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末光绪皇帝时期“戊戌六君子”被杀真相

　　导读：纪念一种历史人物，所纪念之内容，却与该历史人物之真实行迹南辕北辙，实在是一种悲哀。“戊戌六君子”或厌恶康党，或名曰维新实系革命，并无一人系为康党之维新而死，百余年来，却始终被贴着“康党”、“维新派”之标签，实在是可笑复可悲。其中的真相，趣闻解密小编为你一一揭开。

　　“六君子”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

　　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次日，内阁所奉朱谕将“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体化。朱谕称：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着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之罪行，总结起来不外乎三条：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换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党身份而被杀。

　　实际上，“六君子”中厌恶康有为者大有人在。“六君子”当日被当作“康党”而被杀；后世亦长期将其归入“康党”，说他们围绕着康有为，为了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业而不惧牺牲。但事实绝非如此，“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康广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情形如何，笔者尚未见可靠资料，唯谭嗣同自命与满清为敌，故而口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语，从容赴死。

　　杨锐、刘光第二人相当厌恶康党

　　杨锐、刘光弟乃张之洞门下之人。张氏素来鄙视康有为之学术，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之学术旨趣，可想而知。杨锐早年对康有为曾颇有好感，认为康氏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故于1897年12月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荐康氏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但到戊戌年后，杨锐对康党的态度已转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曾明言康氏“缪妄”：“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缪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

　　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曾在给其兄唐才常的书信中提到，在军机处任职期间，因杨锐鄙视康有为，谭嗣同曾与之发生过冲突：“伯兄曰：复生入值，与刘裴村一班，刘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然可虑者，叔峤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忿与之争，叔峤不纳。”——“伯兄”即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峤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杨锐好友高树在其《金銮琐记》也记载，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铁杆康党谭嗣同、林旭相当不满，私下里形容谭嗣同为“鬼幽”、林旭为“鬼躁”：“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叔峤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考之戊戌年谭、林二人行状，谭氏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得知，故杨锐呼之为“鬼幽”；林旭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故杨锐呼之为“鬼躁”。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系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大致与杨锐相似，其进入军机，同样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的结果。但或许是因为刘虽得张之洞器重，但终非张之洞心腹之人，故而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入职之后，也非如杨锐一般，孜孜于筹划促成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但其对康党的厌恶之情，则与杨锐一般无二。康党开设保国会，刘氏仅前往一次，因厌恶其言论，再未有过交往。刘氏还曾在家信中感叹：“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所谓“新党”，即是指“康党”。在军机处值班期间，为缓和新、旧矛盾，虽然光绪有关新政之奏章，一概越过旧的军机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办理，刘氏“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大军机”系指旧军机大臣，相对之新任军机四章京，则有“小军机”之名）。

　　杨、刘二人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数天，竟被视作“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当时之人，皆视作奇冤。张之洞曾急电京中，欲营救杨锐，其电文称：“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刘光第死后，查抄其家，曾搜得弹劾康有为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尤使人叹息者，杨、刘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杨锐的理由是与“康党”无法共事——“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刘光第的理由是担忧自己“终以憨直贾祸”，欲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痛陈“新政措理失宜”之处后，即辞官归家。

　　林旭、康广仁曾竭力摆脱“康党”身份

　　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年少轻躁”，其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观林氏对康有为之看法，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并无定见。1897年11月，林氏致书李宣龚，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齿康氏之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不愿与名声不佳之“康党”扯上关系。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绪之青睐，林氏在为康氏之《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已不忌讳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而授旭读之”，显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为的学生。

