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全程揭秘：波兰卡廷惨案发生在什么年代

　　“卡廷惨案”又称“卡廷事件”、“卡廷森林大屠杀”;1940年春，大约2.2万名在押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遭到苏联军队杀害(其中4421人于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被处决);1943年，发现波兰军人尸体的纳粹德国称杀害事件为苏联所为，遭到苏联否认;直至1990年4月13日，时任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时，苏方才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称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2010年4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公开俄方掌握的卡廷事件历史文件，这是俄罗斯首次向公众公开卡廷事件的相关材料。

　　卡廷惨案全程揭秘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侵入波兰。苏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和波兰腹背受敌的处境，使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仅用十天时间就达到了消灭波兰国家，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既定目标。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迫切问题，一是需要处理大量的波兰战俘，二是怎样把所占领土彻底变成苏联“合法”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问题之间既互相影响，又有一定的联系。以前由于苏联档案材料的限制，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并不很清楚。在对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进行研究之后笔者感到，它们的解决并不完全是某个人意志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苏联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作用的结果。

　　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

　　而就处决这些波兰精英的原因，俄国学者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借助于工作人员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兰军官和警察虽然在十分艰难的被俘条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摧垮。他们并未背弃自己的祖国，未背弃自己的宗教，也未背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道德价值观。苏联领导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军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

　　苏联对波兰战俘最初的处理措施应当说，苏联对战俘问题从一开始就有所考虑。就在出兵当日，贝利亚致信莫洛托夫，转达了红军总参谋部提出开设8个战俘接收站和两个分配站的请求，同时建议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负责战俘接收站和分配站的守卫和解运工作。为此他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将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并实行动员的决议。8个战俘接收站分别设在日特科维奇、斯托尔布齐、季姆科维奇、拉多什科维奇、亚尔莫林齐、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舍佩托夫卡、沃洛奇斯克等地。两个分配站是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防委员会根据贝利亚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自9月20日起，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

　　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台了处理战俘问题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的机构——战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鲁年科少校被任命为战俘管理局局长，谢·瓦·涅霍罗舍夫为该局政委，伊·伊·霍赫洛夫、约·米·波卢欣为副局长。根据随后制定的战俘管理局条例，它“直接领导战俘营的组建及对战俘的配置、接收、登记、关押和使用战俘劳动，制订战俘接收站、战俘营的条例，颁布战俘营关押及内部规章制度的细则和指示。”

　　战俘管理局在俄罗斯联邦的奥斯塔什科夫、科泽利斯克、尤赫诺夫、普季夫利、奥兰、尤扎，乌克兰的科泽利相斯克、旧别尔斯克共设立了8个关押营。每个战俘营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各部门的职能等，在9月23日颁布的《战俘营条例》中做出了规定。

　　在战俘营的机构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别科。它的职能是对战俘实施肃反工作。贝利亚在批准成立战俘管理局的命令里，特别强调了要在各战俘营开展肃反工作。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给各战俘营特别科下发指示，要求他们在对战俘进行登记时，要建立专门的战俘间谍案卷和侦察案卷，“对进行反苏活动、有间谍活动嫌疑、与波兰社会党、毕苏斯基分子、国民民主党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反革命政党和组织有联系的战俘，以及所有军官，都要建立履历案卷，这些案卷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簿册里。”特别科还应每月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和第一专门处提交业务报告，说明战俘营中关押战俘数目，其中军官数、宪兵、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人员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历案卷数量、获得的谍报数量、招募的暗探和情报员数量、被逮捕的人数有多少。

　　可见，从一开始，战俘营中的这个机构就被赋予了特殊使命。

　　按照上述各营规模计算，至10月下旬，8个战俘营最多能关押68000名战俘，这与前线部队实际俘获的战俘数量相差甚大。这种情况，势必给战俘营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另外，根据贝利亚9月19日的命令，各战俘营的展开要用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再加上组建战俘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延误，各战俘营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准备就绪，都还是问题，这与苏军在波兰境内的迅速推进形成了强烈反差。它将给战俘营初期的战俘接收和管理工作带来诸多影响。

　　前线部队很快发现他们面临着由于战俘人数巨大而带来的种种问题。9月21日，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报告，由于没有准备好接受如此大量的战俘，部队无法向他们提供食物;另外，押送和看管战俘也牵扯了部队大量人力。“部分战俘由铁路从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京，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对此他建议“政府应发出指示，将那些被俘的乌克兰籍和白俄罗斯籍俘虏在登记后遣散回家……”

　　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拉·福·察纳瓦也向莫斯科报告：“西部各地区聚集了成千上万逃离前线的士兵，挤满了街道，靠行动小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们隔离起来。红军部队没把他们当成战俘抓起来，结果，谁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审查，波兰士兵到处自由走动。”

　　库利克的建议，反映出前线部队对短时间内俘虏这么多战俘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地释放部分战俘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因为，如果在作战与看管战俘之间权衡，常理上毫无疑问要优先保证前者。9月23日，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回复库利克，基本同意了他的建议：“被俘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如果能够出示文件，证明他们的确是被波兰人征召入伍的，可以将他们释放。”

　　但是此举却立即遭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瓦·梅赫利斯的质疑。他在9月24日给斯大林的信里，描绘了大量被遣散的战俘堵塞了几乎所有道路的情景，并说其中许多人企图前往由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其中混杂了不少军官和警察。看来梅赫利斯的信对斯大林起到了作用，因为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又下达了一道命令，撤销了两天前释放农民战俘的命令。这样，分流战俘这一途径被堵死了，数量众多的战俘在短时间内涌向苏联境内几个刚刚成立的战俘营。十几天内，一些战俘营接收的战俘接近了计划规定的容纳数额据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科泽利斯克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到10月3日已有8843人;旧别尔斯克营计划接收8000人，10月14日已有7045人，11月16日达11262人;奥斯塔什科夫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9月30日已有8731人，但分配站还要往这里送5000人。只是在营领导人一再坚持下，这批战俘才被转送其他营地。到10月29日该营已有12235名战俘。另一些则大大超过了原定数额。尤扎营原定到10月25日才能接收6000人，但在10月1~4日这里的战俘多达11640人;奥兰营原定只能容纳4000人，10月1~3日实际接收了7063人。ЦХИДК(历史文献收集保管中心)，ф1/п，оп2е，д2，л242。

　　尽管展开各战俘营的命令在9月19日就已下达，但各战俘营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各营所做的准备在大量涌入的战俘面前变得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了。这就直接导致了各战俘营接收工作的被动与混乱。到9月底，普季夫利战俘营的战俘囚舍“还是用木板建的，缝隙没有堵塞，没有天花板和炉子”;“营内没有消毒室，战俘没有内衣”;更严重的是，由于调拨单没有发下来，“战俘的正常饮食没有安排好”。建在岛上的奥斯塔什科夫营，由于没有与岛外的电话联系，汽艇用油无法保证，因而“物资供应已经中断”;维修战俘囚舍的材料如木板、油毡、钉子等均告缺乏;全营尚缺8000条床垫，只能由国家调拨，因为“在本地组织缝制这么大数量的床垫既不可能也无材料”。

　　科泽利相斯克营内的许多建筑物“呈半损毁状态，窗户上没有玻璃，房顶漏水，连通铺都无法架设”，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的战俘，另一部分战俘或是睡在夏季帐篷里，或是被安置在猪圈里。

　　尤赫诺夫营的许多战俘不得不在3℃~7℃的气温下，“住在凉台上、马厩里、窝棚里”，甚至“许多人连一个坐的地方都很难找到”。

　　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一些战俘营因陋就简，提出搭建3层和4层床铺，索普鲁年科无奈之下同意在房间空间允许的地方制作3层床铺。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如何处置大量波兰战俘问题需要苏联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显然，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库利克曾提出的、一度得到伏罗希洛夫赞同的遣散士兵战俘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不失为缓解战俘营压力的有效办法。在由这个委员会成员贝利亚和梅赫利斯会后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里，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他们把战俘基本分成6类，并作出不同处理：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25000名战俘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扎奥尼凯耶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营;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他们的是旧别利斯克战俘营。

　　从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几处批改。其中对捷克战俘的处理，他批改为：“释放，但每人都应立下字据，不同苏联作战”;在波兰军官战俘营的安排上，他改为“安置在南方(旧别尔斯克)”。到10月底，处理捷克战俘的工作基本完成。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635名被拘留的捷克人中，553人希望经过罗马尼亚去法国，82人愿意去罗马尼亚。所有人都签字保证不在居住地参加反苏战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据上述报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又过了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做出了相同的决议。РГВА，Ф.5446，Оп57，Д65，Л84-85.同日，贝利亚按照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下达了执行命令。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态度，是苏联出兵波兰目的的延伸。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在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具备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准确合理区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苏联政治家们用来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办法，而且是很“有效”的办法。在决定释放哪些战俘和不释放哪些战俘时，对苏联领导人更有意义的，不是军衔上的差别，而是阶级上的差别。伏罗希洛夫在9月22日回复库利克时，在允许遣散的对象前特意强调“被俘的农民”，有其特定的内在含义。这种含义在当时的苏联几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并不是一概反对遣散这类波兰战俘，只是担心一些军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征召来的农民”脱逃。可以说，到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战俘，某种意义上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被留下来的战俘表现“好”，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了“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一看法确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兰国家作为一个异己的对立物，放在了要消灭的位置上。在苏德两国合作共同瓜分、占领了波兰领土之后，除了先在巴黎、后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说波兰国家从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国家，占领其领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国家机器也非常重要。而军队、警察、监狱系统，正是每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保护该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军队、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构中的高级领导和官员，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核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消灭了这部分人员，无异于打断了支撑国家机器的“脊梁”。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范畴，或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苏联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们与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只能给那里正在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改造，增添麻烦与阻力。

