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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负责文化班的学院副院长莫文骅找到汤光恢，对他说，关于评定军衔的事情，毛主席认为中将的名单超过了200个，多了些，要我们做做工作，自愿地降下来。汤光恢当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讲话了，我带头降下来。在他的带头下，班里其他学员也表示，既然老汤你带头降，我们也要求降。
汤光恢，江西省永丰县恩江镇人，曾任黑龙江军区第二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9月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笔者1985年起从事党史工作，曾两次有幸拜访老将军。老将军言语朴实，和蔼可亲，其革命经历感人至深，现撷取几个故事献给读者。
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员
1909年8月，汤光恢出生在恩江镇柏树内村一个贫苦家庭。父母亲、三个哥哥、两个妹妹，加上他自己，一家八口，仅靠父亲从事乡村私塾教书的一点微薄收入过日子，生活十分清贫。12岁时，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兄妹中，大多因贫病而亡。清贫的生活，勤劳善良父母的言传身教，使汤光恢从小就养成了勤劳俭朴、刻苦好学的品德。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想在永丰迅速传播开来。永丰县在吉安读书的宋大勋、袁佐龙、薛佐唐等青年学生，利用放寒暑假的机会，宣传革命思想，积极推动办义务小学、平民夜校、读书班等，许多穷人的孩子得到了读书的机会，汤光恢也因此进入城三乡义务小学免费学习，1923年考入濠上旧制高等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品学兼优，1925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被学校留下来担任初级班教师。
随着新文化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在永丰传播。1923年初，宋大勋等人发起成立“永丰青年书报社”，集资购买《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小说月报》《晨报》《狂人日记》等进步书刊，供青年学生阅读。1924年8月，又秘密成立党团外围组织“恩江学会”，1925年7月向社会公开，其宗旨是：“养成团体生活，拥护群众利益，介绍新潮，改造社会。”汤光恢有时间就到书报社，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春，加入“恩江学会”，同年11月，由薛佐唐、黄肇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与此同时，汤光恢还积极参与党团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演文明戏，宣传反帝反封建。演员大多为党团员，周兴、黄欧东都是主要演员。汤光恢忙着卖戏票、搞道具。当时的永丰，老百姓只有在过年时才有机会看戏，平时基本上没有文化生活。听到县城有戏看，群众便扶老携幼，有的甚至从几十里的乡下跑来观看，把戏场(上西坊张王庙内)挤得满满的，十分热闹。许多年轻人看了戏后，受到教育，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和工会，成为反帝反封建的积极分子。办夜校，宣传革命思想。利用寒暑假，在农村通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在县城通过工会开办平民夜校。办夜校公开的口号是消灭文盲，实际上是宣传革命形势，讲三大政策，讲封建剥削根源，启发群众阶级觉悟，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使国民党右派十分惊恐，他们不仅策划了1927年的“三七”事变，破坏进步团体，逮捕主要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袁佐龙、钟兆祥、薛佐唐、聂作汉等人，迫使他们逃亡在外，而且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攻击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共产主义是“财产均分”，在群众中制造思想混乱。为了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帮助群众正确了解共产党，正确理解共产主义，被人称为“小秀才”的汤光恢，自然担负起了这一光荣任务。
在当时，有关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方面的材料大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文字不通俗，许多人看不懂。为解决宣传材料缺乏而且难懂的问题，汤光恢和曾绍参、温厚福等革命知识青年商议，自己动手，分工编写一本通俗的宣传小册子，取名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小册子编好后，又发动大家集资送到吉安石印，于1927年五一节前出版发行。
