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秦始皇是山东人吗？秦始皇是哪里人

　　如果有可能，我们请“千古一帝”秦始皇来填份履历表。姓名不消说了―――嬴政，性别、年龄、民族也不必说了，政治面貌一栏他写“皇帝”，虽然看上去有点怪，倒也符合事实。到了“籍贯”一栏，如果看到秦始皇用小篆工工整整地填上“山东”二字，你会感到惊奇吗?事实上，这很有可能。

　　秦国的由来

　　众所周知，嬴秦帝国崛起于我国西部的甘肃、陕西，经秦穆公称霸西戎、秦孝公变法图强，至公元前221年，千古一帝秦始皇纵横捭阖，吞并四方，统一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在八百里秦川繁衍、经营数百年的秦国皇室跟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公元前约900年，秦非子受封开创秦国，为何要称“秦嬴”?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救周有功，得封诸侯，为何要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主少昊之神”、“祠白帝”?要知道，白帝少昊，乃是远古东夷部落(居于山东)的首领。

　　再后16年，秦文公又在陈仓县立祠，祭雉鸟神，鸟图腾的崇拜，也正源自远古东夷部落。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原齐国嬴邑首置嬴县。他又为何用自己的皇姓作为东方一县之名呢?这一切，都得从秦国的由来说开去。

　　说起秦国的由来，《史记秦本纪》记载得很清楚：“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羌渭之间，马大蕃息。”周孝王大喜，封非子于秦邑(甘肃清水县)为附庸，“使复嬴氏祀，号曰秦嬴”。太史公的这番记述，前半段很清楚，说的是有一位叫作非子的高人，住在犬丘(甘肃礼县红河、盐官)一带，喜欢养马，对于马匹的调养、繁殖和疾病防治等，都有一套高超的实用办法。周孝王从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他的特殊才能，下诏命其在羌渭(河、渭水)之间主管马场。

　　非子受命之后，处处尽职尽责，不到几年功夫，马匹数目大大增加，而且养得雄峻无比，周孝王对此非常满意。为了奖赏和表彰非子的功劳，孝王封赐他几十里土地，地名为秦，并号曰“秦嬴”。非子由此成为秦国先祖中第一个被周王室分封的人，在秦的发展史上成了创立秦国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不过此时的秦非子，其实无非是个附庸于邻近大诸侯的小国国君(相当于“大夫”、“卿”)而已。需要说明的是，西周王朝时，马匹之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乃至军事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今日之汽车工业。因此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周孝王赐封一个区区的“牧马人”，是很正常而又合理的举措。至于太史公后半段所说的“使复嬴氏祀，号曰秦嬴”，乍看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其中就隐含了破译秦人先祖来历的历史密码。我们先从秦人的先祖―――伯益说起。

　　秦人先祖伯益

　　周孝王在赐封秦非子时，有过一番感慨:“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仍为朕息马，朕封其土为附庸。”这段话对应了《秦本纪》的开篇:“秦之先，……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柏翳即伯翳，也作柏益，《尚书益稷》等则单称一个益字，其原名叫大费，后世多称伯益，是《史记》及多种典籍中记载的“秦之先”。此人是舜、禹时代一个着名的人物。从古籍记载可知，伯益善于畜牧和狩猎，并且发明了我国最早的屋舍建造和凿挖水井的技术。而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是大禹治水的两大助手之一，后期几乎当了大禹的接班人。伯益与大禹一起并肩奋斗了13年，终于取得治水的彻底胜利。舜奖励给大禹一块美玉(玄圭)，大禹向舜表奏伯益的功绩:“只有我一人也不行，大费辅佐我才取得最终的成功”。舜于是赏赐伯益以皂游(一种黑色旗帜)，还将自己家族的女子许配给他。舜提拔伯益担任虞官(《尚书尧典》)，掌管山泽，繁育鸟兽。伯益发挥特长，驯鸟兽有功，因此被舜始封于赢地，并赐姓嬴。(宋罗泌《路史国名纪后纪七》:“伯翳大费能驯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事虞、夏。始食于嬴，为嬴氏。”)舜为什么要封伯益于赢地，并赐他姓嬴呢?这，又涉及到秦人的姓氏―――“嬴”姓的由来。