　　由此可见，对波兰战俘的最初处理，受到了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或是苏联领导层，而是成为教条式的行动指南。就处理波兰战俘而言，这种政治观念决定了波兰战俘的命运，并造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因此，谈到波兰战俘的处理，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的悲剧本身，并把责任简单地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疏于研究这一悲剧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看不到这一悲剧只是苏联在处理波兰战俘上产生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波兰战俘的关押和使用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9年10月2日的决议而对战俘进行的分类处理，到11月下旬基本告一段落。如前所述，遣返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士兵战俘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释放捷克战俘的准备工作，苏联方面在10月底就已完成，但被释放的捷克人要求进入罗马尼亚时，罗马尼亚政府并没有马上发给他们签证。直到1941年春，签证问题才得以解决。

　　对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波兰战俘的遣返和从德方接收部分波兰战俘的工作，也从10月中旬开始启动。10月11日，贝利亚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建议，“将居住在原波兰的德国部分的全体被俘士兵约33000人，在最近转交给德国当局是适宜的，为此应当与德国政府开始谈判。”

　　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与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就交接程序举行了谈判，双方商定交接工作从10月23日开始，预计11月3日完成。到11月23日，苏方交给德方42492名波兰战俘，同时从德方接受了13757名战俘。

　　同年11月、12月，苏联还完成了从立陶宛接收波兰战俘的工作。据立陶宛政府提供的统计，在它们那里拘押着近14000名波兰战俘，其中有3000名军官。立陶宛政府提出把这些出生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战俘送回他们的出生地。

　　11月9日，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分别通过决议，“从立陶宛政府接收被拘押在立陶宛、家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愿意返回家乡的原波兰军队战俘”。接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遣返回家;军官、警察和官员送往战俘营“仔细审查”;但对此项规定“应严格保密”。

　　在此项工作完成时，有21名军官和54名警察被送往尤赫诺夫营。

　　与被遣返回家的战俘相比，被留下充当劳动力使用的那部分战俘的境遇要差得多了。最早确定留下的25000名战俘，被用于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公路，集中了这批战俘一半的罗夫诺营改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建筑营。

　　战俘劳动力的使用范围很快扩大了。10月14日，战俘管理局与苏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签订了使用战俘协议，1万余名战俘被安排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下属的8个矿务局、矿井和铁路公司从事劳动。集中这批战俘的主要是俄罗斯联邦南部的三个营地，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克里沃罗格营、顿涅茨克州的叶列诺—卡拉库布营和扎波罗热州的扎波罗热营，每个营又都在矿山和企业所在地设立了许多分营。虽然根据协议这些战俘的劳动保护、工资待遇、生活条件等都将与通常的雇工相当或接近，但不同的是，他们仍要在警卫看管下进行劳动。

　　这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被强迫接受劳动的劳动者。

　　不管是筑路还是采矿，战俘从事的劳动都相当艰苦和繁重。有文件证实，黑色冶金人民部各企业并未履行协议中规定的条款，没有为战俘创造应有的生活及劳动条件。

　　战俘的不满情绪还因11月初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并入苏联而加剧。那些居住在上述两地区的战俘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已成为苏联公民，再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和使用违背了最高苏维埃的有关法令，他们联名致信斯大林，表达他们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

　　也有不少战俘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工地，据西乌克兰一号筑路工程指挥费久科夫少校报告，整个筑路工地在11月初一共逃跑了1000多名战俘，几乎占在这里劳动战俘人数的10%。

　　尽管改善了战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强了警戒，但逃跑现象并未完全制止。这说明战俘的不满不仅是针对生活及劳动条件的，政治上的歧视性待遇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考虑到战俘大量逃跑可能在新并入苏联的地区引起“不满情绪，为敌人进行反苏宣传提供子弹”

　　12月2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发出命令，对在各企业劳动的战俘规定了新的使用办法。新办法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战俘一律在基本工程中使用，同时将他们的工资改为与非军人雇用工同等的计件工资。战俘中的不完全劳动力在战俘营内部以及工矿企业的后勤性工作中安排使用，并根据该工业部门现行的计时工资制确定他们计时工资。”新办法还要求立即查明哪些人有生产技能并且政治合格，以便“作为你们企业的固定工人”。对经常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战俘，经专门审查并报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批准后，可以撤销对他们的看管。办法还规定了战俘每天的最低生活费不得低于5卢布1938年2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对在押犯人和被拘留人员规定的每日生活费，可以作为这个标准的参照。在“古拉格”系统的监狱和移民营平均每人每天3卢布49戈比，建筑营3卢布90戈比，被拘留人员5卢布11戈比，儿童教养营7卢布58戈比。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ь，2003，№3，с105。;另外，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生产条件(固定的工作地点、系统地指导，等等)、文化生活条件以及居住生活条件。要进行解释工作，以保证所有的战俘都能完成生产定额”等。

　　新的使用办法规定的对战俘待遇虽比以前有所改善，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战俘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这些人仍然是失去自由的被强制从事劳动的劳动力。同时，新的待遇从规定到落实，还有一个依责任心大小和检查督促机制是否完备而决定其长短的过程。战俘们在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且又得不到令他们满意的解释的情况下，怠工、以各种借口旷工甚至逃跑，就成了他们普遍使用的抵制手段。在扎波罗热州劳动的战俘，每天有将近100人因各种原因不出工，出工的战俘中怠工、酗酒现象普遍，以致有时一天的计件工资高的达30~40卢布，低的只有23戈比。另外还有3名战俘逃跑。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种部队加强看管并逮捕了16名被认为是怠工煽动和组织者的战俘后，激起了战俘们更强烈的抵触情绪，1940年1月下旬，这里的1570名战俘中每天出工的不超过370人;还有不少战俘宣布绝食。他们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放他们回家。

　　1939年12月20日，在斯大林州“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矿务”托拉斯劳动的战俘举行罢工和绝食，而且愈演愈烈，直到惊动了贝利亚。他于12月31日特地命令战俘管理局第一处(特工处)处长季什科夫，会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特派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州局局长，对在当地各企业劳动的战俘“大量不出工的情况”和“逃跑事件”，进行调查和侦察。

　　1940年1月3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此事写了专门报告，在他列举的上述两个企业战俘罢工和绝食的原因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战俘们要求与大多数被俘士兵一样释放他们回家。

　　霍赫洛夫报告，对反抗的战俘采取了强制性措施，“减少食物，剥夺通信权利”;并“将250名破坏生产分子除名，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老实干活的战俘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于2月7日再次签订了新的使用战俘协定，减少了使用人数，并把使用的战俘分成两类：对其中一类明确规定实行工资制，每天的最低工资也比10月14日的规定提高了2卢布;战俘营对战俘的生活和伤病治疗也明确了相应的保障。

　　这部分在劳动营里的战俘，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成了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军队的主要兵源。

　　苏联对所占波兰领土的处理随着苏德两国在波兰军事行动接近尾声，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马上开始了。这种处理的第一步，是与德国进一步确定了双方在“原波兰领土”上占有的地区。

　　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中，苏德虽然划定了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但在是否还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它的边界如何划定上，并没有最后敲定，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苏联的出兵以及波兰在苏德两国的合击之下迅速崩溃，使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发展”出现了重大变化，解决上述“遗留问题”日益迫切地摆在了苏德两国领导人面前。

　　9月19日，莫洛托夫以斯大林的名义表示，苏联放弃让“波兰剩留部分独立存在”的主张，同意由苏德两国沿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桑河一线分割波兰。

　　舒伦堡在向里宾特洛甫汇报时认为，苏联的主张“完全符合德国的观点”。

　　但德国领导人希望能得到的多一些，利沃夫附近的油田和利沃夫—切尔诺夫策的铁路以及立陶宛，都是日后进攻波罗的海地区和苏联所必需的。里宾特洛甫还要求把桑河上游和奥古斯图夫及其森林划归德国。

　　苏联并没有顺从德国的要求，它坚持桑河上游一直是乌克兰人的领土，“哪个政府都不能令其失望”;而在苏联内部文件中，奥古斯图夫省无论是从民族、经济还是防御角度看，“对苏联都具有头等意义”。苏联还提出要德国把已经占领的维尔纽斯地区转交给立陶宛，作为交换后者让出包括卢布林省和华沙省部分地区的赫尔姆申诺。

　　为最终确定对波兰的瓜分，9月27~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斯大林和舒伦堡也参加了会谈。双方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以及三个秘密补充议定书。两国签订的条约指出，“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在原波兰国家瓦解之后，认为在这片领土上恢复和平和秩序，保证居住在那里的各族人民能按照他们的民族特点和平地生活是自己担负的任务”。为此，它们将确定“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国界”，双方承认这一国界为最终边界并排除第三国对此进行的任何干扰;在确定的“界线以西领土上必要的国家改造由德国政府进行，该线以东领土上的改造由苏联政府进行”;双方认为“上述改造是进一步发展苏联人民同德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可靠基础”。

　　同时签署的“秘密补充议定书”涉及了居民迁移、行政机构改建和双方在各自占领地区内的义务。这份议定书对双方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补充议定书”中划定的利益范围进行了调整，把立陶宛归入了苏联利益范围。双方还明确，每方都“不容许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任何针对另一方领土的波兰宣传。双方将消灭自己领土上这类宣传的萌芽，并互相通报为此而采取的恰当措施。”

　　10月4日，两国代表又签署了一份调整上述边界的补充议定书，对边界作了仔细的描述。

　　通过这些文件，苏德双方不仅确定了各自在波兰领土上的利益范围及其界线，而且承担了对各自利益范围内的地区进行“改造”和保护对方利益的任务。在提到波兰时，文件精心选用了“原波兰”的提法，意在强调两国现在瓜分的已是一块“无主”的土地了。不仅如此，它们明确地把划定的界线说成是最后的边界并排除别国的干涉，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强调它们强占并瓜分波兰不是非法行动，相反，谁要对此提出异议倒是对两国利益的一种非法干涉。但是，这个条约在国际社会上还是没有引起肯定的反应。

　　为使所占领的地区合法化，苏联第二步就是启动国内法的法律程序，对这一结果加以认定和保护。1939年10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预定10月26日在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和西白俄罗斯的比亚威斯托克同时召开人民会议，人民会议应确认9月17日后在这两个地区所发生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变革，并通过加入苏联的决议。一切相关的文件分别由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准备。

