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清时期中国枪炮发展开始落后于西方？

       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清朝统一战争中，双方都大量使用枪炮，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为止。这段时期中国的热兵器技术已接近西欧国家的水平。这便是为什么郑成功的水师有能力赶走盘踞台湾的荷兰人，及康熙时期的清军能够击退入侵黑龙江的俄国士兵、强迫俄国签署《尼布楚条约》的原因。

　　但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清帝国境内大致升平。17、18世纪平定准噶尔、收复新疆的战争在大漠进行，枪炮再次发挥不出大作用12，因此清朝的热兵器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直至鸦片战争前夕，还是停留在“三藩之乱”时期的技术水平。

　　由此可见，当中国境内出现长时期大规模军事对峙的局面，如宋元时代或明末清初之际，热兵器便会不断演进。但在明清时期的500多年里，境内很长时间没有重要战事，在西北大漠草原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枪炮又未能发挥大作用，因此热兵器的发展速度便不及西方。

　　适合热兵器持续发展的环境却在欧洲出现了，这是因为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后，从未再次被一个政权统一。换句话说，欧洲长期处于“战国时代”。

　　宋朝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它与契丹、女真及蒙古的战事大部分是在中原或以南的农业地区进行的。世界上最早的热兵器便于这段时期在中国出现，并且不断被改良。

　　元末群雄割据时期的战争也大量使用热兵器。《火龙神器阵法》一书的作者焦玉，自诩是他献给明太祖的热兵器令朱元璋能够统一天下。《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38种各式各样的热兵器，但其中只有一种是轻便的长射程武器——一种射箭的火枪(又称“手铳”)4，这种火枪是火绳枪的前身。

　　朱元璋统一中国，对以后数百年中国的军事科技发展影响深远。在其后的400多年里，中国内战较少，敌人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在宋元战争中发明的热兵器便再未能发挥它们的长处。

　　我们从15世纪初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的经验可见，明代枪炮在大漠战争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明朝军队虽然配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热兵器，但始终未能消灭敌人。塞外没有城池，明军的大炮不能发挥所长;蒙古军避免与明朝主力军相遇，明军只得用轻骑追击，但当时的热兵器主要是步兵武器，不适宜骑兵使用，因此明朝骑兵在武器上没有优势;再加上大漠广袤千里、荒无人烟，要搬运笨重的大炮、补给数十万大军谈何容易。这便是明初国力强盛，但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结果只能在前两次获得小胜，其余的都徒劳而返的根本原因5。

　　早期的热兵器也未能在热带森林的游击战中发挥大作用。因为欠准绳，这些热兵器最适合对付密集的步兵，但在森林发动游击战的敌人却懂得分散和躲藏，这令热兵器的作用大减。安南在明朝成祖和宣宗期间反叛，明朝虽然派兵征讨，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安南的独立，热兵器未能使明朝军队在游击战中占优势便是原因之一6。

　　既然当时的热兵器对付北方蒙古宿敌和南方安南叛军的作用都有限，但落在盗寇手中，却可以被他们用来对付官兵和城池，因此明朝没有刻意发展这类武器便不难理解。

　　到了15世纪后期，因为战争需要而不断改良的西欧热兵器已比明朝的进步。葡萄牙人于1521～1522年间滋扰广东沿海，被明朝海道副使汪宏和备倭指挥柯荣率水师驱逐，战事在今日香港的屯门和广东新会西草湾进行，是历史上第一次中西军事冲突。葡人当时的枪炮虽然已比明朝的优越，但彼此的差距还不是太大，况且葡人寡不敌众、补给困难，因此终于败退。葡人较先进的佛朗机炮、火绳枪和制造火药方法，却在这段时期传入中国。

　　明人不仅仿制了西方的新式热兵器，还把它们改良成为迅雷铳(一种装有五根铳管的火绳枪，枪管轮流发射)、连子铳(一种原始机关枪)和翼虎铳(一种装有三根铳管的短射程轻便火绳枪)等。这些发明虽然增加了火绳枪的发射率，但只有翼虎铳可以在马背上使用，而翼虎铳的射程和准绳仍然不及弓箭，而且依旧不能在马背上装填弹药，因此对付蒙古轻骑的作用还是不大7。

　　在15、16世纪骚扰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的倭寇并不懂得有效地使用热兵器8。明朝官兵利用改良的枪炮及配备西洋大炮的战船来对付他们，在武器上占了优势。但倭寇得到许多沿海官民暗中支持，加上集团众多，官兵消灭一批又有另一批出现，因此甚难铲除。戚继光最终依仗士卒的严格操练和纪律，才剿灭了倭寇集团9;“隆庆开禁”令沿海居民私通倭寇的人数大减，也是倭患没有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见第二章第一节)。