　　“嬴”姓的由来

　　中国上古有八大姓―――姜、姬、姚、嬴、姒、、妫、妊(一说姞)，据说中国目前的大多数姓氏都由此八姓演化而来。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的中华姓氏广场上，有一棵铜铸的“中华姓氏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枝。八大姓均傍“女”旁，表示同一个姓源自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带有鲜明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嬴姓的始祖是少昊。东汉许慎《说文》:“嬴，少昊氏之姓。”蜀汉谯周《古史考》:“少昊氏，嬴姓。”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柳明瑞着有《嬴姓溯源》(中国文史出版社)，详细罗列了史籍中关于嬴姓起源的种种条文，他的结论是:“正如炎帝姓姜、黄帝姓姬一样，少昊姓嬴早已是不刊之论。”

　　少昊(约前2598-约前2525年)，远古时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贵为“三皇五帝”中“五帝”之首(白帝)。至于少昊为什么姓嬴，宋代史学大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氏族序》中说:“居于姚墟者赐以姚，居于嬴滨者赐以嬴。姬之得赐，居于姬水故也;姜之得赐，居于姜水故也。”这句话是说，上古帝王虞舜之姚姓，少昊之嬴姓，黄帝之姬姓，炎帝之姜姓，都是以他们的出生地而得来的。以出生地而得姓是古代众多得姓方式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少昊就是因为居于嬴水之滨而被上天赐予嬴姓的。柳明瑞考证，嬴水就是流经莱芜的嬴汶河。少昊在嬴滨出生而得嬴姓，继而“登帝位在鲁北，后徙曲阜”(《帝王世纪·五帝》)，故历史上曲阜被称为“少昊之虚”(《史记·鲁周公世家》)。宋代在曲阜所建的少昊陵，素有“中国金字塔”之称，经历代修葺，至今保存完好。少昊跟伯益是什么关系?舜封伯益于嬴地、赐嬴姓是否与此有关?《国语·郑语》给出了答案———“少昊之后伯益也”。柳明瑞认为，伯益是少昊的裔孙，因此舜让他姓嬴氏，是让他认祖归宗，从母系———帝颛顼之姓，转入父系———少昊氏之姓，从而担当起领导以嬴氏为首的东夷部落联盟的重任，发扬光大白帝少昊的光辉业绩。约1000年以后，周孝王面对为自己王国畜牧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伯益后世秦非子，联想起帝舜赐姓的传说，怀古之情大发，不禁小小地仿效了一把，“使复嬴氏祀，号曰秦嬴”，这也是“嬴秦”的起源。至于秦襄公自谓“主少昊之神”、“祠白帝”，无疑带有认祖归宗的色彩。而秦文公立祠祭雉鸟神的举动，则跟少昊氏族的凤鸟崇拜传统一脉相承。根据上古的传说，在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有五只凤凰，颜色各异，是按五方的颜色红、黄、青、白、玄而生成的，飞落在少昊氏的院里，因此他又被称为凤鸟氏。少昊开始以玄鸟，即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在穷桑(当在今山东日照两城镇，有争议)即大联盟首领位时，有凤鸟飞来，少昊大喜，于是改以凤鸟为族神，崇拜凤鸟图腾。不久迁都曲阜，少昊让所辖部族以鸟为名，有鸿鸟氏、风鸟氏、玄鸟氏、青鸟氏，共二十四个氏族，形成一个庞大的以凤鸟为图腾的完整的氏族部落社会，并且建立了一套奇异的制度:以各种各样的鸟儿对应文武百官，分掌各司。(《左传·昭公十七年》)总而言之，在华夏文化图腾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凤文化，即源自少昊时代，衍流至今。至此，我们可以说，天下嬴姓出少昊，少昊之氏出山东。秦人嬴姓，故出山东。但这样的论证失之粗疏，大而无当。还应该看一看，秦人这一支东夷后裔，是在何时、又因何故而去到西方。

　　秦人西迁

　　曾经，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是认为秦人本就出自西方，持此一说的代表人物有王国维、蒙文通等。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详述过秦的先世，讲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说明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不过近世一些学者开始持不同意见，1933年，傅斯年最早提出“秦文化东来”说，他提到:“秦赵以西方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夷夏东西说》)钱穆的《国史大纲》也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谲始西迁”，依据是《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定的都在东方。近年这种东方说的代表作，是林剑鸣的《秦史稿》一书。出版于1981年的这本书，以为中谲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不能说明秦人即是戎族。中谲一支为什么要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垂呢?

