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雪有多大？康熙九年大雪连降40天

　　近来全国多地连降大雪，气温骤降，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其实，从历史记载来看，中国古代的大雪远比现在大得多。

　　汉武帝时期遭遇大雪灾年

　　元鼎二年三月大雪“平地厚五尺”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中国五千年气象史上，曾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对于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前期的第一个寒冷期，相关史料几乎没有。最早的一次记载并未直接说下雪，而是“雨雹”，见于《竹书纪年》，事发西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到了第二个寒冷期，大雪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

　　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相当西汉末年到隋初，期间经历东汉、三国、晋、南北朝。实际上，在这之前反常气候已经出现，大旱大涝不断。刘彻(汉武帝)当皇帝时，好几个年头的冬季都出现了极端的大雪天气。

　　汉武帝当皇帝长达55年，是西汉在位最长的皇帝，天灾人祸也最多。其间有三个大雪灾年，被记入了史书。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二月，这一年刘彻打到了“一角而足有五蹄”怪兽，被视为祥瑞，于是定年号为“元狩”。实际上这一年天下一点也不吉祥，当年冬天，“大雨雪，民多冻死。”大雪到底有多大，从很多老百姓被冻死的情况来分析，这场大雪肯定不是一般的大。

　　七年后又连着两个雪灾年。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三月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三月，连着出现极端倒春寒。元鼎二年三月的大雪“平地厚五尺”。元鼎三年的情况比元鼎二年更糟糕。常年一般到阴历三月，中原地区的河水是不会结冰的，这年竟然结了;而到了阴历四月，又下了场大雪，关东十余郡县老百姓缺衣少粮，饥寒交迫，出现了为了活命“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康熙

　　虽然天下饥荒不断，刘彻等西汉皇帝却将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财富用来造陵墓，置随葬品。在东汉初年的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一个大雪天，这些帝王陵大多让赤眉军盗了。当时起义军无衣无食，“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

　　唐昭宗时“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天复元年“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

　　在第二个寒冷期内，各个朝代都出现了反常性的雪天。三国时期的吴国，太平年间竟然出现雷暴雨后下大雪的奇怪气象。据《晋书·五行志》记载，当时吴国是孙亮当皇帝，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公元257年4月5日)先下了一场雷暴雨，第二天乙卯日下起了大雪，气温骤降，“大寒”，史家称，“既已雷电，则雪不当复降，皆失时之异也。”阳历4月5日下雪，无异于民间忌讳的“六月雪”。

　　六月雪，向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不祥，元朝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中便用“六月下雪，三年不雨”来形容窦娥的冤情;汉乐府《上邪》中则把“夏雨雪”，视为世界末日来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六月雪”在中国气象史上还有很多记载，如战国时，陕西一带多次下“六月雪”——

　　秦躁公八年(公元前435年)，“六月雨雪”;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422年)，“四月，晋大雨雪”;周烈王三年(公元前373年)，“夏六月，赵(国)雨雪”。

　　不过，这种反常雪天尚不算可怕，唐末一场超级大雪连皇宫每天都有人冻死了。唐代倒数第二位皇帝李晔(唐昭宗)主政末期的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是个大灾年，先是夏秋之交“久雨”，入冬以后就开始下雪，连雨夹雪一直下到春天也未停止，即史书所谓，“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在这种极端天气下， “民冻馁者无数”。在当时的陕西京城，未到十一月便“城中薪食俱尽”，“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每天冻饿死的老百姓都在千人以上!

　　当时正值荒年，再加上这么糟糕的雪天，连皇宫粮食都断炊了，李晔只好命令宫人，在宫中支起一个小磨，自磨豆麦充饥。“自后宫、诸王十六宅，冻馁而死者日三四”，堂堂帝王之家，每天都有三四个人被冻饿死，民间灾难之深重就可想而知了。

　　唐朝时的怪雪还有不少，如在李适(唐德宗)当皇帝的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805年2月10日，京城下起了“赤雪”，百姓议论纷纷，视为凶兆。

　　宋哲宗时“苦寒”“死无亲属者官瘗之”