　　17世纪初，东北出现了一个新的强敌——满洲。满洲并非游牧民族，他们重视建立据点和攻克城池。明朝立国200多年，终于在边疆上出现了一个新式热兵器可以发挥作用的劲敌。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叛明。在次年的萨尔浒战役中，配备热兵器的明军因为战术错误，被只配备冷兵器的满洲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明朝随即聘请澳门的葡人协助铸造更精良的大炮，传授操作技术10，并从广东沿岸欧洲沉船中打捞出多门先进的红夷炮，运到北方前线。这些大炮在天启六年(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努尔哈赤为炮火所伤，满洲军大败;红夷炮在其后的锦州和滦州等战役中也立下大功。领教过这些大炮的厉害后，努尔哈赤积极仿制，在掳获的明朝工匠的协助下，成功铸造了“天佑助威大将军”大炮，后来又从明降将孔有德处获得多门明朝红夷炮及大炮操作技术;入关之前，他们又把这些火炮改良，利用明朝的冶铸技术和西欧的热兵器知识，制成比明朝火炮更威猛的“神威大将军”大炮。

　　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清朝统一战争中，双方都大量使用枪炮，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为止。这段时期中国的热兵器技术已接近西欧国家的水平。这便是为什么郑成功的水师有能力赶走盘踞台湾的荷兰人，及康熙时期的清军能够击退入侵黑龙江的俄国士兵、强迫俄国签署《尼布楚条约》的原因。

　　但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清帝国境内大致升平。17、18世纪平定准噶尔、收复新疆的战争在大漠进行，枪炮再次发挥不出大作用12，因此清朝的热兵器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直至鸦片战争前夕，还是停留在“三藩之乱”时期的技术水平。

　　由此可见，当中国境内出现长时期大规模军事对峙的局面，如宋元时代或明末清初之际，热兵器便会不断演进。但在明清时期的500多年里，境内很长时间没有重要战事，在西北大漠草原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枪炮又未能发挥大作用，因此热兵器的发展速度便不及西方。

　　适合热兵器持续发展的环境却在欧洲出现了，这是因为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后，从未再次被一个政权统一。换句话说，欧洲长期处于“战国时代”。

　　和宋元的战争相同，西欧的战争是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农业地区进行，攻占和保护城池重镇是战争的主要目的。和大漠战争不同，军队的机动性在西欧没有那么重要，轻骑没有重骑那么有效。人多马少的农业地区以步兵为主，马多人少的草原大漠几乎完全依赖骑兵。

　　在中世纪，城堡一般可以抵御敌人相当长的时间，直至粮尽为止，但这种情形被14世纪从中国传入的热兵器完全改变。

　　大炮最有效的功能是塌城破垣，因此城池重镇再不能依靠城垣的保护。守方被迫派遣军队到城外抵抗敌军，野战次数因而大增。早期的热兵器不适合骑兵使用，却适合以步兵为主的农业地区军队所用。

　　当时的西欧军队必须包括矛兵、火枪队、骑兵和炮兵。矛兵和火枪队都是步兵。16世纪初矛兵和火枪兵的人数是4：1;随着火枪的功效不断被提高，到16世纪末火枪兵人数已和矛兵相当。这跟黄仁宇所说，戚继光军队的火枪兵不能单独作战，而必须有其他持传统兵器的士兵保护的情形相同14。要到18世纪，西欧军队火枪兵开始在枪支上安装刺刀，才不再需要矛兵保护。欧洲的骑兵是穿厚盔甲、持重兵器的重骑，和游牧民族的轻骑不同。

　　守方同时亦改变城垣的设计来抵御炮火，但攻方又增强大炮的威力来摧毁新设计的城垣。

　　此外，西欧列强的争霸还延伸到海外，各国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霸占殖民地而发展海军。由于大炮很适合在战船上使用，因此也成为西欧列强海军的重要武器。

　　长期的军事对垒令各方都需要不断改良热兵器的功能，这便是西欧的火枪在二三百年间，从类似元明的手铳演变成为火绳枪、短射程的簧轮手枪及后来的燧发枪的原因;大炮的威力和功能也不断地改进。到15世纪末，西欧的热兵器技术已明显比明朝的先进。

　　东欧的情形和西欧稍有不同。因为东欧和草原接壤，东欧国家需要同时对付西方农业国家的步兵及东方鞑靼的骑兵。此外，东欧国家也没有参与海上争霸。这便是为何俄国热兵器的发展比西欧国家稍微慢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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