　　据说，由于伯益各方面工作都很出色，舜曾经想把大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先禅让给他，伯益拒绝了，舜才把大禹选作自己的继承人，并要求大禹之后必须把职位禅让给伯益。禹继舜担任部落联盟首领之后，举荐伯益之父皋陶为自己的继承人，然而皋陶未及受政而亡。《史记·夏本纪》载禹“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说的是伯益接任大禹，主政华夏三年，此后主动退让帝位于大禹之子启，避居箕山。另一种说法是，等到禹殁后，启便“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并将益杀死。无论如何，伯益从此消逝于历史舞台，而“公天下”的原始社会为“家天下”的奴隶社会所取代，中国历史上父传子继的帝位继承模式由此开启。及至嬴政吞灭六国，一统江山，自号“始皇帝”、梦想皇位永远由他一家继承下去，“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算是冥冥中为先祖打了个“翻身仗”。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及《后汉书·西羌传》载，在夏一代，东夷部落始终与夏王朝不睦。夏代初年，当夏启死后，东方九夷乘夏王朝内部混乱之际，袭取了夏都安邑，造成太康失国。后来经过帝相，特别是“少康中兴”，又征服了东方九夷。夏代末年，由于夏桀暴虐，东方九夷归附了商族，随成汤参加了灭夏战争，“伐而定之”。尽管无法确定是否与传说中的夏启杀伯益有关，但商汤讨伐夏桀时，东方夷人是积极参与了的。公元前14世纪，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今山东曲阜一代)，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商朝与东方夷人之关系，可见一斑。西北大学教授段连勤在《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人文杂志———先秦史论文集》)中指出:“商族酋长汤率领商夷联军在鸣条与夏桀摔的夏军展开决战，夏军败溃，桀逃南巢(安徽巢县)，并且死在那里。商夷联军乘胜西进，攻占了夏朝的心腹地区汾河下游的大夏，并西上扫荡了泾渭流域的夏朝残余势力。”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学理认为，中谲很可能就是跟随这支商夷联军乘胜西进后，驻守到当地的东夷人。

　　而这，就是有籍可考的最早西迁的秦人。另一条重要的线索证实并清晰勾勒出了秦人西迁的路径，那就是“清华简”。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这批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的战国中晚期文物，在展现先秦史实方面，恐怕比《史记》更有力。清华简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着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领导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之整理成《系年》，作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报告的第二辑发表。《系年》一共有138支简，分成23章，记述了从周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史事。清华简《系年》第三章简文叙述了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盍(葢)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飞历”就是飞廉，“历”字从“甘”声，“廉”字从“兼”声，古音相近通假。“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的“商”，也便是称作“商奄”的奄。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纪》讲的运奄氏，属于嬴姓，飞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当时今山东到苏北的嬴姓国族都是反周的，《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这充分讲明了嬴姓国族在这场战乱中的地位。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讲，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9.8)李学勤认为，《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用后世的话说便是谪戍。其所以把他们遣送到西方，无疑也和飞廉一家有关，因为飞廉的父亲，正是中谲。中谲有为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经历，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完全不是偶然的决定”。当然，在一些其他学者的研究中，秦人西迁还有别的路径和支脉，但秦人出自东方———具体地说是出自山东莱芜，在当今已是相当广泛的共识。

　　地下考古的佐证

　　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认为，嬴秦的历史渊源及早期秦文化研究，除了依据文献与古文字资料外，主要还是要考地下考古发现。在这方面，目前也已有了一些发现。如1959年出土于陕西蓝田县的西周中期的询簋、师酉簋都提到“秦夷”，还有“戍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称“夷”，其作为戍边之人又可称“戍秦人”。甘肃礼县西山遗址之西周时期的秦人大墓、陕西雍城的秦公大墓，工程可观，亚字型椁室，墓底设腰坑、殉狗、随葬海贝与以磬为主的礼乐器等，与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有很多鲜明的共性。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特别是秦人的文化，有其独具的特点，伴随着秦人的扩张发展，广被于全国各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不能不追溯到秦人。秦人的功业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其名声也远播世界其他地区。如今世界各国称中国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hina、chinas，阿拉伯文Cya、Sin，拉丁文Thin、Thinae“演变而来的，都是“秦”的译音，这说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知道秦这个国家了。有关嬴秦文化源头的研究，重要性不言而喻。诚如着名历史学家王学典应邀为中华读书报撰写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如果说秦始皇用枪杆子统一了中国的版图，而孔夫子则用笔杆子统一了中国的思想;如果说在版图上，秦始皇用枪杆子灭六国而一统中国，那么在思想文化上，则是孔夫子用笔杆子垂范百世，在另一层面上统一了中国。”则秦始皇始出山东，亦堪为山东人足以自傲者，当然，这是句玩笑话了。(本文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的宋镇豪主编《嬴秦始源：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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