　　林氏之进入军机处，按康党的说法，是光绪看中了他“康有为弟子”的身份。但1898年6月，林氏被荣禄招入幕府，或许才是光绪选中他的真正缘故——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必有平衡满汉新旧之考虑：若以杨锐、刘光第代表张之洞汉臣一系之势力；林旭代表荣禄满臣一系之势力；唯谭嗣同充当康有为在军机处之代言人，当属最佳解释。据时人披露，林氏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其冒进与积极。此种冒进，曾引发荣禄之担忧，恐其招祸，故致信林氏，劝其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枢庭老臣商议，不应该“遇事纷更”。但林氏既深受康有为影响，康党之目标，乃开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遇事纷更”乃康党之既定方针，林氏自难以接受荣禄之劝诫。但当京城空气已空前紧张时，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林氏与他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此言虽是林氏被捕前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我安慰式的乐观预判，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另据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此外，据《异辞录》记载，林氏在被捕前一天，还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欲求马氏“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综合这些材料，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处活动求救。

　　至于康广仁，因其系康有为胞弟，其“康党”身份似乎不容置疑。然十余年之后，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碰到一名为刘一鸣之老狱卒，曾看守过谭嗣同、康广仁等人，据刘氏对汪精卫讲：当年，“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日：’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其。”狱卒之言，当属可信，早在政变之前，康广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康有为一意孤行，大事难成：“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至于林氏之“时作微笑”、“笑不可仰”，未必是凛然不惧，因林氏参与了“围园杀后”之密谋，事变前也曾四处求救未果，至此应该对自己之最终命运了然于胸，已不必如康广仁般“以头撞壁”。

　　唯谭嗣同一人甘愿为其反满革命理想而流血

　　杨深秀以御史身份被当作“康党”而遭到杀害，与其戊戌年和康有为过从甚密有关。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此时台谏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戊戌年，康有为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之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宋伯鲁逃到外国使馆得免一死。杨氏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康党拟定的一份涉及武装政变计划的奏折。奏折中，不但要求光绪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而最让慈禧心惊胆战者，莫过于该折附片中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秘密金库”，并请皇上准募300人，于9月23日正式发掘——所谓“秘密金库”，根本子虚乌有，“康党”编造此一谣言，说开掘“秘密金库”可以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乃是为了完成其“围园杀后”计划——此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杨深秀卷入此种密谋，其被慈禧定为“康党”，并无诬枉。唯杨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递之奏折的个中玄机，尚未敢断言。

　　事实上，所谓“戊戌六君子”，唯有谭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确实愿意为之而死。今人多将谭氏归入维新派之列，实际上，早在入军机处之前，谭氏即已深植强烈的反满立场。以其着作《仁学》为例，因反满思想激烈，生前仅梁启超、章太炎等有限几位好友得见。其中如此写道：“成吉思汗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准格尔），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着《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攘为己有。攘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而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正因为谭氏有如此强烈的仇满情绪及“十八省华人”意识，戊戌年之前，他曾屡次言及新疆、西藏、满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卖给英、俄等国，以筹措资金作变法之用；更对当时倡导“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康有为一见倾心，执弟子之礼，且与康党秘密筹划“湖南自立”。也正因为此种革命党立场，为自身安全计，谭氏曾想买一个外国功名作护身符。1896年12月，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打听外国人开捐功名之事，准备买捐受外国人保护。谭氏说：“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絷；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

　　对谭氏之政治立场，张之洞似乎有所察觉。谭氏应召赴京，过湖北见张之洞，张氏曾语带讥讽，谓谭氏：“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革命党人章士钊深悉谭氏戊戌年进入军机之真意图，章氏称：“（谭）嗣同（唐）才常，与（沈荩）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谭氏之绝命诗有“留将公罪后人论”之句，《仁学》中谓：“谋反，公罪也”，此乃谭氏临终，隐晦表示自己乃为反满革命而死，非为维新而死。

　　康党事后作伪，掩盖“六君子”被杀真相，“六君子”被捕前，康有为因全盘参与筹划戊戌年围园杀后等内幕，并对其成败有所预判，已提前遁走天津。“六君子”被杀后，康党为维护其“维新派”面目，以争取国际、国内之同情与支持，又不惜种种作伪，掩盖“六君子”被杀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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