小册子共7300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地来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以消除人们的误会。这本小册子由汤光恢的本家人埋藏于地下，1986年从地下挖出，封面上还盖有汤光恢当年的印章，现珍藏在江西省革命历史博物馆。
有一天，负责文化班的学院副院长莫文骅找到汤光恢，对他说，关于评定军衔的事情，毛主席认为中将的名单超过了200个，多了些，要我们做做工作，自愿地降下来。汤光恢当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讲话了，我带头降下来。在他的带头下，班里其他学员也表示，既然老汤你带头降，我们也要求降。
以身作则的连指导员
大革命失败后，汤光恢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曾担任城区苏维埃交通部长，并在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秋，红一方面军为“诱敌深入”，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大踏步地向中央苏区撤退，在红军经过永丰向宁都黄陂隐蔽集结时，经县委批准，汤光恢投笔从戎，参加红军，分在红一师政委罗瑞卿办公厅(当时未设政治部)任宣传员。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通俗宣传的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汤光恢出身贫苦，小学毕业一直从事教书，要迅速适应部队生活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经过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严峻考验，他终于闯了过来，培养出了不怕苦、不怕死、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1932年5月，汤光恢调任红二师第五团警卫连指导员，连长是后来成为解放军名将的梁兴初。
这时，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和扩红运动，红军在不断发展壮大，但同时也普遍出现了减员现象。一是战斗减员，打仗不可避免地会有伤亡。二是非战斗减员，有的人思想上不坚定、对前途缺乏信心而离队，有的人经受不了艰苦战斗生活的考验，有的人在军事训练事故中伤亡，有的人因部队生活艰苦而生病或死亡。因此，减少部队非战斗减员，就成为巩固部队，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为了巩固连队，防止发生非战斗减员，汤光恢身体力行，采取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其一，注重调查研究，掌握思想动态。汤光恢到连队不久，就把全连战士的名字、家庭情况作了详细了解，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打下了基础。每天向党员和积极分子布置任务，熟悉他们在行军、打仗和训练中的表现，及时掌握连队的思想动态。其二，发扬优良传统，开展思想教育。充分发扬红军官教兵、老兵教新兵的优良传统，广泛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在反“围剿”的岁月里，部队不是行军就是打仗，很少有时间坐下来上政治课，汤光恢总是利用出发前的几分钟、或行军途中休息的时间，简明扼要地讲一个问题，作一些思想动员。安排党员和老战士做好思想教育，要他们在行军途中或休息时，给新兵讲红军以少胜多的故事，说明红军是劳苦大众的正义之师，是有前途的部队，从而坚定战士们的革命信心。其三，处处以身作则，关心爱护战士。汤光恢深知“行动是最有说服力的政治教育”的道理。每次行军，一旦看到有的战士跟不上队伍，就会主动上前扛武器弹药，让战士轻装前进，跟上队伍。虽然有时也感到吃不消，但仍然咬紧牙关坚持下来。那时每天行军100华里是常事，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一到宿营地，战士们一个个极为疲劳，一躺下就睡着。然而作为指导员却不能休息，必须和连长一起召集班、排长们到炊事班帮助淘米、洗菜，把饭弄出来，让大家吃饱肚子。接着是把水烧热，让战士们有热水温足，以消除疲劳。为了不惊醒战士，常和连长一起，将热水端到战士的地铺边，轻轻地帮他脱下鞋袜，帮他温足。如有血泡，还轻轻地帮他挑开。这种关爱行动，常使战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战士们将党员和干部比做自己的的父母兄弟，把连队当成自己的家，全连指战员亲如一家人。