　　为了选出出席人民会议的代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要在10月22日举行选举。候选人只能从城市和农村中成立的临时机构——市临时管理委员会和村农民委员会以及工人赤卫队里产生。地区临时机构由4人组成：两人来自共产党组织，一人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人来自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27日，西乌克兰人民会议在利沃夫发布关于西乌克兰国家权力的公告，宣布在西乌克兰全境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同一天提出加入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的请求。

　　两天后，西白俄罗斯人民会议在比亚威斯托克也发布了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的文件。

　　11月1日和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满足上述两地区人民会议的请求。11月14日、15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接受两地区加入相应的共和国。

　　12月2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确认1939年11月1日和2日前居住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的所有公民为苏联公民。但在1941年12月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又说，苏联政府愿意作为例外把1939年11月1~2日前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波兰族人当作波兰公民。至此，经过这些法律程序，两地区正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两地区现有的居民也就成为拥有苏联国籍的苏联公民了。也正是在此期间，各战俘营开始大批释放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士兵战俘。这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的巧合，使人有理由相信释放战俘也是一项“配合行动”。

　　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本属国际问题的问题单方面转换成内政问题，找到了可资凭据的法律依据，而且这种法律只有它具有解释权。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使苏联多少摆脱掉了在此问题上的被动地位，并逐渐形成了它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即：维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要求民族统一的权利，坚持苏波边界要以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现状为基础予以确定。这一原则立场苏联几乎没有放弃过，而且越到后来，越发不可动摇。它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包含的不再仅仅是领土问题，而且还有民族问题，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问题，以及苏联政府的荣誉问题。这样，围绕这个问题，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原则分歧，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而且尖锐。

　　在并入苏联的地区建立苏维埃制度，或曰推行“苏维埃化”，是苏联对这两地进行处理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就在红军部队向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推进的同时，一批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派的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也跟随部队进入了这两个地区。他们每15~20人为一组，负责在被苏军占领的城市和农村组建新的管理机构，组织“工人赤卫队”，一方面维持当地治安，另一方面追查躲藏起来的军官、地主、警察和政府机构要员。那些被他们抓住的人有不少被就地处决。

　　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别行动组领导并参与了“清查”活动，仅第一行动组就在乔尔特库夫、戈罗杰茨、克罗梅尤、克索夫、斯塔尼斯拉夫等地逮捕了1923人。在利沃夫，到9月28日前，就已审结了10起“组织反革命队伍”案，一批波兰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被逮捕。

　　为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0月1日决议和准备人民会议选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加紧在两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几千名党、团积极分子在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和红军干部带领下来到这两个地区。因此，还在两地正式加入苏联之前，党、团和工会组织系统就已经在这里建立起来了。10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同年12月24日在这两地区举行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选举。不过，在开始选举的前20天即12月4日，政治局就已经确定了党的区委局和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区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内务人民委员会区机关领导人或是进入了党的区委局，或是进入区苏维埃执委会。

　　按照联共(布)政治局的指示，对两地的银行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对企业实行国有化。不仅对大型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而且那些业主已逃跑和进行怠工的企业也被收归国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法令，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工业、商业企业，交通、文化和医疗机构，学校和居民建筑都要在两个月内实现国有化。

　　1940年1月20日，政治局和最高苏维埃又决定在两地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并利用地主和定居者即“осадник”，这些人参加了1919~1920年的波苏战争，20年代波兰政府把根据里加条约得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部分土地分给他们。从形式上说，他们与哥萨克有些类似。土地建立国营农场。

　　这实际上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对有产者的一次剥夺。

　　苏维埃化的实施，极大地触动了部分当地居民的利益，也就引起了他们的抵触与反抗。为保证社会改造的进行，苏联党和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强行进行居民迁移，以改变当地居民结构。还在10月3日，政治局就做出决定，授予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军事法庭按反革命罪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和原波兰军队军人作出极刑判决的权力”。

　　两个月后，政治局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逮捕所有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基干军官”。

　　两个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展开了一次大规模行动，仅在西乌克兰地区就逮捕了570名波兰军官;另有487名军官在早些时候作为“反革命队伍”成员而被捕。

　　被投入监狱的还有“社会异己分子”和各个“反动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另外一些企图越境离开苏联和从德国占领地区越境进入苏联的越境分子也被判处3~8年不等的徒刑。根据贝利亚1940年3月5日提供的数字，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各监狱内关押的各类犯人有18623人，其中波兰人有10685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同年3月22日的命令记载，仅在布列斯特、利沃夫、罗夫诺、沃伦斯基、捷尔诺波尔、维列伊卡、平斯克、斯坦尼斯拉夫和巴拉诺维奇等9座监狱，就关押了6750名波兰犯人。

　　可见，在“苏维埃化”过程中，苏联当局的打击力度是相当大的。

　　同年12月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把所有定居者及其家属迁往北极地区从事林业工作。之后对被迁移者的利用又扩大到了矿业开采。

　　结果，有139590人被从这两个地区迁出，其中18岁以上的男子占241%，其余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此后，苏联政府又于1940年春、夏和1941年6月，对两地的居民三次进行迁移。据贝利亚1944年5月提交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到1941年9月，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送往苏联后方劳动及被流放的人员达389382人。

　　也有的统计为近32万人。参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есборникиМемортала,с114-136。在波兰学者的着述中，这一数字从40万人至200万人不等。应当说，这些波兰人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

　　苏联对波兰战俘和所占领土的处理，带有鲜明的苏联“特色”。苏联在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迅速启动国内法律程序，完成了对所占领土的归并，并在这些地区推行“苏维埃化”，短时间内便把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移植到了这里。如果说，苏联与这些地区的关系，在出兵时仅能从历史的和民族的意义上解释的话，那现在又多了一层“法律”上的意义(在战争后期又加上了保证苏联安全的意义)，这就使它对这些地区的兼并看上去更加彻底和“完美”了。因此，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维持1939年9月17日以后苏联边界——主要是西部边界的状况，也就成为苏联外交要加以扞卫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苏联日后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中，这一原则经过进一步加工和微调，具体化成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寇松线”，并且成为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无疑带有强烈的强权色彩，它对这些地区的归并没有充分的国际法律依据。作为波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波兰流亡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承认这种处理的结果。就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后，反法西斯大国之间在此问题上亦有争议。接受还是反对苏联的“寇松线”，无论是对苏波两国政府，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但却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

　　分类处理后在押的波兰军官如前所述，苏联出兵波兰后的12天作战行动中，被苏军俘虏的波军官兵近2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战俘被押解到设在苏联领土上的8个战俘营和两个分配站。10月初，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相同决议后对这批波兰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一部分原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士兵战俘被遣散回家;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士兵战俘则等待着交还给德国当局;一批战俘被留下来从事建筑工作;战俘中的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集中关押到指定的战俘营。正是这后一类人，成为后来所谓“卡廷事件”中无声的主角。对“卡廷事件”的调查和研究，国外已有不少成果有关这一事件最早的叙述是1943年9月由德国新闻总署发表的《卡廷大屠杀案的正式材料》(amtlichesmaterialzummassenmordvonkatyn)，这是德国收集到的证据的详细摘要。波兰流亡政府所属专门委员会于1944年在伦敦编辑的factsanddocumentsconcerningprisonersofwar，capturedbytheussr眃uringthe1939campaign，compiledin1944byaspecialcommissionunderthecouncilofministerofthepolishgovernmentinexile，也提出了大量关于这一事件的材料。对卡廷事件最详细的调查材料，是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编辑发表的hearingsbeforetheselectcommitteetoconductaninvestigationofthefacts，evidence，andcircumstancesofthekatynforestmassacre，共7卷，1952年在华盛顿出版。涉及卡廷事件的着述有josephmackiewicz，thekatynwoodmurders，london：hollis&carter，1951;j盋outouvidisandjaimereynolds，poland1939-1947，newyork：holmes&meier，1986;georgev盏acewicz，greatbritain，thesovietunionandthepolishgovernmentinexile(1939-1945),the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lavicstudies，1979。，但大都由于缺乏苏联方面真实的材料，而对苏联当局在此问题上的决策过程解释得不甚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批有关在苏联的波兰战俘以及对其进行处理的档案，使人们有可能更直接地了解到事实真相。本文根据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通过对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决策过程的分析，探究导致苏波关系史上这一悲剧性事件的深层原因。

　　根据苏联当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将军、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关押在指定的旧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专门战俘营。见(ПихояР抱お,КозловВ抱豹抱ェ唰堙濮蕨支擐洄恚Катынь，с120，157，161。)1939年11月初，进行并很快完成了相应的调动。此后直到1940年春，这三座战俘营及其关押对象都保持稳定。

　　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营，关押的基本是波兰军队的原军官，他们的军衔从将军到上尉，军种也不同。另外还有一些军事技术人员如军医、教授，以及记者、画家和随军神父等。奥斯塔什科夫营主要关押谍报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警察、警察局密探，以及反苏政党和团体的积极分子、地主、公爵、工厂主、定居者和难民等。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情况见下表。表格资料来自(ЛебедеваН抱атынь:преступлениепротив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Москва：Культура，1994，с325-328。)表1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略，请查看原书)表2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略，请查看原书)表3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略，请查看原书)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人数在1939年11月底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对这批“特殊”战俘的集中工作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已完成。1939年12月31日的统计表明，上述三个战俘营共关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数略有减少，为14990人，在3月5日政治局做出对他们最终的处理决定后，3月16日的一份人数统计为14854人。不过，这并不是最后被处决的人数。

　　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轨，一开始在这三个战俘营反映比较普遍的生活待遇问题慢慢减少，另一类问题，即战俘们要求给予他们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来。

　　战俘们对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提出质疑。曾在1939年9月指挥了利沃夫保卫战，后向苏军投降的弗·尤·西科尔斯基将军，1939年10月20日从被关押地旧别尔斯克战俘营致信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说他和他的部下之所以没有理会“德军统帅部给我们的书面建议曾许诺给我们最优厚的投降条件”，“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而是毫不犹豫地与苏军进行谈判，是因为“贵国与德国相反，保证对各民族和个人采取公正的原则”。他提请铁木辛哥注意，“推迟释放我们使我们所有人及我们的家属处境极为艰难”，“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并且个人自由在这里受到限制，使我们感到极为痛苦”。他希望苏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我们尽快获得自由”。

