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结局 土木堡之变为何未酿成悲剧?

2014-04-02 16:54:55 首页

  土木堡之变结局: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宦官王振之言,亲自迎战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兵败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六传至英宗朱祁镇,继位时年仅九岁。明英宗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少年皇帝,始终受太监王振操纵,终因宦官秉政,酿成一场大祸。

  是时,朝廷无主,军队溃败,城防空虚,贵族官僚陷入惊慌失措之中,人民遭受战乱之苦。如何使明朝不亡,成为举国上下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转危为安,避免了一场山河破碎的灭顶之灾。分析其遇变乱而未酿成象北宋末年那样的家破国亡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立长君以绝敌望

  八月,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代皇帝总管政事。九月,文武大臣请求皇太后说:“皇太子幼小,难负重任,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宗社。”九月初六日,郕王接受太后谕旨,即皇帝之位,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年号为“景泰”。这一措施表明“明朝丧君有君”,决心共赴国难。

  于侍郎砥柱中流

  于谦,当时任兵部侍郎,毅然以国家安危为己任,“土木堡之变”后的政局多赖其维持。当郕王监国时,侍讲徐珵等主张迁都,于谦厉声驳斥说:“谁主张逃跑就应斩首。京城是国家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大势去了。大家还记得南宋的教训吗?”使明政府坚定了据守北京御敌的决心。于谦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敢于主持正义,惩治马顺等王振余党。吏部尚书王直对于谦无限感慨地说:“国家危难,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最近遇上这么多麻烦,虽有一百个王直,也是无能为力啊!”

  这年十月,瓦剌军队逼近北京城下,扎营于西直门外。于谦面对强敌,毫不畏缩,主张主动出兵,他亲自带一支军队出城,并命令关闭全部城门,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他号令严明,身先士卒,军心大振,经五天激战,瓦剌仓惶撤退,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持正义军民奋战

  土木堡之役,虽说是由于瓦剌使臣谎报使团人数,企图冒领赏品和求婚被拒绝而引起的,但明政府削减赏金和马价,拒绝也先(瓦剌首领)为子求婚,只是也先发动战争的借口,所以瓦剌方面是非正义的;而明朝军民抵抗瓦剌进犯,保卫京城,是正义之举,因而得到了全国军民的支持。如西直门激战时,居民都爬上屋顶,争投砖石击敌,喊声震天。一些文臣武将也表现出非凡气慨。如应天巡抚周忱献计运通州粮,及时制止了“焚粮以绝寇资”的消极措施,保证了京城军民的粮饷。大同总兵郭登以少胜多,功绩卓著。当时大同军队多战死,郭登初进大同接受关防时,土卒能战者只剩下数百人。他与士卒同甘苦,亲为士兵裹伤敷药,并慷慨地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这样,将士同心杀敌,仅以八百骑打败了数千瓦剌军。

  所幸宦官不为患

  宦官兴安起了积极作用。宦官无代不为患,尤以明朝为最。明自成祖朱棣开始重用宦官,宦官势倾朝野。明英宗时的王振就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可以事事不通过英宗,出语即为圣旨。明朝有个怪现象,有作为的士大夫,往往有宦官相助才能显示自己的才华。譬如于谦,如没有宦官兴安的大力鼎助,想为国立功是很难的。

  景泰年间,受景帝宠信的只有兴安一个,而兴安对于谦十分敬重,屡次在于谦受到奸臣诽谤时挺身而出,加以保护。明史《宦官传》言:“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景泰帝朱祁钰所用之宦官,幸而不是祸国之流,这对于景泰年间的政治起着很积极的作用。

  明景帝不涉阴险

  明景帝执政八年,总起来看,不负祖业,不涉阴险,信任忠臣良将,力战自强,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他持大政,始终信任于谦等人。激励众将奋勇杀敌,这是无可指责的。但也引起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他越杀敌,敌人就越想送回英宗,因为瓦剌看到了景帝不好对付。

  景帝即位后,虽说有点贪位薄兄,略有失德,但在民众看来,那是皇帝的家事,况景帝对英宗无残害行为,比起明成祖处置建文帝来真是仁暴悬殊。再若将景帝与南宋高宗赵构做一比较,更形成鲜明对照。赵构不仅偏安江南一隅,苟且偷生;而且为了不迎回徽、钦二帝,天天说迎驾,天天言求和,当把金人打急了时,杀猛将迟滞战事,输送金银财物讨金人欢喜,故意在金人面前显露:一旦把二帝送回,南宋朝廷就不一定再那么驯顺了。这种冒屈己迎驾之名行恋位忘亲之实的诡计是景帝做不出的,所以景帝比之宋高宗,其功罪不可道里相计。英宗被掳而明朝仍然全盛,景帝不行诡计实在是明朝的造化。

  取信于民根基牢

  关于“土木堡之变”后明未灭亡的原因,除了上述五点外,笔者还想谈一下明朝前期怎样对待民众的问题。明太祖朱元璋这个出身下层的开国皇帝,接受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人民实行宽舒政策,竭力取信于民。对于民生问题,虽至暗君主、至凶阉宦,也不敢漠然视之。明朝前期官僚士大夫虽屡受摧折,但却没有丧失国家元气。英宗初年,太皇太后专以安抚百姓为要务,每遇旱涝虫蝗,都减免租赋,因此,虽遇灾却不为大害。即使到了王振专权时,尽管一反正统初政,但唯有免租赈荒,一直不敢有所更改,此事例史书记载颇详。因而英宗被掳而国家根基未动摇,人民无离叛之心。瓦剌的入侵反而为铲除王振宦官恶势力助了一臂之力,其后来的发展也对明朝政局无大的损失,充分说明了民为邦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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