由于干部以身作则，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汤光恢所领导的连队没有发生过一个非战斗减员。1933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该连被授予“巩固模范连”称号，汤光恢被授予“团结巩固部队优秀模范连指导员”称号，并荣获“八一红星三等银质奖章”。
有一天，负责文化班的学院副院长莫文骅找到汤光恢，对他说，关于评定军衔的事情，毛主席认为中将的名单超过了200个，多了些，要我们做做工作，自愿地降下来。汤光恢当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讲话了，我带头降下来。在他的带头下，班里其他学员也表示，既然老汤你带头降，我们也要求降。
实事求是的保卫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从延安抽调汤光恢等一大批骨干力量充实新四军的领导队伍，汤光恢奉命调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协同组织部长李子芳健全新四军干部队伍，组织部下设组织科、干部科、调查统计科、青年科，汤光恢还兼任调查统计科科长一职。1938年1月6日，汤光恢一行30多人从延安经西安、汉口抵达南昌，入住三眼井高升巷(现友竹巷)1号新四军军部。当时，新四军军部驻后院大楼，而前院则是国民党的机构，昔日的对头共处一屋，其状况可想而知。另外，在军部周边，遍布着国民党的特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汤光恢和新四军军部的战友们以抗日为重，积极开展工作。他们每天都要接待来自闽浙赣边、赣粤边等游击区的人员，听取汇报。为了加快部队整编的进程，新四军领导还深入到各地进行具体指导。汤光恢一到南昌便与副军长项英一起，跋山涉水赴莲花县游击区，与其负责人谭余保、刘培善等人一起研究游击队集中及下山后根据地的善后问题。紧接着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往赣南地区，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积极参军抗日。在新四军军部卓有成效的工作下，一股股抗日的洪流被汇集成一支铁的新四军。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在完成了组建任务后，离开南昌奔赴抗日前线。不久，新四军军法处成立，新四军秘书处处长李一氓兼任军法处处长，汤光恢出任副处长，主持工作，后升任军法处处长，下辖军纪科、审判科、执行科、典狱、执行队五个科级单位。汤光恢实事求是，执法森严，军纪严明，在他的督导下，新四军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纪律严明的抗日武装。新四军保卫部与军法处合并办公后，汤光恢出任保卫部部长。
新四军组建初期，部队逃亡现象不断发生。因此，防止逃亡，巩固部队，成为当时锄奸工作的紧迫任务。汤光恢认为，搞锄奸工作的人，头脑要冷静，要学会科学地分析问题，对逃跑要作具体分析，既不可右倾麻痹大意，又不能草木皆兵。汤光恢根据逃亡的原因、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收到很好的效果。
锄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叛徒和内奸。新四军整编后，部队可以通过军邮进行通讯。军部机要科一个机要员，江西上饶人，参加过三年游击战争，向家里寄出了一封信，几年不通音讯的父母接信后，喜出望外，很快回了信。信中除了诉说思念之情外，还告诉他家中生活很好，要他离开部队，回家找个工作，早日成家。这个机要员接家信后，思想上发生了动摇，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便主动和驻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长官顾祝同)情报部门拉上了关系。敌情报部门如获至宝，一方面对他封官许愿，一方面做他家里的工作，要他提供新四军的绝密情报。当时，为确保重要机密不被泄漏，汤光恢不断向部队进行保密教育，部队指战员的警惕性普遍较高。锄奸部统计科内勤工作时发现那个机要员频繁地往家里寄信，引起了怀疑。有一次内勤将他外寄信件拆开检查，信中全是新四军的密电码，叛徒原形毕露。这个案件的破获，解除了新四军特别是首脑机关的严重威胁，项英非常高兴，说锄奸部立了大功。
汤光恢非常重视对国民党派遣特务的转化和争取工作。1938年，部队医务人员奇缺，多次要求上海党组织介绍医务人员到新四军工作。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头子张超指示上海特务组织，乘机派遣特务打进新四军。上海特务组织便通过关系，向上海党组织推荐了宝隆医院护士长杨忠(真实身份是特务组长)，为了不引起怀疑，同时还推荐了该院临时工胡新武。杨忠到新四军后，分配在教导总队当医生，为了取得信任，主动工作，事事抢着干，态度和蔼可亲，大家反映很好，党组织决定把他列为入党对象培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党组织正式发展他入党。一天，指导员找他谈话，准备发展他为党员，并严肃地说道：“参加共产党是一个革命者在政治思想上的一次飞跃，每一个要求入党的人，必须对党忠诚老实，要向党交心，把过去的一切向党交代清楚，好事、坏事，就是杀了人，只要入党前交代清楚了就没事了。如果隐瞒不交代，入党后被查出来，就要执行铁的纪律。