　　1940年1月7日，关押在同一个战俘营的一批波兰上校上书战俘营领导，要求确定他们的地位和按照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战俘。这次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向我们说明，苏联政府怎么看待我们，确切地说，就是：是否认为我们是战俘?”如果认为是，“我们请求根据各国政府公认的对待战俘的准则对待我们”，首先就应当“使我们有可能自由求见受权驻苏联政府、负责保护波兰公民利益因而也保护战俘利益的大使馆”，“与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使我们有可能与在苏联以外的家人通信”，以及公布战俘名单，释放没有应征入伍的退役和预备役军人战俘，适当发放津贴等。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他们是被捕者，“那么请通知我们，我们因为什么罪被剥夺自由，请对我们正式提出公诉”。如果他们是被拘捕(拘留)者，“请向我们说明，我们哪些行动导致了限制我们的自由，况且，我们是在波兰领土上被拘捕的”。

　　另外，一百多名军医和药剂师也致信伏罗希洛夫，声明他们是在“履行医生职责时被苏军俘获的”，他们要求按照日内瓦国际公约关于军事行动期间医生和药剂师权利的有关规定，将他们送往中立国家。

　　但是，这些呼吁和要求在苏联当局那里不是遭到拒绝，就是不予回应。

　　要求公正待遇的另一种方式，是对关押制度的抵制与抗拒。旧别尔斯克营的梅·约·埃韦特大尉、路·亚·多梅尔少校、斯·亚·克沃列格等人，组织了“文化学习活动”小组，鼓动“只用波兰语交谈”，“不为战俘营上工”，“战俘营的情况越糟对我们越有利——我们以此让战俘营管理当局和战俘营制度，在很快就要到来的国际调查小组面前出丑”。这些言论在战俘营的上报材料和战俘管理局的通报中，被定性为“进行旨在反对战俘营内部制度和战俘营管理当局的反革命活动”。

　　在奥斯塔什科夫营，一些战俘以蹲禁闭室为荣，能够“不去干活，而且说服了其他人也不去干活”，在他们的“同事”看来这差不多是“功劳”。

　　在该营1940年1月上半月统计中，各种违反战俘营制度的事件有75起，其中拒绝干活的约占1/5。

　　在科泽利斯克营，1940年1月21日，大批战俘开始绝食。虽然绝食的起因是因为战俘营伙食质量低劣，给战俘食用变质食物，但是导致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苏联有关部门中断了对战俘营的供应。据该战俘营政委马·阿列克谢耶夫报告，上级1月份没有给该营及时发来食品，又不允许以集中方式领肉，“所有这一切不仅使战俘伙食变差，而且简直有中断战俘伙食的危险”。

　　还有一些战俘暗中准备逃跑。1940年2月19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总局特别处第二科科长洛尔基什报告，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中发现了一系列企图逃离战俘营的事实。一些战俘策划在夏天逃出战俘营，而他们首选的目的地是芬兰，因为“它正与苏联打仗，如果我们出现在芬兰领土上，何况我们还是军官，芬兰人将不会出卖我们，相反，会接收我们参军，委以军官职务”。为此，战俘们设法买到了地图，“开始研究苏联西部的地形，即他们从战俘营逃跑时路经的那些地方”，“并将通往原波兰与芬兰边界的所有居民点、公路、铁路作了标记”。有些战俘讨论逃离战俘营计划时认为，需要用卡车逃跑，因为卡车离开战俘营时任何人都不会认真检查。除准备实施单人和小组逃跑外，某些战俘还有组织全部战俘大规模逃跑的企图，为此要消灭战俘营警卫队。

　　对这一情况，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指示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采取措施加强警卫，除掉为首分子。”

　　这种情况在科泽利斯克营也发现过。

　　战俘中表现出的爱国情绪，也受到了苏联战俘管理当局的极大关注。在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中，有不少这类事例。战俘们在交谈时认为，“波兰还会像过去的波兰一样存在”。他们寄希望于英法两国来帮助“波兰复兴”，关心“未来波兰”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并表示出对“正在为波兰的独立而拼杀”的士兵的崇敬。

　　与这种爱国情绪很容易联系在一起的，是对苏联的不满。一些战俘结合当时苏联的对外政策指出，“苏联成了红色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用嘲讽的口气向战俘营政治指导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奉行侵略政策，那为什么与芬兰打仗?”“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国与芬兰那样一个小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仗?”还有的战俘自己编辑了“充满了反苏精神”的报纸，在战俘中秘密传看。

　　应当指出，上述情况并不是战俘营普遍的现象，或者说不是各战俘营汇报材料里反映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上述言行被战俘营管理当局处理的人员占的比例很小。但是，数量并不是一个问题的全部。正是在这些似乎不是普遍发生的问题上，集中代表和反映了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与波兰战俘之间的矛盾。在对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后，从苏联的政治观点看，留在这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人员，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类人。这就注定了这些战俘势必成为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下被管制的重点和这一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在苏联已经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并且坚持原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对这些波兰战俘进行管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使他们失去复兴“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能力。甚至反映出这种渴望的言论和说明具有这方面潜在能力的举动，都会对苏联的现状构成威胁，因而为这一体制所不容。对此，战俘管理当局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在战俘中招募暗探1939年10月8日，贝利亚指示各战俘营，要求在战俘中建立暗探情报网，“以便查清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同时，暗探还要报告苏联当局“感兴趣的人”的情况和负责“查清和预防战俘从战俘营逃跑的企图”。ПихояР抱お,КозловВ抱豹抱ェ唰堙濮蕨支擐洄恚Катынь，с135-136。，来掌握战俘的思想动态和地下活动，并对发现的“反苏和反革命分子”严厉处理。从这批被关押的战俘角度看，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这里之所以没有用“剥夺”，是因为战俘们还保留了一点有条件的“自由”，如每月一次的通过战俘审查的通信。另外他们超过规定的私人财物，从规定上不是被“没收”而是由战俘营代为“保管”等。，对此战俘们从心里很难接受。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之所以落入现在的境地，并不是由于和苏联进行了交战，而是恰恰相反;决定他们没有被释放的理由，也不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反苏的现行活动，而仅仅是原来所从事的职业和具有的职衔。另外，这三个战俘营的战俘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这使他们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个人目前的处境与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形势以及与苏联政治体制之间的种种关系，从而具有更强烈的爱国情绪和复兴波兰国家的愿望。这种感情和愿望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言行，正是苏联战俘管理体制要严加防范的，也是苏联政治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在这三个战俘营中反映出的矛盾，不仅仅是关押者与被关押者的矛盾，而是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如果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苏联战俘管理当局无疑处于这对矛盾的主导地位。它握有选择解决矛盾方式的决定性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权力掌握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决策者手中。苏联当时的体制提供了这种可能，即他们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和论证，仅凭个人意志来使用这一权力，包括选择用最极端、最激烈的方式使用它。在这样的体制下被置于这样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对这部分波兰战俘来说，发生在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

　　苏芬战争和贝利亚的指令1939年11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苏联召回驻芬大使，声明与芬兰断绝外交关系，不断恶化的苏芬关系终于彻底破裂。30日，苏联军队开始进攻芬兰，苏芬战争爆发。

　　这是苏联继9月出兵波兰后两个半月内第二次针对邻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尽管这次没有其他国家像德国那样配合行动，但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能在短时间内再次取得战争的胜利。有关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芬兰抵抗能力的估计以及制订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详见由俄罗斯和芬兰学者共同编写的着作，按照常规，苏联将不得不又一次面临随之出现的大量战俘问题。为给接收战俘早做准备，贝利亚于12月1日签署命令，指定在摩尔曼斯克州、卡累利阿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境内建立9个战俘接收站;并要求尤扎、尤赫诺夫、普季夫利、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沃洛格达州的格里亚佐维茨等战俘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卡拉干达劳动营准备安置26500名战俘。

　　前几座战俘营刚刚把关押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波兰战俘处理完毕，接收一部分芬兰战俘(按贝利亚的命令是11000名)应当不成问题。不过，在上述贝利亚估计的芬兰战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批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对这些人员与普通士兵区别开来处理，正是苏联当局处理战俘的既定政策。那么把这批芬兰的“要害分子”集中安置在哪里呢?

　　这是贝利亚需要考虑的问题，他的选择可以有很多。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众多选择中，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顺理成章的，是把这部分战俘集中到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一个去。因为，无论是从看管环境、管理人员配备、警卫力量、保障系统等“硬件”上，还是从管理者的经验、相关规章制度的健全等“软件”上，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都有其他战俘营暂时不具备或不全具备的条件。贝利亚和苏联战俘管理部门选择这三个战俘营中的一个作为将来关押芬兰“要害分子”的地点，应当是很正常的。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11月下旬，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在对三个专门战俘营进行实地调查后，向贝利亚提出了进一步处理这些战俘的建议。战俘管理局局长先简单介绍了他所管辖的各战俘营(包括从事劳动的)波兰战俘的数量，接着讲到在释放了一部分前波兰军队士兵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作出关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并苏联的决议后，战俘中“更加迫切希望返回故土”的情绪急剧增长，有鉴于此，他建议：“一、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的决议精神，可将在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矿山管理局劳动的战俘转为雇佣工人;预先在他们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愿意作为同苏联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矿山工人。二、遣散一号工地的所有战俘，以各战俘营中关押的警察取而代之。这类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反正迟早要让他们学会劳动。对于这些警察要加强警卫。三、应着手将关押在战俘营的军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以分类，以便确定哪类军官可以在何处使用。”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里虽然没有提到安置芬兰战俘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至少提醒了贝利亚还有这么多波兰战俘在押，其中近5000名警察“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近9000名军官有待进一步确定对他们的使用。现有的材料还无法准确地说明贝利亚当时的想法，也许这永远是一个谜了。然而，现有的材料却表明，贝利亚和战俘管理局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对关押波兰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的三座专门战俘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程度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先是12月4日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派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侦查员斯·叶·别洛利佩茨率领的侦查组，到当月月底这个侦查组已经达到14人。

