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不降志,不辱身”

2013-05-17 14:30:27 首页

  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是可以轻视的时光。把人放置在一个乱世中观察,会发现差异如此鲜明,人格人性的优点和弱点,全都暴露出来了,此时观察一个人,更趋于真实和自然。

  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里,从1949年到1969年,陈寅恪都在做什么?作为一位由旧时期而来的学者,精神生活十分简单: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给学生上课,并无太多要求,未必如今日学者之复杂。他们需要充裕的时间、平静的生存环境,尤其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他的研究方向是过去的历史。到了晚年,他更为专一,也更寂寞,同时脾性情性也更孤高独立,难以转捩。如他所述:“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这些宗旨一定,余下均不足道。

  此后,就是经历无止息的运动磨难。陈寅恪这样的人,极力想远离政治,但政治会找上门来。有个词在当时无处不见,那就是“大批判”,连初涉学海的大学生也卷入对陈寅恪的批判潮流中。一以贯之的宁折不弯,注定了他必须承重更深重的煎熬。他倚仗什么来这么坚持?是自己过人的声名、学问,还是生活信念、准则。有一个细节:当郭沫若拜访陈寅恪时,陈寅恪居然提出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问题——写“钱柳因缘”没有稿纸,希望郭给予解决。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陈寅恪,他们的交谈竟涉及区区的稿纸。可以推断当时的研究环境,及困难时期经济崩溃的程度。在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危机之下,这个时段的人们,处在严冬之中。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也有一些亮色片段,使我们阅读之后略感温暖。一次是陈寅恪与广州京剧团的新谷莺等6个演员的交往。这些风姿绰约的演员围在老人身边,每人说上几句,陈寅恪就能猜出各自饰演的角色。陈寅恪也心情舒畅,说到传统戏的史实时,告诉她们在书架上哪一本的哪一页,一翻,果然不错,引起大家的惊奇和欢笑。演员们还清唱了各自拿手的一段唱腔,婉转浏亮。1959年这个春日的下午“比他在某些悲惨的岁月里感受到的欢乐总和还要多”。1961年夏天,吴宓来访。两位老人在经历上有些许不似,在精神上又有太多相似,其中就包括始终不渝地挚爱传统文化,执着自己的精神走向。而今二人已老,时日无多,“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渴望倾谈、能够倾谈、必须倾谈,5天时间,71岁的陈寅恪和67岁的吴宓,在屋外的大雨滂沱声中,在倾谈中相互温暖。

  写一个人,是为了与其他许多人相比。写陈寅恪,也就把和他关系亲疏的人都牵扯了进来,每个人都形神不同。作者写了康生,他兴冲冲地拜访陈寅恪,却碰了一鼻子灰,被告知养病,不见。对于这样一个权贵,其心里感受可想而知,后来导致陈寅恪出版《论再生缘》的路子被堵死。作者又写了金应熙,他是陈寅恪的学生,是少数能够聆听陈寅恪闲聊的人。有时聊到家族背景,包括一些不轻易为外人道的隐秘之事,金应熙却利用这些内容给陈寅恪以痛击——是那个风急浪高的时代背景,令才华横溢的金应熙人性弱点膨胀、恶化。作者还写了陈寅恪的助手黄萱,大家闺秀的黄萱完全可以过上超乎常人的舒适生活,却甘于承担这份艰深的工作。陈寅恪让女儿们称黄萱为“周伯母”,以示黄与自己同一辈份,这使黄萱数十年地感激陈寅恪给予自己的这一份尊敬。

  20年过去了,陈寅恪终成绝唱。现在我们谈陈寅恪,更多地倾慕于他开阔的眼界、过人的记性、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研究的能力。而陈寅恪的另一方面正在被人遗忘,那就是他一贯坚守的思想信念:“不降志,不辱身”——在我看来,此书的主旨,就浓缩在这6个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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