你好好回忆一下，准备好了再找我谈。”杨忠听后惊出了一身冷汗，思想斗争很激烈。回顾到新四军后的所见所闻，感到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是为国为民的，国民党黑暗腐败，不得人心，决定弃暗投明，向党老实交代一切，真正参加共产党。第三天，杨忠鼓起勇气，向指导员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指导员不敢怠慢，逐级上报到军部。项英把李一氓和汤光恢找去，一同作了研究，指定由汤光恢负责处理这个案子。汤光恢对杨忠的情况作了全面分析，他到新四军后，没有什么破坏活动，各方面表现一直很好。这次，他被党的抗战政策和新四军的实际行动所感动，主动交代，可见他不是死心踏地跟国民党的，过去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是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不了解，现在他要真心实意跟共产党走，我们不能拒之门外，这也符合党的灵活机动的锄奸政策。把杨忠这样觉悟了的敌人争取过来，可以为我们服务，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人民。汤光恢将自己的意见向项英作了汇报，并请示是否可以接收入党。项英指示，可以允许杨忠入党，叫做特别党员，直接和你联系。汤光恢向杨忠传达了这一决定，并交代他，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继续和特务组织保持联系，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有一天，负责文化班的学院副院长莫文骅找到汤光恢，对他说，关于评定军衔的事情，毛主席认为中将的名单超过了200个，多了些，要我们做做工作，自愿地降下来。汤光恢当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讲话了，我带头降下来。在他的带头下，班里其他学员也表示，既然老汤你带头降，我们也要求降。
杨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跟党走的诺言，重要情报及时向党报告，对新四军锄奸工作作出了贡献。一天，杨忠急忙赶到军部，向汤光恢报告说：“张超要我介绍5个人到新四军工作，这些人都是特务，怎么办?”汤光恢毫不犹豫地答复：“让他们来吧!”几天后，杨忠领着5人来了，汤光恢将他们分别安排到5个连队，同时指示指导员，监视他们的行动，加强对他们的争取教育。这5个特务来不及进行破坏活动，就被强大的政治攻势征服了，一一交代了自己的特务身份，愿意重新做人。皖南事变后，杨忠被俘关入上饶集中营，在上饶集中营的暴动中逃了出来，历尽艰苦找到军部，军部认真审查了他在集中营的表现，未发现他有什么对不起党的言行，被重新分配工作。解放初期转地方工作，任福建省卫生厅厅长。肃反时，因历史问题被抓起来审查，经过组织证明才平了反。“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抓了起来，外调人员问汤光恢：“杨忠是宝隆医院的特务组长，你知道吗?”汤光恢回答：“他入党前作了主动交代，我们通过上海党组织核实一致，他对党是忠诚老实的，且有立功表现，按照当时的政策，是允许入党的。”并如实出具了证明。
在锄奸工作中，汤光恢重证据，轻口供，尤其反对刑讯逼供，坚持实是求是，防止扩大化。1941年，新四军第一师吸收了上百个上海青年和学生，这些青年因环境的改变，或因生活的艰苦，有的逃跑，有的说怪话，使人产生怀疑。第一旅锄奸科在审问一逃跑的青年时，动刑逼供，这个青年在严刑之下，说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叫“真理团”的组织。有一女青年，共产党员，怕受皮肉之苦，要什么就供什么，说上海共产主义“真理团”是托派组织，头头就是王兴华。王兴华立即被逮捕，“真理团”也被定性为托派特务组织。王兴华开始坚决不承认，但在反复的严刑逼供下，他屈服了，随口供出在上海参加“真理团”的有上千人，来新四军的都参加了“真理团”。一口气抓了这么多特务，破了一个“大案子”，第一旅锄奸科的同志们兴高采烈，正积极准备材料上报。第一师锄奸部长周林(解放后任贵州省委书记)得知后，感到问题重大，立即到军部向汤光恢作了汇报。他俩一起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真理团”是托派特务组织，证据不充分，“真理团”既然在上海是公开的，为什么不通过上海党组织查实一下。如果相信逼供，是会冤枉好人的，这对抗日是不利的。统一意见后，他们立即向军首长作了报告，军首长指示第一旅，停止审讯，并将4个主要嫌疑犯送交军部。军部决定由汤光恢审问“真理团”头头王兴华。开始，王兴华不敢翻供，汤光恢反复讲明党的锄奸政策，要他抛弃顾虑，说出实情。在汤光恢的真情感召下，王兴华突然哭了，把真实情况详细讲了出来，并把衣服一脱，露出了满身伤痕。不久，上海党组织送来了王兴华等人的材料，证实他是一名思想激进的爱国青年，认识上还比较幼稚。同时还证实在被抓的人中，有夫妇两人确系国民党特务。军部立即决定解除对上海青年学生的审查，并妥善作了安排。根据本人意愿，可以回上海，也可继续留在部队工作。考虑到王兴华在审查时受了不少委屈，汤光恢动员他回上海，但他坚决不肯离开部队。为了让他有一个新的人际环境，心情舒畅地工作，汤光恢将他从第一师调到第三师，并特别叮嘱第三师锄奸部要对他关心、爱护、帮助。日本投降后，王兴华随第三师到东北，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肃反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因“真理团”的问题两次被隔离审查，汤光恢都如实出具了证明，得以恢复工作。1990年，王兴华得知汤光恢在南昌，从东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汤光恢三次救了他的命，他的后40年的生命是汤光恢给的。