　　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尽快准备好该营全体战俘的侦查案卷，并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有关材料。特别会议成立于1922年，是遵循政治局的指令和决议，对案件进行最终审理的机构。30年代中后期它的作用日益突出，案件的审理都是在被告和辩护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特别会议做出判决，即成为终审判决，被告和辩护人无法上诉。因此，命令把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案卷上交特别会议，这就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已经决定对这些战俘要进行最后的处理了。战俘管理局对别洛利佩茨侦查组的工作高度重视，索普鲁年科于12月4日、7日和23日三次亲自指示奥斯塔什科夫营，除了“保证侦查组的工作条件并执行别洛利佩茨同志的业务指示”，“为其安排住处，必要时并提供制服”外为防止侦查组工作期间，“营内关押的警察、宪兵及其他战俘可能有所举动及过分行为”，他还特别要求战俘营“加强对战俘的监视”，“加强营地四周的值岗及巡逻”，甚至“从战俘住所收走斧头、铁镐及其他劳动工具”。

　　由此可见，战俘管理局对此事丝毫不敢怠慢，它从侧面反映出这次行动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被派到奥斯塔什科夫去的工作组也同样不敢懈怠，到12月底，他们办理完成侦查案卷2000份，给特别会议发去500份。全部工作预计在1940年1月底结束。从工作人员的报告看，这项工作并不简单：“这项工作十分费劲，第一，许多战俘不懂俄语。此外，警官们气焰嚣张，因此花在一个人身上的时间有时达三四个小时。”常常“从早上一直忙到夜里3点”。

　　12月31日，贝利亚连续发出指令，三个专门战俘营均被涉及。贝利亚命令索普鲁年科率领1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员前往奥斯塔什科夫，其任务主要是：第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对原波兰警察战俘案件及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报告的工作进展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改进侦查组的工作，使之能在1月份内办完所有在押警察战俘的案件”。第二，“从全部警察战俘中挑出有业务价值的人员的案件，就这些案件认真侦查，查清他们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全部联系，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当时派往苏联的原波兰情报机关的间谍”。第三，了解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特别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10月8日命令进行的间谍情报工作情况。“注意现有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据此对各类战俘的情绪作全面分析的可靠性”。另外，贝利亚还要求对战俘与营外的联系，搞好战俘营登记机关的工作，保证登记质量，战俘营的警卫状况和战俘的纪律情况等进行检查。

　　同一天，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二处处长罗季奥诺夫前往旧别尔斯克，命令战俘管理局副局长约·米·波卢欣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一处处长雅·阿·约尔什前往科泽利斯克，其任务与索普鲁年科基本相同。

　　贝利亚如此兴师动众派“要员”亲临战俘营，目的绝不仅仅是检查工作。从贝利亚的指令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真正关心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其一，对战俘侦查案卷和登记材料的整理;其二，在战俘中寻找和发展谍报人员工作的进展。就前者而言，侦查和登记的过程，也就是确定战俘真实身份、核实其以前的工作经历、发现和揭露战俘中所谓“反革命组织和活动”的过程。特别是后一个环节，可以为在特别会议上最终决定战俘们的命运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换句话说，贝利亚要的是上报给特别会议的“材料”，至于这些材料在他规定的时间内——1月底之前整理完成时的真实准确程度有多大，那是次要的。就第二件事情而言，它与完成前项工作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贝利亚在上面的命令中都提到了他在10月8日下达的一道指示，在这道“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在战俘中进行业务和肃反工作的指示”中，规定要在战俘营“建立间谍情报网以查明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情报机构要查明并特别注意一些特定人员指示中把这些人员分为9类即原波兰谍报人员、暗探机构人员、警察、狱吏、边防军人，情报人员，波兰军事法西斯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外国谍报机构的间谍，境外白俄恐怖团体成员，原沙俄暗探局奸细，混入波兰共产党的奸细，从苏联逃到波兰的富农和反苏分子。，对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进行登记，为他们建立谍报档案并保证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以及他们与国外的联系。

　　因此，落实这道指示，本身就是为第一项工作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对已有的情报网进行检验，从而发现一些确有利用价值的情报人员，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这也是对战俘的一种进一步处理，尽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战俘，但对贝利亚及其领导的部门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

　　说穿了，这两件事就是这些波兰战俘的“去”和“留”的问题，即哪些战俘应该从战俘营中清除出去，哪些战俘可以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关系到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每一个战俘的命运，这个命运在一个月内就要由从莫斯科来的内务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作出初步裁定。当然，最终的判决还要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但要知道，特别会议仅仅是面对整理出来的材料做出判决。

　　贝利亚在1939年最后一天下达的指令，已经很难说与正在进行的苏芬战争有多大关系了。就在贝利亚下达上述指令的前两天，战俘管理局向副内务人民委员瓦·瓦·切尔内绍夫报告，按贝利亚命令准备好了6个可容纳27000名芬兰战俘的战俘营，另3个营地很快也可以接收战俘。但由于现在芬兰战俘很少(150名)，因此战俘管理局请求批准只保留两个战俘营工作人员的全编制，其他各营只保留10%~20%的编制。

　　这就是说，为新的战俘腾出营地的问题现在并不迫切。苏芬战争也许只是一个契机，它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战俘的注意，并联系到各战俘营出现的种种反抗现象，开始着手全面、彻底解决波兰战俘问题。与此相关的其他措施还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通过的决议，逮捕全体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军队基干军官;要求把三个专门战俘营以外的波兰军官、警察、狱吏等送往科泽利斯克营和奥斯塔什科夫营;把一批有待进一步进行侦查的战俘送往被捕地点;12月31日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第一处处长阿·瓦·季什科夫前往叶列诺-卡拉库布营，调查那里战俘罢工和逃跑事件，逮捕为首分子等。

　　但是，仅从贝利亚的命令中，还无法看出苏联当局准备用什么方式解决战俘“去”的问题。从以往的结果看，即便是送到特别会议的案卷，也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保全了性命。例如1938年特别会议把36865人送入劳改营，1939年送去109327人。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9414，по.1，д1155，л8。这就是说，从贝利亚向三座专门战俘营派去内务部工作人员到决定对上述战俘营中的绝大部分战俘处以极刑，这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需要有可以给这些战俘判定死罪的“材料”。

　　战俘营情况通报与“减轻负担”建议其实，在整个12月份，各个战俘营就已陆续上报了一些“反面材料”。在科泽利斯克营11月份工作总结报告中专门谈到了战俘的政治精神状态，说有些军官表现爱国主义情绪，有信教和从事宗教活动的企图。旧别尔斯克营在相同的总结中报告了所查明的4起“反革命活动”：战俘们组织了“文化教育小组”和“互助会”，进行祈祷，以及诬蔑苏联等。12月7日战俘管理局就科泽利斯克营战俘巴·安·扎哈尔斯基自杀事件给贝利亚呈送一份专门报告，说他因思念家乡和家人长期情绪消沉。12月10日，据科泽利斯克营报告，他们三天前挫败了一起战俘逃跑企图，三名战俘受到惩处。此外，在扎波罗热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各劳动营，也都出现劳动纪律松弛，战俘逃跑，拒不出工和怠工等现象。从各种报告上看，上述事件和现象还是个别的，涉及的战俘人数不多。

　　但是，在贝利亚12月31日指令下达后，情况有了变化，无论是战俘管理局还是各战俘营，对各营出现的不良现象和事件的注意程度都大大提高。战俘管理局很快整理出一份“1939年12月1日至31日期间各战俘营政治思想状况中的不良现象和特殊事件”的长篇通报，列举了各营反苏情绪和言论、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逃跑和企图逃跑事件以及各营工作人员情况。虽然通报中的材料都是从各营工作报告里汇总起来的，但把此类材料集中在一起，对战俘管理局来说，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的“集重效果”，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换言之，正是由于通报不是对战俘营情况的全面反映，而是某一个方面问题的汇总，所以它在无形中就把这类问题放大了，很容易使人形成“问题严重”的感觉。1940年1月9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奥斯塔什科夫营在侦查中不断发现一些战俘的真实身份指示该营领导人，要求把战俘构成方面的变化“反映在相应的登记案卷中”，并把“定性材料有改变的战俘名单”上报局里。

　　11日，战俘管理局就“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采矿”发生的战俘罢工和绝食事件，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写出专门报告，其中列举了“拒绝出工的战俘中的反苏挑拨性言论”。

　　13日，就罗夫诺营战俘企图逃跑事件大大增加，战俘管理局下文指示该营“严格战俘关押制度”并“立即给战俘管理局写一份战俘逃跑的专门报告，说明逃跑发生的次数、促成逃跑的原因”等。

　　22日，战俘管理局又收到科泽利斯克营的紧急政治报告，反映部分战俘因食物质量差而绝食并“造成了混乱”。

　　31日，按照贝利亚一个月前的指令来到旧别尔斯克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组也大有收获，他们“在战俘中查出了许多原波兰各种政党的成员，以及许多边防军、定居者、地主、富农等等。”

　　2月1日，被派往奥斯塔什科夫的索普鲁年科也向贝利亚报告，对关押在这里的警察的侦查工作已经结束，“办理了6000份案卷”，“已着手将案卷发给特别会议”。

　　4日，科泽利斯克营在例行报告中再次谈到战俘中的“错误情绪”和“反革命现象”。

　　这类情况在旧别尔斯克营的例行报告中也占有相当的篇幅。

　　19日，一份关于奥斯塔什科夫营战俘准备逃跑的专门报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整理完成。

　　原来只在各战俘营例行报告中以“政治思想状况”为题出现的那些内容，现在直接换成了“不良情绪”、“反革命现象”、“特殊事件”等字眼，而且被汇集起来写成了通报和专门报告，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文风上的某种转变了。它如同一架风向标，指明苏联领导人开始对哪类材料感兴趣。这种兴趣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证明，它与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决策密切联系在一起。

