长安的入城式,在长安市史上,怕是最壮观的一次,便成黄巢再也找不回来的美梦了。“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然而,以唐僖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及那些虽离心德,但也不愿意看到黄巢取而代之的将领、节度、实力派,反扑过来。广明二年(881)四月,在官军的围逼下,黄巢曾经一度退出长安,倒有点不怕摔了坛坛罐罐、诱敌深入的勇气,但是,再次攻占,首先他自己的流寇习性大发,“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索性破罐子破摔,再无入城时的长远之想了。

  广明三年,中和元年(882)四月,“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黄巢起义军的形势便走下坡路了。“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黄巢从杀人到食人,大概从此开始,一开始便不可收拾。如果可以给这位革命领袖后来的食人罪行,稍加开脱的话,也只能说,诱使他走上这一步的,唐王朝的统治机器,是毫无疑义的教唆犯。

  人类的恶行,从来像癌症的基因一样,潜伏在社会机体之中。恰逢盛世,社会如同健康的躯体,有足够的抵御邪恶的能力,纵使有个别或局部的恶,在受到抑制的条件下,文明、文化、道德、教育,能够有力量战胜恶的挑衅,即使构成一定程度的黑暗,其危害程度,不至于使历史倒退。

  相反,一旦恶本质得到肆意释放的机会,便如癌细胞的转移扩散,整个社会处于失控的状态下,黑暗压倒文明,邪恶压倒善良,腐败压倒良知,动乱压倒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只能产生腐朽的政治,腐旧的思想,腐败的官吏,腐烂的制度,腐蚀的文化,以及使得王朝覆灭的,从上而下的一大批腐恶的败类。

  正是这样的乱世,官方的败类才能按肥瘦论价,卖活人给起义军作食粮。随后,黄巢更创造出来世所罕见的食人纪录,自然与官方的启发分不开。于是,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便以不可遏止之势,贯穿于整个唐末,直到五代。食人恶行之频密发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黄巢虽死,食人不止。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的中国,坠入空前的黑暗之中。

  887年:“戊午,秦彦遣毕师锋、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同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同年:“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啗者。”

  889年:“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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