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孝文帝拓跋宏到底是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

　　导读：中国历史上值得了解、讨论和纪念的人物实在太多了，近几年我注意较多的一位是北魏孝文帝元(拓跋)宏。他生于北魏皇兴元年(公元四六七年)八月，卒于太和二十九年(四九九年)四月。再过三年，就是他逝世一千五百周年。他本姓拓跋，但在逝世前的三年改姓了元。在他在位的二十九年间，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举措就是迁都和汉化。尽管历史学家已经发表过不少论着，但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人们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

　　究竟元宏是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还是先看一下史实吧!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四九三年)五月，孝文帝拓跋宏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明堂举行了斋戒，召集群臣，将要占卜决定是否要出师征伐南朝。太常卿王谌主持卜卦，他仔细观察龟版上的纹线，确定属于革卦。孝文帝一听，立即引述革卦的彖辞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真是再吉利也没有了。”群臣知道孝文帝已打定主意，谁也不敢说话，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先皇遗业，统治中原，这次出兵征伐尚未归服的小邦，可是得到的却是商汤、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大吉吧。”孝文帝厉声责问：“爻辞上明明说是‘大人虎变’，怎么能说不吉?”拓跋澄说：“陛下登帝位已久，怎么能到今天才虎变?”孝文沉下脸色道：“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想使人心动摇吗?”这位任澄王还是不买帐，说：“社稷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社稷之臣，岂能知道有危险而不说话呢?”孝文帝好不容易才忍下这口气，淡淡说了一句：“各言其志，亦没有什么大不了吧!”这场隆重的仪式就草草结束了。

　　孝文帝的真意当然不是南伐，他知道任城王已看破自己的心思，回宫后立即召见，并说：“在明堂上怕人多嘴杂，坏了我的大事，所以假装发怒，吓住文武百官，你大概明白。现在我们再认真讨论一下革卦。”接着屏退左右，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这次的行动实在很难，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实施文治的地方，要在这里移风易俗，是毫无办法的，我想乘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拓跋澄说：“陛下要迁都中原来经略四海，这正是周成王、汉光武帝取得成功的经验呀!”孝文帝还不无顾虑：“北方人死抱住旧习惯，留恋故乡，肯定会引起惊恐和骚乱，怎么办?”拓跋澄答道：“非常之事，本来就不是常人所能想到做到的，只要陛下下了决心，他们还能干得了什么?”得到了这位宗室重臣的支持，孝文帝更有了信心，他把任城王比为当年使汉高祖刘邦下决心迁都长安的谋臣张良。接着，孝文帝又与汉族大臣、尚书李冲等作了秘密部署，并下令军队实施演习，由李冲负责选拔人员。七月十日，北魏全国戒严，军队总动员，正式宣布南伐，还命令与南朝接界的扬州、徐州征发民夫，招募士兵。十天后，孝文帝在他嫡祖母冯太后的永固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就从平城出发，率领三十万大军浩荡南下。以“南伐”为名的迁都，就从这里开始了，以后历经曲折，终于在两年之间大体完成。

　　在迁都已成定局时，孝文帝开始采取一系列更彻底的汉化措施，而反对派也不放过每一个对抗的机会。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孝文帝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的服装)，大多数鲜卑人都不乐意，很多人没有执行命令，如东阳公(原东阳王)、太傅拓跋丕就公然一身胡服，拒不换装。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冯熙是冯太后之兄，又是孝文帝的岳父，留守平城的拓跋丕本来就不赞成迁都，就联合陆睿等上书，请求孝文帝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孝文帝识破他们的意图，指出他们在迁都之初就出了这样的主意，是“陷君不义”，下令对他们给予降职处分，又下诏将冯熙的灵柩迎至洛阳安葬。

　　五月二十六日，孝文帝正式宣布了他的另一项汉化措施：“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或许一时难改，三十岁以下的朝廷现职官员不许再讲鲜卑话，如有故意不改的，就要降职或撤职。”六月初二，孝文帝正式下诏，禁止在朝廷使用鲜卑语，违者一律免职。不久前，广川王病亡，他的夫人早死，葬于平城，有关方面请示他应该在何处安葬，孝文帝又推出了一项重大改革：代(平城及周围地区)人已迁洛阳者，应该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以前死在代地的，妻子可以葬回去;丈夫死在洛阳的，不准回代地与妻子合葬。六月十九日下诏：“凡迁至洛阳的百姓死了，一律葬在河南，不得葬回北方。于是南迁的移民的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

　　二十年正月，孝文帝走出了汉化过程中最彻底的一步，将本家族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包括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统统改姓，如拔拔改为长孙，达奚改为奚，乙旃改为叔孙，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改为于，尉迟改为尉，等等。鲜卑等族与汉族在姓氏上的差别至此消除。同时，孝文帝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与汉族通婚，下令北方四个门第最高的家族的代表人——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李冲出身陇西大族，又与各个高门大族结为儿女亲家，孝文帝也将他女儿纳为妃子。他还下诏为自己六位弟弟重新娶妻，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尽管此前鲜卑族与汉族已开始通婚，如孝文帝的嫡祖母冯太后就是北魏第一位被立为皇后的汉族妇女，但如此大规模的通婚，无疑使鲜卑族从皇族元氏开始不再有纯粹的血统了。