　　天禧二年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

　　公元1000至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第三个寒冷期。《宋史·五行志》上的雪灾纪录以北宋初期为最，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主政的22年，有5个年头发生雪灾——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宣州霜雪害桑稼。

　　雍熙二年冬，南康军大雨雪，江水冰，胜重载。

　　端拱元年闰五月，郓州风雪伤麦。

　　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大雪害苗稼。

　　淳化四年二月，商州大雪，民多冻死。

　　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江、溪鱼皆冻死”。

　　在赵煦(宋哲宗)当皇帝的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冬天，京师(今天河南开封)所在的中原一带，入冬以后天天下雪，至春不止，导致“苦寒，民冻多死”。不少人家整户被冻死，连尸体都无人掩埋，朝廷下诏赈灾，“死无亲属者官瘗之”，官府安排人来掩埋尸体。赵煦因此取消了当年元宵节的游幸活动，并恩告地方，进行抚慰。

　　另一次发生在赵桓(宋钦宗)当皇帝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大地再遇罕见大雪严寒，从当年阴历十一月到次年正月，雪下个不断，平地积雪厚达好几尺，“人多冻死”。

　　当时京师站岗的士兵手冻得兵器都拿不了，有的士兵被冻成了僵尸。除了雪，还有强劲的西北风，《宋史》上记载：“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镜，行者不能定立。”老百姓没吃的没烧的，官府不得不让老百姓到皇家花园砍伐花木当柴烧。

　　天灾之后又来人祸。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烧杀抢掠，把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以及皇族、后宫妃嫔、贵卿、臣僚等计三千余人，统统俘虏回北方金国，是谓“靖康之难”。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将这两次雪灾，列为北宋年间“严重强寒潮灾害”。是不是最严重的?还真不一定，因为元祐二年雪灾的前一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86年)正月二十四“大雨雪”，一周后的二月初三又是一场“大雨雪”，导致“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

　　从明朝中期起，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一直到1900年前后的清末才结束，长达500年，明、清两朝恰好处于这一时间段内，所以国内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明清小冰期”，国际上则称为“现代小冰期”。

　　自然，明清两朝的雪灾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中，1900年以前的“严重强寒潮灾害”仅节选17次，明清就占13次。

　　朱祁钰(明代宗)当皇帝的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冬，中国自北到南大部分地区都下了罕见大雪，极为严寒，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等地连下一个多月的雪，灾情严重：江苏苏州，太湖断航，港口封冻，“人畜冻死万计”;浙江安吉，“冻死百余人”;河北沧州，“冻死人畜无数”;山东德州，“人畜冻死”。

　　朱厚照(明武宗)当皇帝的正德八年(公元1513 年)，雪下得最凶猛的是华东地区，这些地区江河冰合，鸟兽冻死，甚至冻毙村民。南方的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竟然同时成了“超级溜冰场”：太湖，“冰，行人履冰往来者十余日”;洞庭湖，“冰合，人骑可行”。

　　在明清小冰期，又以清朝遭受的雪灾最严重。《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节选明清“严重强寒潮灾害”13次中，有9次发生在清朝。有学者又把17至19世纪的这一段时间称为小冰期中的“寒冷期”。离现在最近的500年中最寒冷的五十年，即出现在这一时期，具体说，是公元1650至1700年间。

　　这最冷的五十年里，连下一个月大雪并非罕见，而是常见。如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的全国雪灾，被冻死者“甚众”。在河北一带，不少人被冻毙在山洞里。而当年南方的湖南永州等地，竟然也连下40多天雪，“民冻死者无算。”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冬天，华北、华东、华中等地连降大雪，连续下40至60天不等，黄河至龙门段都冻起来了，淮河更是坚冻两个月。全国好多省市的地方志上，都有冻死人记载——

　　湖北大冶等地，“冻饿死者甚众”;河南开封一带，“井冰，道路多冻死者”;江西南昌等地，“行人多冻死”;安徽怀宁等地，“冻馁死者甚众”;江苏盱眙等地，“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山东临沂等地，“人多冻死”，威海“行人死者无算，屋内亦有冻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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