为指导新四军锄奸工作，汤光恢认真总结经验，先后撰写了《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原则问题》和《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他的这两篇文章，成为新四军锄奸的重要政策依据，为巩固抗日游击区，避免误杀扩大化，加强内部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一天，负责文化班的学院副院长莫文骅找到汤光恢，对他说，关于评定军衔的事情，毛主席认为中将的名单超过了200个，多了些，要我们做做工作，自愿地降下来。汤光恢当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讲话了，我带头降下来。在他的带头下，班里其他学员也表示，既然老汤你带头降，我们也要求降。
带头降衔的开国将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坚实基础，军队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52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全军干部评级工作全面展开，并于当年基本结束，正式建立了我军干部的等级制度。通过这次评级，使全军各地区、各部队之间的干部级别取得了大体一致，从而为下一步实施军衔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鉴于1952年评定干部级别的标准是“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与授衔条件一致，故评定军衔应以干部的级别为主要依据，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进行全面衡量，并规定了评定军衔的范围和标准。按照评级评衔标准，汤光恢最初可评为中将军衔。
解放战争时期，汤光恢就是第二十一军政治委员，军长为滕海清。舟山战役后，正值朝鲜战争爆发，为了防御美军佯攻山东半岛，中央军委决定在胶东布署兵力，于1950年调汤光恢任胶东军区政委，司令员为钱钧，7个月后升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后任军区党委代理书记。
1954年，为了提高我军高级干部的文化素质，中央军委决定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成立高干文化班，从全军抽调几十名正军以上干部参加学习。汤光恢被抽调去学习，并担任文化班的支部书记。有一天，负责文化班的学院副院长莫文骅找到汤光恢，对他说，关于评定军衔的事情，毛主席认为中将的名单超过了200个，多了些，要我们做做工作，自愿地降下来。汤光恢当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讲话了，我带头降下来。在他的带头下，班里其他学员也表示，既然老汤你带头降，我们也要求降。就这样高干文化班除汤光恢外，还有詹化雨、段焕竞、陈云开等6人自愿由中将降为少将。后来莫文骅对他们说，毛主席知道了很高兴，说：“我们的干部能上能下，看来我们的党大有希望。”
1955年9月开始授衔授勋，汤光恢时任沈阳军区公安军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实际授衔情况是，副兵团级，被授予上将19人，被授予中将22人，被授予少将1人;准兵团级，被授予上将1人，被授予中将54人，被授予少将3人;正军级，被授予中将97人，被授予少将107人。由于汤光恢等开国元勋的高风亮节，带头降衔，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军衔制得以顺利施行。
52年后，汤光恢回顾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并表示：“我得到的荣誉是党和人民给的，也是千万个牺牲的战友和烈士们给的，他们倒下了，而我还活着，是个幸存者。我从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步步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干部，完全是党的培养教育。我从参加红军的第一天起，就觉得有饭吃，有衣穿，比家里好百倍。现在我早已离休，享受很高的待遇，感谢国家，感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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