　　这样剧烈的措施，推行时自然不会顺利，但孝文帝万万没有想到，带头违抗的竟是自己的长子——太子元恂。于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十五岁的元恂充当了可怜的牺牲品。为了改革的胜利，他只能付出亲生儿子的代价。尽管孝文帝在两年后就以三十三岁的英年逝世，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没有逆转，中国历史上掌握了政权的非汉民族统治者最主动、最彻底的汉化最终实现了。这样的改革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绝后的，就是比之于我们的东邻日本在近代实行的明治维新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当时的思想家虽然倡导“脱亚入欧”，恨不得将日本变为欧洲的一部分，但还是保留了语言、姓氏和种族。

　　历来在中国北方和境外生活的游牧民族，凡是要进入汉族农耕地区的，无论是被掳掠或强制迁入的，还是作为征服者来君临天下的，最终都免不了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命运，而本民族也都融合在汉族之中了。且不说先秦的非华夏族，从汉代以来，匈奴、乌桓、鲜卑、羯、丁零、铁勒、突厥、回纥(鹘)、沙陀、契丹、女真，几乎无一例外。元亡后留在明朝境内的蒙古人、色目人就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民国建立后保持满族身份的人口也曾迅速减少。这些民族消亡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总要千方百计地抵制汉民族的同化。但统治者都无法解决一种两难选择：为了他们的王朝长治久安，特别是要治理人口远比他们本民族多的汉族臣民，他们不得不选择汉族文化;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特别是使本民族不至于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被同化，他们又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甚至是极其严酷的法律手段。从十六国时期刘渊的汉国开始，这些由非汉族所建政权大多实行“一国两制”，如辽朝有北面官、南面官，金朝既有“猛安谋克”又设州县乡里，元朝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实行不同政策，清朝满汉异制。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些民族在其统治后期已经难以抵挡被汉族融合的潮流，但无不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它们真正被同化都是在亡国丧权以后。今天看来十分正常的民族融合，当年都曾经付出惨痛浩大的代价——征服之初的镇压屠杀和被推翻后的血腥报复。在最残酷的一次民族仇杀中，曾经统治北部中国的羯人几乎被杀光，连不少长得像羯人的汉人也被误杀。清朝入关后的雉发令曾经使多少人头落地?而连孙中山都提出过“驱逐鞑虏”的口号，要不是社会的进步，清朝亡后又将有多少满族人为他们的祖先作出补偿?

　　应该指出，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鲜卑拓跋部曾经相当落后、保守，对华夏文明格格不入，并没有什么适宜改革的“国情”。公元二七七年，首领力微(始祖)之子沙漠汗(文帝)在晋朝当质子多年后返回，他当着诸部大人(酋长)的面用弹子打下了飞鸟，这引起了犬人们的恐慌，因为当时的“国俗”还没有用弓发射弹子的方法。他们认为：“太子的服饰神态已与南方汉人一样，又学了这样少见的奇术，如果让他继承国统，就会改变旧俗，我们一定会不得志，不如选留在国内本分淳朴的人。”于是一起向力微建议，将他杀害。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四五0年)杀汉族大臣崔浩，主要罪行也是他所作《国记》将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原原本本写了出来，并且刻石立在通衢大道上，是“暴扬国恶”。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当时北魏的国势如日中天，在北方的统治已经稳定，并且已得到汉族官僚世族和士人的认同，并没有面临其他民族或势力的挑战，更没有到达不改革就得覆灭的地步。他当然受到了嫡祖母冯太后的影响，而且在太和十四年(四九○年)冯太后死后他在亲政，此前的一些重大措施，如制定新律，官员实行俸禄，施行均田制、三长制等都是在冯太后执政时完成的，但决定性的汉化政策还是由他制定并推行成功的。孝文帝的改革信念是基于他对汉文化优越性的认识和对鲜卑族长远利益的关注，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睿的谈话中：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联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联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联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九)

　　在孝文帝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够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孝文帝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尽管牺牲了自己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文化主动汉化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汉文化鲜卑化或胡化了。

　　正因为如此，洛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洛阳伽蓝记》中传神的描述和今天还能看到的龙门石窟的辉煌艺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在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之上。永安二年(五二九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但陈庆之回国后却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从唐朝初年开始，拓跋鲜卑建立的魏国被正式承认为中国的正统之一，与继承了晋朝法统的南朝享有同等地位，官方编纂的历史就有《北史》和《南史》两种，从此有了“南北朝”的名称。一个非华夏( 汉)族建立的政权能被华夏(汉)族承认为正统所在，是前所未有的奇迹。此前建立十六国(实际不止)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被逃离中原的东晋称为“乱华”的“五胡”，在唐初官修的《晋书》中，他们的君主还没有资格享受“本纪”的待遇，只能专门另立一种“载记”。

