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圣是谁?谁才是正史记载的中国经商的鼻祖

2018-01-11 21:23:19 首页

  从商朝至晚清,古代曾涌现出不少大商人来。但被学界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

  陶朱公就是范蠡,胡光墉就是胡雪岩。这两位的事迹,人们大都不陌生。而作为另一个商圣的白圭,许多人对之还知之甚少。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是中国经商之鼻祖。

  白圭生于风云际会的春秋战国时代,曾经在魏国做高官。他是东周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誉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即经营民生之鼻祖,经商业之祖师爷,并说到:“白圭其有所试,能试有所长,非荀而已矣。”就是说他不仅有丰富的经商实践,而且他还十分善于经商。他的经商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颇有见地,富有成效。

  “乐观时变”: 预测市场行情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经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而出售粮食。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一次,商人们一窝蜂地抛售棉花,价格被压得很低,白圭见状,便吩咐手下的僮仆挂出收购棉花的招牌,一概收尽他们手中的存货。后来,由于连绵不断的阴雨,棉花严重欠收,那些手中已经没有棉花存货的商人开始四处寻棉。这时,白圭便以高出收购价的价格卖出了全部库存,以赚取利润。

  白圭非常重视对年景丰欠的预测,注重研究气候变化的他,总结出了粮食生产丰、灾的规律。他指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意思是说,在十二年的一个周期内,有若干发展变化的规律可循,一般每隔三年将会出现较大的变化。比如,前三年中有了一个好年景,那此后的第三年往往就是大旱之年,而大旱之后又是涝年,涝年之后又是好年景。而好年景和荒年之间,谷物的价格也会有一倍的差异……白圭还强调,从商要树立正确的“取与观”,一旦出现机遇,就要像鹰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薄利多销 眼光长远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白圭一直主张“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的经济思想,即为了让自己的经济利益增长,在经营和自己吃饭时需要选取差一些的谷物;而如果是为了做种子,使来年丰收,就要取上等的种子,因为只有上等的谷种才能使谷物产量增加,才会有好的收益。在白圭生活的时代,谷物是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消费者通常是一些平民,他们的消费要求是填饱肚子即可,因而商人主要配备的货物应是下等谷物,而不是替贵族和大地主等少数人提供的上等谷物,以此达到利薄多销的目的。优质的好种子是庄稼人获取财富的基础,也是商家货源质量的保障,所以提供好谷物给农民播种,既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又体现了商人的长远眼光。

  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认为大利不一定要靠经营昂贵商品或靠在交易中卖高价来实现。昂贵的商品非一般人购买力所能及,销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众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样有利可图。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崇尚简朴,“与僮仆同苦乐”

  先秦时期,诸子大都肯定“俭”而否定“奢”。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子曰:“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管子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可见,崇尚节俭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尤其儒家的崇俭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古有训诫:成由俭,败由奢。一般来说,商人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奢侈挥霍,视钱如泥沙;一种是俭朴自守,希望一文钱掰成两半花。与勤劳相连,节俭是商人精神中的重要一条。伟大的商人懂得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道理,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勤不得,不俭不丰”,俭以节支,勤而且俭才能聚财致赢,否则,用之无节,犹如漏后不堵,必致财源流失。由此可见,“俭”字之至关紧要,勤俭两者不可偏废。

  经商的时候,节俭就是对成本的节约,成本的节约就意味着产品利润空间的增大,所以,节俭与成本会产生聚变效应,即节俭会导致成本最大限度的降低。

  白圭因经营有方而富甲天下,然而他在生活上毫不奢华摆阔,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史记?货殖列传》中介绍说:白圭一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而对于下人僮仆能“同苦乐”。这种难能可贵的操行,也是白圭能在商业上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经商犹如治国统兵

  在白圭所处反让那个时代,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我请教也不会告诉你诀窍。“终不告之”或许有些过分,有不外传之嫌,但或许白圭认为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学了也不会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吧。比如有人学了之后用欺诈之法损人利己,这无疑是与白圭的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道理相违背了。总之,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了一种谋略家的头脑。

  当时,由于荒灾、战争和赋敛的加重,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杀价抑买的现象很盛行,一些“为富不仁”的商人也因此得了到暂时的利益,可这与白圭“利民后再取财”的思想相违背。在白圭眼中,盲目将利益最大化的人,其实是目光短浅的鼠辈,只有治国平天下气魄的人,时时为生产者考虑,才能将生意做得稳定而长远。

  “智、勇、仁、强”,是白圭对经商思想的高度概括,即要讲究商业经营中的谋略,要善于用脑筋,捕捉商机行动要果决,不优柔寡断,要心存仁慈,不巧取豪夺,要审时度势,临危不乱。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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