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替德国人击垮了苏联：三大元帅遭镇压

　　大清洗(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语：Great Purge)是指在1930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

　　简介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被认为是或者被指责为是出于落后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政策的人群的迫害运动。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大多数这些人是党员。

　　但是这场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和专业人员。一系列苏联秘密警察和国外情报机构(NKVD)的行动涉及到多个被指责为“第五纵队”的少数民族。

　　据赫鲁晓夫在他的1956年秘密报告《个性崇拜和其后果》以及许多后来的研究证明许多这些指责，包括在莫斯科公审中提供的证据，都是被迫供认的，或者是对俄罗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刑法第58条(反革命罪行)的过分扩展的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的规则进行的，当时的合法法庭在这些审判中全部被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代替。

　　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上十万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许多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和古拉格。由于饥饿、疾病、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沉重的劳工许多人死在劳改营中。大清洗是在根里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任秘密警察长官时开始的，但是其顶峰则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当时的秘密警察首脑是尼古拉·耶卓夫(Nikolai Yezhov)，这段时间有时也被称为“耶卓夫时期”(Yezhovshchina)。但是整个大清洗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领导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发布的。

　　比如1937年政治局发布命令对被告人施加“身体压力”，这个命令在实践中被翻译为拷打和非法谋杀。大清洗结束时耶卓夫被解除职务、以间谍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背叛罪被告、受审、被判和被枪决。

　　背景

　　一开始清洗这个名词在苏联政治用语中意为党内的清洗，比如1933年约40万人被开除党籍。但是从1936年直到1953年这个名词的意义变化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开除党籍几乎立刻意味着被捕、被关押，甚至被处决。

　　大清洗的背景是斯大林和政治局希望消灭任何反对政府的专制统治的源泉。他们希望保障党员会按照“民主专制”无疑地执行以斯大林为中心的中央的命令，他们不希望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多元的革命党派。实际上在1920年代里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它的多元性。另一个官方的理由是在消灭任何战争时期可能会出现的“第五纵队”，但是不中立研究无法证明当时的确有这个危险。第五纵队的理论是莫洛托夫提出的。他本人是斯大林权力中心中的人物之一，而且亲手签署了多个枪决命令。此外共产党还想借此消灭“危害社会的分子”、富农、过去的反对党成员(比如社会革命党的党员)以及过去的沙皇军官。

　　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就始终使用一系列手段来镇压它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比如施行恐怖，或者施加社会监视，有时这些镇压比较不明显，有时则会达到一个顶峰，比如在红色恐怖期间，或者对反对集体化的富农进行的镇压等等。大清洗与这些镇压不同的地方在于共产党首次对其自己内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实际上总的来说共产党员和官员占被害者总数的小部分。党内清洗与对整个社会的清洗是同时进行的。总的来说整个大清洗过程可以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次莫斯科公审(1936年)

　　引入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来加速“革命正义”(1937年)

　　引入刑法第58条第14款(反革命破坏)(1937年)

 

　　莫斯科公审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对此大做文章，从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对部分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公审。被告人被控与西方列强阴谋刺杀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解体苏联以及设立资本主义社会。

　　第一次公审是1936年8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的16名被告人的审判，其中格里格利·季诺维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重要的前党领导。所有16人被判有罪和处死。

　　第二次公审是1937年1月，被告17人中包括卡尔·拉狄克等。13人被枪毙，其余被关入劳改营，这些人很快死于营中。

　　第三次公审是1938年3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团”，其中包括原共产国际主席尼古拉·布哈林、原总理阿列克塞·李克夫、克里斯蒂安·见赖可夫斯基和原秘密警察首领雅戈达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被处死。

　　此外于1937年6月还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对一批苏联红军将军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

　　一些出席公审的西方观察员说公审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责被证实。他们的这个判断基于被告人在法庭上，在显然没有受到任何拷打或药物影响的状态下，所做的供认。

　　比如一位英国律师写道：“这些虚心的社会主义者又一次被怀疑和愤怒围困”，但是“在战场的烟雾滚过之后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今天我们知道被告人的认罪是在对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后才获得的。通过前秘密警察军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其他人的叙述我们知道获得认罪的手段：反复殴打、拷打、让被告人连续数日站立、不准睡觉、威胁关押和杀害被告人的家庭成员。比如加米涅夫的青年儿子被捕并被控恐怖主义。使用这样的手段数月后被告人陷入绝望和精力耗竭。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认罪”的条件是政治局保证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不被杀。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政治局的保证，相反地他们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耶卓夫单独会晤。会上斯大林给予他们这个保证。但是事后斯大林不但没有绕被告人的命，而且大多数他们的亲人被关押和枪毙。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属不受害为“认罪”条件，这个条件部分被实现。他的妻子被关入劳改营，但是幸存。

　　1937年5月在美国托洛斯基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考察在莫斯科公审中针对托洛斯基的控告的委员会”，一般被称为杜威委员会，来考察公审中被“证实的事实”。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虽然这个委员会明显地要证明托洛斯基的无罪，但是它还是揭露了莫斯科公审中所“证实”的一些事件不可能是真的。

　　比如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5年12月飞往奥斯陆从托洛斯基“获得进行恐怖活动的命令”。但是杜威委员会证明没有这次飞行。另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4年12月参加了一场谋杀，但是此时他已经被关押了一年了。

　　杜威委员会在其422页厚的书《无罪》中发表了它的研究结果。它的结论是所有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人全部无罪。它总结说：“与外来迹象无关，委员会发现：

　　莫斯科公审在其施行中就是为了要使得使得任何无知人相信它确证了事实。

　　虽然一般认罪是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当事人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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