　　到1940年2月中下旬，苏军在苏芬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击溃了芬军在主要防御阵地“曼纳海姆防线”上的抵抗，苏芬战争接近尾声。苏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俘获的芬兰军人仅1100人，就连为芬军战俘准备的若干战俘营中最小的格里亚佐维茨营，容纳这些战俘都绰绰有余。在1939年12月29日战俘管理局的报告中，按照贝利亚的命令为接收芬军战俘准备的各战俘营分别可容纳：尤扎营6000人，尤赫诺夫营4500人，普季夫利营4000人，格里亚佐维茨营2500人，奥兰营4000人，捷姆尼科夫营6000人。显然，为接收芬兰战俘而处理波兰战俘的必要性已不存在。按说，关押在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波兰战俘可以继续关押下去了。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大小小干部在三个专门战俘营“蹲点”一个月整理出来的材料，仍然按照已经启动的程序向上传送着。看来，不管苏联当局原来是怎样设想的，自从贝利亚把一批干部派到战俘营去，对波兰战俘的处理就被纳入了一条单独的轨道，至少它不会仅仅根据苏芬战争的结果改变运行方向了。

　　1940年2月20日，索普鲁年科向贝利亚请示，要求给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减轻负担”。在贝利亚1938年11月25日接任内务人民委员后，给其管辖的监狱和各种集中营“减轻负担”，是他推行的一条“新路线”。1939年，在这条路线指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各监狱的在押犯人数量下降了近1/3。1939年1月1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监狱共关押着352507名犯人，4月1日，下降到281891人，7月1日前为196854人，10月1日前为178258人。因此，索普鲁年科提出为战俘营“减轻负担”的建议，完全符合贝利亚的政策。在报告中，索普鲁年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将军官中的重病人、完全残废者、结核病患者、60和60岁以上的老人(约300人)全部释放回家。将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预备役军官中没有劣迹材料的农艺师、医生、工程师与技术员、教师释放回家。据初步材料估计，这类人员可能释放400~500人。”对另一类人员即边防军军官、司法人员、地主、“波兰军事组织”和“射手”“波兰军事组织”是由约·毕苏斯基在1914年成立的秘密团体，起初主要针对沙皇俄国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后并入波兰军队。“射手”即“射手联盟”，成立于1919年，是以波兰青年为对象的军事爱国团体，受波兰国防部领导，在政治上支持毕苏斯基派。党派中的积极分子、原波兰总参谋部二处军官、谍报军官(约400人)，他提议办理好他们的案卷，“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查”。战俘管理局负责人还建议，“对这类人员的侦查，最好由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若不行，则将上述所有人集中到奥斯塔什科夫营进行侦查。”

　　实际上，这是又一个分类处理方案，但却不是涉及两个战俘营全体战俘的方案。被建议释放的700~800人，加上需要继续审查的人员，不过1100~1200人，只是两座战俘营人员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战俘——主要是军官——怎样处理，索普鲁年科没有提及。也许，在索普鲁年科的意识里，军官和上述那些人员也要区别对待，前者除老弱病重者外，不在“减负”之列。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受到贝利亚的重视，他召来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就此事进行协商。在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上留有贝利亚的批示：“梅尔库洛夫同志，请来我处谈谈。”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发现留下文字记载，但很有可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位领导人就“减负”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做出了决定。仅仅两天后，即2月22日，梅尔库洛夫便指示战俘管理局、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伏罗希洛夫州局、斯摩棱斯克州局和加里宁州局，转达了贝利亚的指示：“将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别尔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营中的原狱吏、谍报人员、奸细、定居者、司法人员、地主、商人及大私有者全部转押至监狱，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有关他们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侦查部门进行侦查。这些案卷今后如何处理将另作指示。”

　　次日，战俘管理局给各战俘营下达了相应指示，要求在5天之内查清上述人员的准确数目，上报人员转送的地点，并继续在营内查找相同人员。战俘管理局的指示特别强调：“将战俘转送至监狱的全部工作都应严格保密，此点务望注意。”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没有涉及军官战俘。

　　把上述指定人员送往监狱，对战俘营来说当然是“减轻负担”，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不过是把他们从一个关押地点转送到另一个关押地点，并没有真正“减负”。从真正“减负”的意义上看，索普鲁年科2月20日建议的前半部分似乎更切合实际，可是贝利亚并没有采纳，而是把战俘管理局建议释放的人员也统统送入了监狱。以往的实践表明，监狱也可以进行“减负”，这里“减负”的出路无非就是三条：释放、送劳动营和处决。在无法了解贝利亚当时真实想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仅有的材料和常理上去揣摩贝利亚下达如此命令的意图。如果他觉得这些人员最终可以释放，那么把他们转送到监狱并在那里继续侦查就显得多此一举了;如果是打算把这些人员送往劳动营，且不说没有必要非经过监狱绕一个圈子(那些现在仍在一号建筑工地和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所属企业劳动的波兰战俘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其中的那部分老、弱、病重的战俘，也明显地不适宜。这也就是说，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对索普鲁年科建议的第一个正式反应，就已经显露出要用最彻底的方式解决这部分波兰战俘问题的意图了。

　　处理战俘范围的扩大和政治局决议2月下旬和3月初，战俘管理局的中心工作就是督促三个专门战俘营上报关押人员的分类统计数字和战俘个人履历登记材料。战俘的登记工作从战俘一入营就开始进行了，为此各战俘营的机构序列上还专门设置有登记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营登记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尚不能准确、详细地反映战俘真实情况。在贝利亚1939年12月31日的指令下达后，战俘管理局“为了获得各营中关押的战俘的完整资料”，又制订了一份补充履历表，于1940年1月5日下发各营，要求为战俘逐人填写。这份表格分为5栏，除要填写战俘在原波兰军队和其他机构担任的最后一项职务和掌握的外语外，还应“十分详细地填写战俘在苏联居留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在苏联居留期间从事何种工作”;“战俘在苏联生活的所有亲属和熟人的情况”，以及“战俘在国外(原波兰境外)的情况，必须写明具体地点、起止日期及从事的工作”。在给各营的指示中强调，应特别注意后三项的填写。

　　2月下旬，战俘管理局连续下令，要求战俘营在近期内完成此项工作，“须知此项工作不容拖延”。

　　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第二处(登记处)处长伊·鲍·马克利亚尔斯基在2月27日同一天致电科泽利斯克营，要求立即上报该营在押军官的登记材料和侦查材料。马克利亚尔斯基要求把所有军官的登记材料寄来，而随后涅赫罗舍夫又要求立即派信使送来四五份已经填好的登记案卷。可见，后者比前者更急于拿到这些材料，哪怕是几份也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俘管理当局准备进行处理的战俘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在2月20日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中，他是把军官战俘与警察、狱吏等类战俘区分开来，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后者身上的话，那么现在前者——原波兰军队军官——也被纳入了“视线”。有两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其一，2月底3月初，战俘管理局整理了一系列的统计材料，统计范围不仅包括三个专门战俘营的全体在押战俘，而且对军官进行了单独分类。其二，3月2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警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国界”的决定，其中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今年4月15日起，将被镇压和关押在战俘集中营中的原波兰军队军官、警察、狱吏、宪兵、情报人员、原地主、工厂主和原波兰国家机关高级官员等的家属，共22000~25000户，悉数迁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地区，为期10年”。

　　可见，无论是对待被关押的战俘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苏联当局都对他们“一视同仁”了。

　　上述材料说明，苏联当局在1940年2月下旬已经决定了对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战俘一并处理。这是不是前一阶段整理出的专门“材料”起了作用，目前尚无法证明;但有了这样的“材料”，无疑使苏联当局更有理由做出对这些战俘给予最严厉处理的决定了。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的决议，直接导致了三个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和关押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监狱内囚犯的悲剧命运。贝利亚的信和政治局的决议几乎完全相同一处比较大的修改是斯大林把贝利亚的名字从负责审查这些案件的3人小组中划去了，并代之以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这样，加上原有的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弗·尼·梅尔库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3人小组中没有部级正职。这种改动耐人寻味。，而且是在同一天完成的，这说明苏联最高决策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贝利亚的儿子谢尔盖·贝利亚在1994年出版的对他父亲的回忆中申辩，贝利亚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里唯一一个反对处决波兰军官的人。因为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波兰军队的军官是反希特勒斗争中的潜在同盟者。”谢·贝利亚提出下面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即“无论在1940年3月5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的材料中，还是在其他文件中，都没有我父亲的签字。”见谢·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编译，群众出版社，2001，第403页。如果谢·贝利亚说的是真实的，那么斯大林把贝利亚的名字划去就好解释了。但现有的材料并没有给谢·贝利亚的观点更有力的支持。因此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第一个签名并写下“同意”，对这个决议如此顺利获得通过，也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原件上还有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的亲笔签名;另有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字样。

　　政治局的这个决议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1)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谍报人员、宪兵、定居者和狱吏的案件;(2)以及对逮捕和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团体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用极刑——枪毙。……审理案件时，不须传唤被告，也不提起公讼，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1)对战俘营战俘案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2)对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材料审理。

　　三、由梅尔库洛夫同志、科布罗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

　　政治局的决议没有说明对上述人员采用极刑的理由，不过贝利亚在自己的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战俘营中的军官战俘和警察战俘，“他们每一个人都等待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地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部地区的机关，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暴动组织。在这些反革命组织中起积极领导作用的是原波兰军队军官、原警察与宪兵。在拘捕的越境分子和国境线破坏分子中，也查出大量反革命间谍和暴动组织的参加者”。

　　贝利亚没有进一步列举这些反革命组织、间谍和暴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的具体事例，这就使他的“理由”更接近定性性质，而不是论证性质。仅凭这些人们似乎无法判断这些人“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的程度和“反革命活动”的规模。如果政治局委员们没有从别的途径和渠道了解到更多有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情况——可惜，这样的途径和渠道至今还没有得到文件的证实——而只凭贝利亚这样一段文字，就在决定剥夺25700人生命的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至少是极其轻率的!

　　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行动在以后两个月内紧张地进行。战俘们的个人案卷、侦查案卷和补充履历表由战俘营送到战俘管理局，经审查合格并签署处理意见后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在这里复审，其中一部分提交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亲自进行裁决;其余的则由按照政治局3月5日决议成立的三人小组处理。由梅尔库洛夫、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最多时一天“处理了”1287份案卷，这使他们哪怕对案卷进行稍微细致的研究都不可能。可以想象，他们能够做到的恐怕就只有在一份份名单上加盖印章了。既然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议，谁又能追究他们这种草率行事的责任呢?

