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角色：短视导致了他们的悲剧

　　为了取得自身免税的特权，贵族匆匆放弃了税收的控制权，结果使自己沦为王权的依附者;为了保住免税的特权，贵族匆匆联合第三等级对王权发起挑战，结果为第三等级提供了政治机会;面对第三等级的冲击，贵族又匆匆转向王权，希望借助王权的力量迫使第三等级顺从，结果引发的是导致自身毁灭的大革命

　　读法国大革命史，会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这就是贵族在大革命中的短视。正如法国学者乔治·勒费弗尔在《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场引起整个法国陷入天翻地覆中的大革命，最早其实是由贵族发起的;然而贵族发起的这场革命，最终毁掉的恰恰是贵族制度本身。贵族是革命的最早发起者，也是革命的最大受害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理解这一悖论，我们得追溯到1370年法国国王与贵族之间达成的那个著名的协议。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为了筹措对付英国人的军费，法国国王亨利五世与贵族约定：以贵族和教士免税为条件，国王得到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征收人头税的权力。法国国王从此取得了不需要三级会议同意就能征税的权力，贵族和教士由此也取得了免税的特权。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笔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法国的王权。不受限制的征税权力最终为法国王权的走向强大开辟了道路，而在征税问题上失去对国王约束权力的法国贵族，则一步步被王权所降服，最终成为王权的依附者。贵族们显然低估了失去税收控制权所带来的长远影响。法国贵族的短视，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充分表现了出来。

　　在此后的历史岁月中，享有免税权力，对贵族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情况到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化。由于连年的对外战争，法国的财政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国王不得不靠举债度日。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每年仅偿还国债的利息就已经用去了预算的一半以上。每任财政大臣的首要任务就是想办法增加税收。然而，对民众的压榨已经到了极限，农民收入的五分之四已经被用各种名义掠夺了过来，不可能再向他们开征新税。增加税收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过去享有免税权力的贵族和教士们征税。

　　巨大的财政危机终于使14世纪以来贵族的免税权成为社会的焦点。人们突然发现：在法国，那些最有能力支付税收的人实际上并没有交纳税款，而税收负担留给的是那些最没有能力承担的人。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更是使贵族这种特权的正当性遭到了破坏。

　　然而贵族却并不这样认为。免税是他们古老的特权，他们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这一特权，而不管会因此发生什么。由于贵族的顽强抵制，连续几任试图以向贵族征税的方式解决财政危机的财政大臣，都先后被迫下台。

　　到大革命之前，法国政府已经濒临破产了，国王路易十六找不出其他办法来解决财政危机，向贵族征税的方案于是再次被提出。为了维护自己的免税权力，贵族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以巴黎高等法院、省三级会议和僧侣会议等为阵地向王权发起挑战;对于国王征税的要求，贵族掌握的巴黎高等法院提出要由高级教士、贵族以及第三等级共同组成的三级会议来决定。贵族把第三等级也就是资产阶级拉进来，目的是作为同盟军，壮大自身对抗王权的力量。

　　在贵族看来，三级会议一直是以等级来投票的，两个特权等级——教士和贵族联合起来自然就会占有压倒的优势。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第三等级却提出了新的投票方案：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加倍，并且要按人头投票。这样一来，毫无疑问是第三等级而不是贵族，会主导整个三级会议。这当然是贵族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国王的做法最多使他们失去免税的特权，而第三等级这样做无疑会使他们失去更为根本的政治权力。贵族坚决反对第三等级的要求，贵族和第三等级的矛盾，出人意料地取代了贵族和国王的矛盾，变成了斗争的焦点。

　　双方都不肯让步，身陷僵局之中的第三等级决定抛开前两个等级，单独成立国民议会，并宣布国民议会有权决定税收等重大事项。贵族惊慌失措，于是便决定放弃对国王的挑战，转而向王权寻求保护，希望能够借助国王的力量，迫使第三等级让步。在税收问题上贵族和王权存在着冲突，但是在维护传统的封建制度方面，贵族和国王却有着更根本的共同利益。然而贵族的这一行为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国王和贵族的结盟使一场以国王和贵族为矛头的大革命终于爆发了。而贵族的特权，连同整个封建制度，最终也就一起陷入了毁灭。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人们依然会为贵族在关键时刻的短视而感到不可思议：为了取得自身免税的特权，贵族匆匆放弃了税收的控制权，结果使自己沦为王权的依附者;为了保住免税的特权，贵族匆匆联合第三等级对王权发起挑战，结果为第三等级提供了政治机会;面对第三等级的冲击，贵族又匆匆转向王权，希望借助王权的力量迫使第三等级顺从，结果引发的是导致自身毁灭的大革命。

　　法国贵族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选择?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法国贵族优先考虑的，从来都只是自身的权力与利益。当社会中的某一阶层将自身的特权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一切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眼前利益的时候，便注定了其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选择一定是短视的，并最终要为这种短视付出长远而深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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