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对康雍乾时代的所谓盛世再认识

2014-10-04 13:00:38 首页

  康熙帝经过十年努力,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此后约一百年,被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或简称康乾盛世。也有一部分史学家,对此持相反意见。那么究竟该怎样认识康雍乾时期呢?

  康雍乾三朝皇帝采取积极措施,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实现了对北部边疆的统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对我国的侵略,加强了北方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的大难题。北部边疆面貌根本改观,屡代维修的万里长城不再具有军事屏障的意义。

  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尊崇藏传佛教,改革了活佛转世制度。乾隆时创建的“金瓶掣签”,备受欢迎,流传至今。

  雍正帝在西南五省广大地区内,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各项制度与措施大体和内地保持一致。这一项改革,大大地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

  清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兄弟民族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成功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在清政府统治下最终完成的,祖国的神圣版图是在清朝得到确立的。这是清朝统治的伟大历史功绩。

  边疆、山区和海岛的开发成效卓著。有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粮仓。内地的湘西、陕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贵州等山地丘陵地区,也因大量移民,生产发展迅速。边疆地区卓有成效的开发,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清代开发山区和边疆,其规模和成效,都远远超过前代。

  康熙年间,明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业者脱离了世代承袭的劳役。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清政府又逐渐在全国除少数地区外实行摊丁入地,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这种税制下,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松弛了。

  旗地庄田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至乾隆年间已完成了向租佃制的转变。由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主佃在法律上并无主仆名分。

  纵看几千年的中国史,康雍乾百年间,确可以称之为封建时代的“盛世”。

  封建政治的特点是,皇帝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以及一切官吏和全体子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根据皇帝的意志办事。而这种高度集权,到康雍乾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雍正时建立了军机处,是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军机处是清代特有的政治体制,秉承皇帝的旨意承办一切事务,有效地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

  雍正进一步加强的秘密奏折制度,也是君主独裁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这种遍布全国的密报网,有效地控制全体臣民,并使官吏们彼此防范和互相戒备,大家都诚惶诚恐地为皇帝效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正是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盛世”的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康雍乾盛世,却同时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份落后挨打的历史遗产。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因文字触禁而获罪,或执政者藉文字罗织罪名以清除异己,史称文字狱。文字狱在明清两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最为严酷。

  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对象竟至扩大到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灭绝人性的酷刑——凌迟、杖毙,处死缺乏清醒意识的疯汉。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罗织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过康雍两朝。

  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我标榜,也确实在文化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如编纂大型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一个皇帝,在编辑《四库全书》时销毁删改大批珍贵的典籍,销毁规模之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或人祸。乾隆皇帝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正是西方各国大兴思想解放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纷纷涌现,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是这个时期问世的。他们以自己的学说,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而这时的中国,仍在沿袭八股取士制度。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是科举必考的内容。科举制度造成知识分子非孔孟之书不读,并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独立思考。他们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还自以为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已经充分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国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天朝统驭万国”,是“天下共主”,外邦均被蔑视为“夷”。乾隆致英王的外交文书,便称为“敕谕”,皇帝自称为“朕”,称本国为“天朝”,文书一开头就是“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这种外交体制与17世纪以来的国际环境是完全不适应的。

  乾隆皇帝在一件外交照会(当时称为“敕谕”)中,留下了一段传世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他正陶醉在天朝无所不有的迷惘中时,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中,就有中华大地所没有的东西,如:大型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带支架的燧发火枪和新型船只模型。这些东西代表了英国当时的科技成果,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天朝无所不有,代表了清初几个皇帝的普遍心态,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这种心态,使他们不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是送上门来的西方物质文明也不屑睁开眼睛看一看,更不用说学习和超越了。火药,本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到明末西洋火炮传入中国后,它的威力清初帝王是领教过了的。到乾隆时,西洋火器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黑色火药大有改进,并发明了燧发火枪。几十年后,中国就被新一代的洋枪洋炮打败了。

  从“天朝无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大胆否定。要承认“夷”也有“长技”可“师”,确实是认识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但这个认识主要是从战败中得来,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学习是从学造洋枪洋炮开始的。

  清朝皇帝及其大臣们长期在封闭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惯例懵然无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进了陌生的国际社会,以致在与西方国家接触中多次举措失当。清初海禁极严,互市仅限贡舶。海禁开后,仍对进出口贸易实行极严厉的限制政策。海关税制极不合理,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朝野上下缺乏国际贸易竞争意识。税则混乱,陋规几十种,海关人员层层中饱。虽然如此,海外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长期保持巨额出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货物品种繁多,货源充足,特别是许多传统产品在国际上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如丝、茶、瓷、漆等。当时中国的外贸产品蕴藏着巨大的竞争能力。中国也很需要购进国外的许多产品,如银、铜、火炮、火枪等等。假如清政府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就可以充实国家财力,改善自己的国防从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地位。

  大约在雍乾之际,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是棉纺织业。棉纺织业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蒸汽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解决了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使工业生产如虎添翼。1785年(乾隆五十年),英国建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

  假如我们横向作一比较,康雍乾三朝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并使差距日益扩大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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