　　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1959年3月，当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谢列平在阅读了保存在克格勃的有关绝密案卷后，给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写信，汇报了枪毙波兰军官、警察、间谍的情况。根据他提供的数字，在卡廷森林枪毙了4421人，在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分别枪毙了3820人和6311人。另有395人未被处死，而是转送到了尤赫诺夫营。在这些幸运地被“留下”的人员中，应国家安全总局第五处要求留下的47人，应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贝利亚、梅尔库洛夫)要求留下的258人，应德国和立陶宛要求留下的66人，其中德国人24名。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战俘当局认为“值得信任的人”和“有用的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有关部门执行贝利亚1939年10月8日命令的工作成果。

　　苏联当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决定对上述人员实施肉体消灭呢?这是一个就现有材料还难于做出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贝利亚所说的战俘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积极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等，更准确地说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当然，考虑到在此之前汇集起来的那些通报和专门材料，不能说贝利亚的话毫无所指，完全是凭空捏造。但正如前文所述，这是战俘与战俘管理制度之间矛盾的正常反应，是战俘管理体制运行当中不可避免地要显露出来的现象。因此，对三座专门战俘营的大多数战俘来说，给他们扣上这样一顶定了性的“帽子”，是不公正的。

　　可以说，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命运，从决定对波兰战俘实行“分类处理”的时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成了苏联体制下最难以信任和接受的分子。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对从波兰“收并”回来的地区进行改造的需要，都使他们对这些战俘身上隐藏着的“潜在威胁”格外警惕和敏感。苏联领导人也许一开始对“改造”这些战俘还抱有希望，因此没有在抓获他们的最初几个月就处决了他们。

　　俄国学者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借助于工作人员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兰军官和警察虽然在十分艰难的被俘条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摧垮。他们并未背弃自己的祖国，未背弃自己的宗教，也未背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道德价值观。苏联领导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军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只能说明苏联领导人在“改造”这批不是一般意义的战俘上缺乏应有的耐心。缺乏耐心，说到底，还是信心不足。前面说过，在苏联当局与被关押战俘这对矛盾中，前者处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战俘的抵制甚至反抗固然增加了取得“改造”成果的难度，但这不是导致以肉体消灭方式解决矛盾的主要原因。苏联领导人对“改造”这些战俘丧失了信心，对所建立的战俘管理制度能够和平地解决与战俘之间的矛盾丧失了信心，才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减轻负担行动”和“卡廷事件”

　　现有的材料已经使“卡廷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进入90年代，苏联学者围绕“卡廷事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着，如ЛебедеваН抱.ОтрагедииКатынскиеголоса;Катынь：преступлениепротнв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ПарсадановаВ抱.Кистриикатыскогодела;АбариновВ抱атынскийлабиринт;ЗоряЮ抱抱钵支丕讧悃悃支猝атынскойтрагедии//Опубликовановсборнике“Берия:конецкарьеры”，М保骇抱唰荮讧洄讧侑乍学洌1991，等。此外还出版了两本集中收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材料的文件集：ЯсноваО.В抱атынскаядрама:Козельск,Старобельск，Осташков:судьба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польских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91;ПихояР抱お,КозловВ抱豹抱ェ唰堙濮蕨支擐洄恚Катынь。这些直接来自苏联的历史档案，对揭示卡廷事件的真相，起了重要作用。严格地说，“卡廷事件”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二是1943年4月，德国公布发现被害波兰军官遗骸一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对苏波关系产生影响。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枪毙波兰战俘和部分在押人员的决议通过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就已经对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波兰战俘作出了最终判决，为执行这一判决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也紧张地开展起来。3月初，内务部特别处会同战俘管理局，在莫斯科召开了有各战俘营特别科负责人、内务部押解部队指挥员和“古拉格”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提出，“考虑到这些人是一股最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应像以前处理遣返回家和送交德国的波兰战俘一样，把他们按籍贯编排，“使被判决人员认为是将他们遣送回家”;“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及阻挠，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这里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而要到他们将被关押的地方去宣布。”

　　在政治局决议通过以后，执行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3月中旬，内务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各个相关部门仔细研究了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三个专门战俘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别加紧整理战俘与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决定执行死刑人员的个人材料、侦查案卷和一份“三人委员会”之一、内务部经济管理总局局长科布罗夫制订的简单表格。这份表格一共四栏，包括姓名、被捕时间和地点、原任职和军衔及结论。其中最后一项决定着表格主人的最后命运。这些材料由各战俘营汇总到战俘管理局，审查合格后转送内务部第一专门处，第一处复审后在“结论”栏中填上初步处理意见。一部分材料提出送梅尔库洛夫亲自审查;其余材料和名单则送交给“三人委员会”。他们做出的判决即成最终判决。

　　被判处死刑的战俘不在战俘营执行枪决。他们将被送到加里宁、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州监狱，在那里向他们宣布判决并立即执行。梅尔库洛夫和“三人委员会”作出判决的名单向下发出一式两份，一份是给各战俘营的“发送人员名单”，一份是给上述三个州内务局的“接收人员名单”。实际上，这就是处决名单。把被处决人员从战俘营送往行刑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负责。该局不仅事先制订了详细的运送计划，而且在进行运送期间，该局局长米尔施坦因每天向梅尔库洛夫报告情况。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各战俘营主任的总结报告和内务部加里宁州局局长的接收单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参见ПихояР抱お,КозловВ抱豹抱ェ唰堙濮蕨支擐洄恚Катынь，с580、587。从莫斯科派来的内务部机关领导人分别来到行刑的监狱，指挥处决行动。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布洛欣来到加里宁州监狱，与该州警备司令鲁巴诺夫一起安排了行刑过程。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然后用5~6辆卡车将尸体运到梅德诺耶村附近的掩埋地点。它紧靠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别墅区。地点是布洛欣选定的，也是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两名挖土机手。”

　　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应当说，苏联当局为执行“减轻负担行动”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事故，为此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1940年10月26日，贝利亚签发第001365号命令，给内务部中央机关和内务部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局的125名工作人员颁发奖金，奖励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专门任务”。44人提高了月薪，81人每人一次性奖励800卢布。见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ъ，2000，№5，с110。如果不是后来因为苏德战争爆发且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起码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的一则消息，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一万多具尸体，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那么，德国人是怎样发现这些被害者的呢?下面这两份材料对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于是当时在纳粹当局组织下完成的，因此它的可信性一度受到了怀疑。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性分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思。

　　卡廷森林：调查书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卡廷万人坑研究而作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这些集体坟墓的发现，最近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国卫生部长康蒂博士从欧洲不同国家邀请一批专家到卡廷现场观察，以便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别事件。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和别人一起都肯定地说，在1940年3、4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波兰军官在那里下了车，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委员会进一步考察了现场发现和由此推断出的事实，并调查了现场物证。据说，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尸体被发掘出来，其中大约70%的尸体已被辨别出身份。而在其他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仔细地初步处理以后才能用来鉴定身份。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发掘出的尸体已全都被检查过，而且有大量的尸体被鲍茨教授波兰布雷斯劳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和他的助手解剖过。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提出大量的特别选择的尸体进行检验。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集体坟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层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下水。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根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发掘出的尸体的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的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只有少数几具尸体是其他阶层的人物，有一具尸体是一个牧师。在检测衣服的同时也检测了饰物。尸体上没有发现手表或戒指，尽管从几本日记记载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来看，主人把这些饰物保留到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由于尸体在坟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并排，它们腐烂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奥尔索斯教授布达佩斯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的经验，检查尸体头盖骨发生的变化对于确定死亡时间十分重要。这些变化包括已经腐化的头盖骨表层石灰质外壳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变化在埋葬时间少于三年的尸体上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这种变化在第526号尸体的头盖骨上却被明显地观察到了。这具尸体是在一个大坟墓的表层发现的。第二份材料是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奥马雷列举了一些波兰人对卡廷事件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都对苏联不利，然后，他写道：

　　斯摩棱斯克离发现坟墓的地方20公里。它有两个火车站，在城里及其附近，从莫斯科通向华沙和从里加通向奥廖尔的两条铁路干线在此交叉而过。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约15公里处是不起眼的格涅兹多沃车站，离格涅兹多沃只有几公里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所谓的“羊山”。这个小山所在的卡廷地区覆盖着荒废的原始森林。森林以针叶树木为主，但是在松树之间也点缀着阔叶木和灌木丛。四月份这个地方进入春季，五月初树木变绿。但是1939~1940年的冬天是历史上最寒冷的。当4月8日来自科泽利斯克的第一批人到达时，那里有一些地方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然，从车站到羊山的崎岖路上泥泞不堪。在格涅兹多沃，来自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火车把它们的乘客卸在四面是铁丝网的监狱里，周围布满了苏联士兵。这里为接受他们所做的准备肯定使大多数波兰军官感到不安。一些人肯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还能记起1919年卡廷森林曾被布尔什维克用作屠杀许多俄国军官的便利场所。一个名叫詹姆斯·拉斯科夫斯基的现居伦敦的波兰人告诉我，那时他11岁，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刽子手讲他白天所干的工作。这个人住在他妈妈的房子里。他说，犯人们从监狱中被带到卡车上，沿着山村公路来到羊山，而且当他们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双手一定是被缚的。沮丧变成了绝望。看起来如果一个人挣扎，刽子手就会把他的衣服掀起来蒙上他的头，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他带到万人坑的边缘。在许多情况下，被发现的尸体就这样蒙着头，蒙头的衣服在头盖骨的地方被子弹打穿。那些宁静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同志躺在宽阔的深沟里。在坑的四周，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头对着脚排得整整齐齐，坟墓的中间却显得较为混乱。刽子手们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像牲畜围栏里的屠夫一样在血泊中践踏，拖拉着死尸。当所有这些已经干完，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波兰人的头颅之后，屠夫们——也许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把他们的双手用于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块并在屠宰场的上面种上针叶树。当然，移植小树在这一季节已经是相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三年以后，当波兰代表参观此地时，树叶刚开始干枯。

