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被清算归结于万历?权臣张居正十分跋扈

2015-04-23 11:52:20 首页

  敢于任事、通达识变的张居正没有海瑞那样的道德洁癖,对于官场的潜规则,他从二十三岁进入官场时就明了在心,且随着阅历的增加,运用得越来越纯熟。

  凡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有些偏执,总认为自己开出的济世药方是最管用的,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和海瑞差不多。但海瑞因为清廉,专断固执的性格固然也是缺陷,但能被世人接受并显出几分可爱。而张居正柄权后,专横跋扈和贪腐互为催化剂,便成为让人诟病之处,也成为身后被万历帝清算和政敌报复的理由。

  脾气随着官爵见涨,这几乎是一种规律,五百年来如王阳明曾国藩这类大儒身居高位后,还能常存敬畏警惕之心的能有几人?隆庆帝在位时,内阁中先有徐阶,后有高拱为首辅,张居正不能不多有掩饰,等徐阶退休,高拱被逐后,小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又有大太监冯保的亲密协作以及太后的支持,张居正所掌握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那么他没办法不专横跋扈,他和他的家人也没办法不贪污腐化。不仅张居正在这种权位上很难抵抗,我估计即使换上王阳明和曾国藩也够呛,因为王、曾从来就没有掌握张居正这样大的权力。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只是一个封疆大吏,武宗及其身边的近臣高高在上,阳明先生不得不小心谨慎奉迎;而曾国藩头上一直就有着慈禧太后为首的满蒙集团给套上的紧箍咒。

  《明史。张居正传》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其性格自经历父丧后愈加恣肆专横的原因,我分析一是对包括门生、同乡在内弹劾声浪的一种反弹,越攻击他霸道,他便更加以霸道的面目出现;其二是在考成法实施、夺情等风浪中,他用霹雳手段打击惩罚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取得了全面胜利,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没人在敢给张相爷提反对意见了,满耳听到的只有赞扬、奉承之声。比如说,有一个官员送了一副黄金锻造的对联给张居正,上下联为:“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岳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居正号“太岳”。这马屁拍得太过分了,把张居正和天子并列,简直是把张居正放在火上烧烤。张居正的同年进士、大文豪王世贞对这位年兄颇有微词,说张居正“一事小不合,诘责随下,敕令其长加考察。以故御史、给事中虽畏居正,然中多不平。”内阁中如吕调阳、张四维等大学士,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只能在首辅的后面亦步亦趋,几乎成了张居正的小伙计。

  有一件事能说明张居正跋扈到何等的地步。前文已说过,张居正回家葬父,湖广巡按赵应元说自己差使已经办完,正在和新任者办接交手续,且身体有病,因而没参加,张很不高兴。出自他门下的佥都御史王篆,怂恿都御史陈(“火”+“介”)弹劾赵应元故意借病规避,赵因此被削掉官籍。有一位叫王用汲的户部员外郎(约副司长的级别)为找应元打抱不平,上疏劾陈(“火”+“介”),说生病是正常的事情,朝廷大小诸臣生病请假的多了去,为什么陈都御史不弹劾别人,只劾赵应元?你陈都御史在嘉靖朝养病十余年,现在攀附权贵骤然任重要官职,自己做过的事情,反而用来指责别人,何以服天下?

  王国汲最有杀伤力的一段话是,“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威权比皇帝还大。居正大怒,想让王国汲下狱廷杖。当时拟票的大学士张四维建议从轻发落,仅仅对王国汲削职,皇帝同意了,居正迁怒张四维,好些日子不给张四维好脸色看。张居正死后,许多人怀疑四维参与报复张家,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一个有权者是否清廉,不仅要看本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看他能否管好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张居正祖上是跟着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从凤阳起事的底层军官,定居江陵后,一直没出什么大官,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这一代,也就是个亦耕亦读的小康之家。万历四年刘台上疏说张居正,“辅政未几,而富甲全楚,何由致之?”

  那个时代,官做到这个份上,财富是挡也挡不住的。张居正的老师徐阶个人操守尚可,年少时家贫,做到首辅后,两个儿子在松江老家横行霸道,大肆敛财,致良田万顷,成为江南最大的地主,罢相后碰上海瑞这个不讲情面的硬汉巡抚应天,生生让徐家吐出一半田地。

  徐阶管不住自己的儿子,而张居正当首相后,老父尚在,那父亲就更难管了。加上湖广的地方官想方设法巴结张府,张老太爷这个窝囊了几十年的落魄秀才,这下能不飘飘然么?张居正自己也承认:“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万历元年,当地衙门就主动为张家修建宅第,让武装警察——锦衣卫上工地当工人,这在明朝是超级犯忌的事情,朱元璋时代,不管功劳多大的官员,用锦衣卫做私事,被他知道后必定严加惩处。张居正在给湖广巡抚的中为此自责一番:“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长江中间的泥沙淤积成为可耕的沙洲,当地官员慷慨地把这块国家的土地送给张居正。张居正的贴身仆人游七也掏钱买官,和士大夫称兄道弟,在重出身的明代,世人对此当然十分厌恶。不过想想《红楼梦》中走下坡路的贾府都能保举世仆赖尚荣为县令,何况权倾天下的张相爷。但满清入关后,贵族家包衣奴才保举为官是常态,而明朝士仆的阶层分野更为明显。

  官员们如果直接把贿赂送到北京张居正的官邸,张居正也许会拒绝,于是官员就直接送礼上江陵张府,家里的人更挡不住这轮番的糖衣炮弹。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提到,给张家送礼最积极的是两广的官员,大概岭南之地,自古富庶,而且也没有中原那么多礼仪廉耻之类的道德说教。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道,“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做富家翁矣。”也就是说,到了他这个位置,不用去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他给一位姓傅的御史信中讲到一位知县给他送礼,“屡却不已,愈至愈厚”,人家以为相爷嫌少,最后给他送上一条玉带。——他十三岁时湖广巡抚顾 就慧眼识才,说他日后有用玉带的命。果然,到了腰玉的级别,别人主动送玉带上门。张居正大为惊异地说,这腰间的白玉,尤为殊异珍贵,这样的宝物,从哪里得来的?恐怕不是一个县令所应有的。

  至于被后人多有提及、认为是张居正品行上污点的是他的私生活问题,而我觉得,比起亲属受贿、重用亲信等问题来说,个人生活问题是危害最小的。因为前者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内的腐败,伤害的是公共利益,后者是私德问题。王世贞说张居正因为内宠太多,而年岁渐高,于是常服春药,这种药阳而燥,则饮寒剂排泄,冰火交加,郁结于下引起痔疮,又引起脾胃不能进食,而往上走毒深入脑部,阳亢之药性引起头部发热,再冷的冬天都不用戴帽。——据说严冬时张相爷不戴帽子,官员入内阁见张居正时,一定要摘下帽子。

  朱东润以同情的笔调为居正“辩护”:“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张居正毕竟也是生活在文化和制度下的凡人,强大到无处不在的制度和文化,他哪能抵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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