　　鲜卑族本身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元氏家族，尽管经历了尔朱荣之乱，东、西魏分裂，北齐、北周取代东、西魏等屡次内乱、战祸和天灾，但依然子孙繁衍，名人辈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几位杰出人物。在唐朝，见记载的就有神童元希声，北门学士元万顷，名士元德秀、元集虚，学者元行冲等，特别是着名诗人元结、元稹，元稹与白居易齐名而并称“元白”。金代末年，还出了大诗人元好问。至于其他鲜卑族的后裔，或含有鲜卑血统的“汉人”就更不胜枚举，有兴趣的话不妨翻翻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明显属于鲜卑、匈奴等族后裔的，就有刘氏、窦氏、高氏、房氏、宇文氏、长孙氏、李氏、于氏、阎氏、豆卢氏、源氏、浑氏、元氏、独孤氏、安氏等十多支。就连唐朝皇室李氏，也并不是纯粹的汉族血统，至于其他王侯将相以至士农工商中带有胡人血统的人，尽管我们永远无法作出定量分析，但毫无疑问是相当多的。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和以后的发展，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最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正由于鲜卑等民族的不断加入，才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汉民族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今天汉族能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离不开鲜卑等民族的贡献。而鲜卑族本身，尽管因此而不再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中华民族固然应该纪念华夏族的祖先，但也应该纪念包括鲜卑族的先人在内的列祖列宗，不要忘记像孝文帝元宏那样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盖世英雄。

　　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孝文帝或许会被当作千古罪人。由于他的改革，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纯粹的鲜卑族、鲜卑语言、鲜卑文化以至拓跋氏家族很快消亡了。尽管中国还有元氏和其他鲜卑姓氏的后裔，但都已不是纯粹的鲜卑血统;尽管专家们还能复原出鲜卑文化的某些片断，但终究难睹它的全貌了。要是孝文帝不实行改革，或者为了保持鲜卑民族的纯正，宁可放弃中原的物质文明和辽阔疆域，回到沙漠草原，可能近代的人们还会在蒙古高原或大兴安岭中发现一个茹毛饮血、逐水草而居的鲜卑族。或许有人会认为，孝文帝的作用与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没有什么不同，不过采用了另一种手段而已，甚至是更阴险毒辣的手法，起到了外部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完全是一个“鲜卑奸”。

　　如果离开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面前应该作出什么选择?那么答案一定会更多，更复杂。这无疑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笔者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从孝文帝其人其事的确引起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中国的范围乃至整个东亚，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二千多年间，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一直是总体上最先进、文化水准最高的民族，所以对其他民族而言，“现代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就是“汉化”的过程。当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方面的限制，想汉化未必化得了，但要进步就只能学习汉族文化却是别无选择的道路。不仅前面提到过的各个民族毫无例外，就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现代化”而不“汉化”，岂不两全其美?可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除了孝文帝等个别君主，其他大多数非汉族君主都曾想过不少办法，试图在接受汉族文明的同时保留本族的一些重要习俗，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辽朝皇帝曾坚持“捺钵”，即春夏秋冬四季都要到不同的野外帐篷中生活和办公，但到了后期，捺钵时间越来越少，而实际的首都却已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南迁到了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王公贵族还喜欢住在更南的南京(今北京市)。金朝后期，迁入黄河流域的女真人纷纷学汉语，穿汉装，改汉姓，以致皇帝多次下诏禁止。但连太子、诸王都“自幼惟习汉人风俗”，女真“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气得金世宗骂他们是“忘本”，看来已无可奈何。满族入关后，为了保持本族传统煞费苦心，将边外的“龙兴之地”列为禁区，设置围场，皇帝每年行围打猎，禁止满汉通婚，强制推行满族服饰，坚持使用满族文字、姓氏，措施不可谓不周。但曾几何时，早已在关内定居的满族人不愿再回关外;八旗将士骑不了马，拉不开弓;乾隆以前的皇帝还能跃马射虎，以后就只避暑不围猎了;满姓虽还保持，名字却早已汉化，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姓名。到了清朝江河日下之时，关东开放，新军取代绿营，通婚开禁，剪辫合法，还有多少传统能够保得住?二千多年间，没有一个民族取得过比孝文帝改革后的鲜卑族更好的结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请记住，这里讨论的是历史，不是现实。当时没有联合国宪章，没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没有民族自治或基本人权的保障。当时也没有火车、轮船、汽车、飞机，没有电话、电报、摄影、电影，更没有电视、传真或信息高速公路，不要忘记，先民是在工业革命前进行民族间的交往、争斗、竞争和融合的。所以我要赞扬孝文帝元宏，因为他走了一条当时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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