　　气候和针叶树有其自己的重要性。斯摩棱斯克的气候说明了这个事实：即尽管德国人在1942年秋天已经风闻有集体坟墓的存在，但仅仅到了1943年4月他们才向世界公布了他们挖出来的东西。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德国宣传家为宣布他们的发现选择了一个政治时机，而是斯摩棱斯克的冬天把泥土冻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如果没有炸药或其他类似的有可能破坏尸体使之无法辨认的强力工具，挖掘是不可能进行的。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也许这个对苏联人是否诚实的检验应该立刻开始。这两份材料均出自paulprestonandmichaelpartridge，britishdocumentsonforeignaffairs:reportsandpaperstheforeignofficeconfidentialprintpartⅢfrom1940through1945europevolume5centraleuropeapril1943-march1944，cambridge：universityunitedstatesofame瞨ica，1998，pp109-110、105-106。

　　把两份材料和前面苏联档案里的材料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卡廷事件”的基本轮廓。尽管其中的某些具体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处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尸体被德国人发现，这条线索现在更清楚了。在1943年春，这些事实真相没有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白于天下。人们还只能就此进行猜测和推断，但是，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却立即显现出来了。

　　中断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柏林电台在1943年4月13日就卡廷森林的发现播发的消息，对波兰流亡政府来说，既出乎意料，又多少在意料之中。尽管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确切验证那些被害者的真正身份，但流亡政府曾多次请苏联政府查找一些着名军官的下落而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一事实，以及在苏联宣布释放几乎全部战俘后这些人仍无音信的不正常现象，已经足以使它对这些军官的命运作出最坏的推测了。因此，德国人公布的消息，在伦敦的波兰人直觉上感觉是可信的。加上在此之前，由于安德尔斯的军队以及苏波双方在大使馆代表问题上的摩擦，苏波关系已经日益紧张，它们之间已经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来容纳这一突发事件了。4月17日，流亡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准备向国际红十字会寻求帮助，以弄清真相。同时，还由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出面发表报告，介绍了波兰方面为寻求一批军官下落多次努力未果的情况。流亡政府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出面调查此事的书面文件与德国一份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几乎同时送交到瑞士洛桑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客观上它使波兰流亡政府陷入了被动。在苏联政府的猛烈攻击之下，流亡政府只好又于4月30日宣布，它们认为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请求已经失效。见阿·托因比、维·托因比合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224~233页。

　　与此相反，苏联政府在这件事上却由被动转为了主动。应当说，“卡廷事件”对苏联政府完全是一个意外。在1940年春处理这批波兰人时，大概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结果。4月16日，苏联政府在沉默两天之后才发表公告，对德国的宣传给予反击。公告中说，“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苏联反击的理由是，第一，在1941年夏，在红军撤出斯摩棱斯克地区后，从事建筑工作的波兰战俘和大批苏联公民一起落入德军手中;第二，德国人所说的发现大批遗骸的格涅兹多沃村是历史上有名的“格涅兹多沃墓葬”考古挖掘地，而德国的宣传对此避而不提。

　　客观地说，苏联提出的上述理由并不具有多大的说服力。被德国抓住的波兰战俘和被苏联处死的波兰战俘，完全有可能是不同的两批人在红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后，按照调查德国占领者罪行特别委员会的指令，一个调查“卡廷事件”的专门委员会立即着手展开调查。从1943年10月5日至1944年1月10日，该委员会询问了95名证人，审查了17份证词。其中很多证人证实，在1941年春夏，即该地被德军占领前，他们看到过从事建筑劳动的波兰战俘。不能说这些证人的证词都是伪造的，因为这些证词在由专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a盋彼障D中校起草的一份绝密文件中也被引用了。见Военно钵讧悃洄唰猝讧椐支悃堙讧郄丕濮猝擐学荩1990，№11，с27-34。，因此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同一批人的情况下，德国人所说的被害者和苏联所说的被抓者之间，并不一定就是对立的关系。其次，还有一个很好的佐证，当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时，波方数次询问过一批波兰军官的下落，当时苏联当局——包括斯大林的回答，都是苏联已经释放了这些人，而从没有提起过他们被德国人俘虏了。人们会问，如果真是这样，苏联当局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波兰政府这一点呢?至于考古挖掘的理由就更经不起推敲，证明哪些是年代久远的遗骸，哪些是刚刚掩埋了两年的尸骨，对于法医和生物学家来说并不困难。这种漏洞当时就被戈培尔及其宣传机器抓住了。在4月17日由戈培尔主持的会议上，纳粹宣传部长说，“布尔什维克昨天犯的一个大错就是他们编造了‘考古遗物’。在那里国际委员会将进行考证并将戳穿这一无耻的谎言。第二个错误是，他们说到的那些成了德国俘虏的波兰军官，就是现在波兰人多次、甚至向斯大林本人问询过下落的那些军官。”戈培尔因此建议，“现在我们应当等待国际委员会，我们自然不应信口开河，而应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苏联在公告上出现的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漏洞，再次说明了这件事对苏联来说，的确来得突然，令它措手不及。

　　但是苏联迅速利用了自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的，并由刚刚结束不久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大大巩固的有利地位，把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与希特勒分子的恶意污蔑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污蔑发生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更显得合情合理。虽然流亡政府在最初的声明中就有意划清自己与戈培尔之流的界限，但苏联仍把它指责为与希特勒分子同流合污。

　　在一时无法确切得知问题的真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已有的和公认的事实出发进行判断，在这一点上，纳粹政权以往犯下的桩桩罪行，倒是比什么都更具说服力。另外，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在这件事情上的大做文章，也在无形之中帮了苏联的忙。还在4月6日，即德国正式公布卡廷森林发现前的一星期，戈培尔的亲信就决定要把“取证立即用于宣传目的”，并希望找来在德国控制下的波兰红十字会的人。

　　4月14日戈培尔指示：“我们宣传的中心近几天将更集中于两个题目：大西洋壁垒和布尔什维克卑鄙的屠杀。要用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向世界证明苏联的这一兽行。在评论中就像经常作的那样，应当特别指出：这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信任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改变了政治信仰。这就是已经从英国人那儿得到统治和向欧洲进行布尔什维克渗透绝对权力的布尔什维克。”

　　戈培尔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不仅要用卡廷事件攻击布尔什维克，而且还要以此“在敌人阵线里制造巨大的分裂”。

　　这就足以引起反法西斯盟国的警觉了。这种警觉是与战争的结局，换句话说，是与盟国的整体利益和当时最大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在像卡廷事件这样的具体问题上，特别是战争条件下真相一时无法弄清楚的时候，孰轻孰重是不难做出判断的。尽管这些判断现在看来并不准确，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

　　就是凭借这些因素，苏联不仅变被动为主动，而且首先反戈一击：4月25日，莫斯科照会新任波兰驻苏大使罗梅尔，宣布苏联政府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照会除了指出，波兰政府的一系列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它与德国政府之间“在进行敌视苏联的运动中有接触和勾结”，而且还把此事与苏波边界问题挂上钩，认为波兰流亡政府是要借此“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作出损害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和苏维埃立陶宛利益的领土让步。”

　　这就表明，苏联已经看到，在与流亡政府不能进行军事合作之后，也不可能跟它解决边界问题了。

　　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保持外交——其中包括军事合作关系——的33个月中，苏联曾试图解决“波兰问题”，包括确定苏波边界、解决未来波兰领土问题，以及建立苏波军事联盟对德作战等。但最终上述问题都未能彻底解决。可以说，苏联的尝试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其一，是大环境并不十分有利。这个时期正是苏联在整个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苏联当时所处的危险境地，使它不可能把战后的政治安排问题放在首位。而军事上的不利局面，也使它在谈判中至少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并不像以后那样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苏联提出的某些设想，如让战后的波兰“向西移”等，也因德国法西斯风头正劲，而在现实性上打了折扣。其二，“波兰问题”既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至关重要。苏联在战争初期非常需要英美的支援——从提供武器装备到开辟第二战场，这就增加了英美两国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分量。无论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还是在安德尔斯军队撤出问题上，英美两国都没有支持苏联的立场，相反，它们借助某些问题向苏联施加压力。英国在安德尔斯军队撤离问题的做法如前所述。而罗斯福也曾在1941年11月中旬让租借事务总统特使艾·哈里曼捎信给斯大林，表示美国对把波兰军队转向西方大国指挥感兴趣。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缺少了主要盟国的认可与合作，是难以办到的，更不用说它们的掣肘和反对了。其三，波兰流亡政府无论是在边界问题上，还是在苏联境内的军队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顽强。这固然有西方大国背后支持的因素，但也应看到，从它的立场上看，两个问题都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一则，作为一个由四党联合组成的政府，取得一致意见并不容易;二则，在这样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将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直至断送整个政府的政治前途。同时，历史上俄国对波兰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的一系列做法，也确有伤害波兰民族感情的地方，这对流亡政府的决策也会产生一定作用。

　　尽管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努力并未取得有益的结果，但这段经历对它来说也并非全无意义。它至少体会到，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对按苏联的意愿解决“波兰问题”多么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苏联领导人更加相信，波兰流亡政府虽然可以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可以缔结军事合作协定，也可以联合签署友好互助宣言，但从骨子里还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维护的仍然是战前波兰政权所维护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执行的对苏政策也自然难有根本的改变。“两个敌人”的口号虽然不再公开宣传，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放弃。那些曾经积极推行反苏政策的人仍然在流亡政府中占据高位要职，在流亡政府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这样，对苏联来说，解决“波兰问题”的几个基本要素逐渐清晰了：苏波两国的武装力量要共同对德作战，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奠定战时与战后苏波对德同盟的基石;未来波兰边界的确定首先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利益，同时波兰的领土可以考虑用从德国收归部分领土的方法向西扩展，这是解决波兰边界领土问题的最佳方案;波兰必须要有一个对苏友好的政府，这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关键，也是建立苏联概念中的民主、独立新波兰的必备条件;另外，在解决“波兰问题”过程中，争取反法西斯国家的合作也是必要的，这是由于“波兰问题”本身与这场战争、与战后的政治安排已经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它不仅仅是波兰内政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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