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慈禧西逃山西：曾因吃得不爽逼死县太爷

　　导读：中国人善于把人生的喜怒哀乐、婚丧嫁娶、应酬交际，关系往来等活动导向于饮食活动中，用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饮食伦理化的文化历经千年不衰。饮食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吃饱这种满足生存需求的地位，还承载着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即礼的本源。这事在古代甚至上升到了分辨地位尊卑，关系远近，是非对错的高度。吃喝这件事，其意义远在吃喝之外。从慈禧西逃途中，可窥一斑。

　　1 一碗粥换来六品顶戴

　　当慈禧刚刚逃出北京城，两日里滴水未进，粒米未沾时，途中一县更是不相信太后会出宫，直接开枪把这西逃的“假太后”当做流民赶走了。直到两日后到河北怀来，县令吴永冒雨奔波几十里在榆林堡接驾。进献了一碗小米绿豆粥，五颗熟鸡蛋让慈禧涕泪交加，那时吃饭连双筷子都没有。吴永三天磨穿一双靴子，为其忙前忙后张罗。慈禧终于从生存线上挣扎出来。有言曰：“榆林豆粥胜佳品，肚饥不择粗茶饭，身冷哪嫌旧布衿……”

　　虽然此地的接待条件十分简陋，接驾时也显得有些仓促，却让一路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慈禧倍感温暖。虽然没有珍贵味美的“满汉全席”和“一品锅”，但凭一碗绿豆粥、五颗鸡蛋和几件旧衣服，吴永博得了慈禧的感激之情和嘉奖之令。先是任命吴永为前路粮台会办，随后再次晋级升官：“直隶怀来县知县吴永，著以知府留于本省候补，先换顶戴。”吴永在慈禧西行中一路相伴，颇受慈禧器重。就连曾经给吴永做饭的厨子周福，因为一碗扯面，一盘炒肉丝做得颇对慈禧胃口，也被慈禧挖去做了御厨。午饭时，周还是县衙一名厨子，傍晚已赏六品顶戴，供职御膳房。

　　2 一顿饭逼死县太爷

　　并不是谁都有吴永这么好的运气。慈禧西逃至山西天镇，便因为吃得不爽，而逼死一位县太爷。当时，天镇县令额腾听到消息说慈禧已到宣化，便早早打点一切，没想到的是慈禧在宣化呆了三天，额腾准备的食品都腐臭了，临时又赶办不及，受到了岑春煊的责备。(注：岑原为甘肃布政使，追随慈禧西行被封为前台督办，也就是帮着提前开路，安排各地接应的总管。)惊惧之下，这位县令一扬脖，喝毒药自尽了。后来到了山阴时，也遭遇雷同情节，岑又把当地县令骂了个狗血喷头，恐吓“看尔有几个脑袋”。山阴县令最后向岑春煊跪泣求救，才保了一条性命。

　　有了前车之鉴和这么一位以巴结太后，而不顾他人死活的督办做事，各地接驾的水准也自然开始噌噌地上涨。让这位慈禧吃好喝好，胃舒服了，好处便也大大的。若吃得不爽，那就没你的好果子吃了。

　　3 有人升迁有人革职

　　大同县令齐福田也由于接待有功，受到了夸奖，随即被升了官，从一任县令著以直隶州知州有缺即补。这也是慈禧到山西境内后，第一位得到升迁的山西官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何况有升官发财的好事呢。沿途的地方官使出浑身解数搜刮民脂民膏，支应皇差，贿赂巴结内监。当时的潞安府知府许涵度，巴巴的从潞安赶到大同，通过巴结李莲英，在大同府得到慈禧召见，被升为冀宁道员，准许其沿途跟随，这无疑是给了许涵度进一步讨好慈禧的机会。光绪帝在此地召见了原平镇督办皇差的刘四龙，赏赐其五品军功顶戴，御封原平为“富足镇”。崞县(今原平)为此次接待上级领导耗费数万两白银。

　　沿途官吏们知道，只要得到慈禧金口夸奖，升官指日可待。地方上的大小官吏，趁此难得的机会争相报效，以显示忠心，纷纷给慈禧献出金银玉帛，膳食服用百般周到。

　　霍州知州李义铭通过告示招聘了当地最好的厨师，专为慈禧做饭炒菜。然而，霍州地方官的招待并没有博取前路粮台岑春煊的满意。到了赵城县时，岑春煊以供应不周参了他一本，说该州办理一切实属异常草率。知州李义铭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事一出，岂不是杀鸡给猴看，即将接待这位太后的官员们更加战战兢兢。

　　4 精明晋商获得新契机

　　精明能干的晋商们比官员们更懂得利用好这个难得时机。

　　杨应魁原本是个秀才，因为家贫放下书本在山阴附近的广武镇上开了一家客栈——来盛店。当慈禧到了代州广武镇时，杨应魁早已通过大同府里的内线跟李莲英搭上关系，好吃好喝自不必说，还有白花花的银子给慈禧做压轿钱。慈禧被这个边塞小城的商人感动了，把杨应魁叫到一边，当时就封了个五品知府，并且御赐黄马褂一件。后来，太后回京之后，还特意让人送来两面大匾，一面是“大夫第”，一面是“德门增耀”。后来，杨应魁去北京办事，被太后召见，临走时又赐给了大批的金银财宝。又得官又发财，杨应魁从太后那里做了一笔超值的买卖。

　　从杨应魁的来盛店出来，第二日，慈禧一行住进了代县阳明堡镇贾家大屯。传说阳明堡“贾家大院”是用和绅隔墙扔到京城邻居贾府院里的金银珠宝修建起来的。贾家的细心周到赢得了慈禧和光绪帝的赞赏，慈禧手书“大义斡用”，光绪临走时给贾家留下了比较难得的两句诗：“五世同堂真富贵，一心念佛见如来。”在慈禧光绪西逃留宿于阳明堡贾家时，阳明堡南关另一个商贸家族“刘缸房”，也趁机给慈禧献银，当即被封为辅国员外。

　　当慈禧的车驾由河北即将进入山西时，最早获得这个消息其实是祁县的乔家。乔家与官员的联系非常紧密，这是乔家商业发展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不仅使乔家最早得到了慈禧西逃的消息，而且给乔家带来了新的商业契机。

　　慈禧与光绪一行抵达太原，在太原的日子过得一铺张，手头儿就开始发紧。堂堂的太后想到了晋商，巡抚把各家票号在太原的代表召集到一块儿，看谁家愿意给太后拿出20万两银子。祁县乔家“大德恒”25岁的“跑街”贾继英挺身而出——20万，我们出!

　　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祁县大德通票号的经理高钰。在慈禧出逃期间，高钰通过关系获得了“西巡”这个绝密的信息，得到消息后，高钰做了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里里外外装饰一番，用红绸缎作地毯沿路一直铺到票号总店，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差旅费。大德亨和大德通都是祁县乔家经营的票号，此后慈禧将沿路搜刮的银钱陆续存入乔家票号，获利颇多。

　　慈禧、光绪回銮后的第三年，即1904年，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慈禧西逃途中，贾继英的行为给慈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慈禧特诏贾继英进京，筹办户部银行。贾继英也成为中国的第一任银行行长。慈禧一行的逃亡，给山西商人与朝廷的密切接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给山西票号的发展提供了一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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