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的故事:揭秘苏武被匈奴扣押19年的真实原因

2015-05-30 16:23:14 首页

  《汉书·苏武传》里“苏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国人感动,苏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着对后来很多封建王朝对待“北狄”蛮族的垂范作用——对单于和酋长们“以礼谕之”、“以节斥之”,这样的大汉使者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完成外交使命,但在“声名”上总会有加分,至少可以达到“立言”的效果。

  《苏武传》里,大汉的使节苏武、张胜、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边都是恶棍和奸贼。这是读课文《苏武传》很容易达到的感情效果。《汉书》的编纂者班固,也正是带着这个目的而对关于苏武、匈奴的史料加以处理的。

  现代人看历史,最要不得的是傲慢与偏见,因为读史的目的,即在于加深对世界与现实的认识,并增益智能。总之,我们的读史,终于可以不像古人那样“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了——请让我们翻开中国与外国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比照看看“苏武牧羊”的真实历史背景。

  苏武到匈奴出使时,正值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新即位的匈奴单于想用缓兵之计改善与汉朝的关系,争取时间巩固内部,所以,主动提出双方互相释放扣押在己处的外交使节(间谍)。当时,汉武帝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有玄机。而且,这个派苏武出使的时机,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非常险恶的,也是苏武被扣押在匈奴长达19年的最根本原因。

  因为,汉武帝当时正在策划一次对于匈奴的攻击,而且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攻击,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彻底消灭。

  而这次攻击的大的背景,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战争——汉匈百年战争。

  匈奴是漠北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战国时代,匈奴还没有成大气候,与中原国家也没有大的交手纪录。那时,北方的晋(后来是赵)、燕等国,主要对手是山戎;西方的秦国,面对的西戎也呈一盘散沙的状态。

  秦朝统一天下后,着力扩张,四面出击。其中,对北面用兵最狠,派蒙恬带精兵30万,携当时最先进的复合兵器——弩机,把匈奴的部落驱赶出了其世代栖息的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并在那里设郡筑城镇守。

  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园,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里漂泊流浪,混了些年。然而后来,匈奴出现了轻骑兵大军团战术,这种战术的精髓,就是人(智慧)、马(速度)、弓箭(远程杀伤)合一,呈现出强大的机动性和杀伤力。本来,那时候没有马镫,骑手很难长时间驾驭马匹,但匈奴乘用的战马很特别,这种马身量矮、耐力强、跑起来非常平稳。匈奴骑兵使用的战弓,大多数还是骨质箭头,对冶炼技术依赖不大。至于匈奴人的战术,更是非常狠恶:利用旗号和诱击,牵引出你的主力,等你在追击中累得差不多了,也被他们的游骑骚扰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他们利用天气、地形和箭力,突然把你挤进一个预先设置好的“窝子”(屠宰场),然后就是匈奴主力的出击和宰杀。注意,此战术的精髓,不只是骑射,而是成千上万人组成的骑射兵团的组合运用,和与地形、天候的密切配合。

  这套战术和装备,从匈奴人一直延用到蒙古人,都非常有效,常把汉军的车骑混合部队玩得找不着北,让欧洲的重甲骑士有劲使不出。汉族人索性修筑长城,步步为营蚕食土地,就是针对这一战术的。

  后来,我在一本当代人写的畅销故事集里,发现了这种战法的灵感来源:原来,北方的战士们,是从一种狡猾、强悍而且有点哲学味道的食肉动物身上得到灵感的,那本书名叫《狼图腾》。

  靠着这一当时世上最强的战术,匈奴的大英雄冒顿单于统一了北方所有的骑射民族,并组建了多达30万人骑箭的主力兵团。

  就此,匈奴迅速重新占据了河套故地,并伸出“右臂”,降服了西域各国,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赶到中亚养骆驼去了;伸出“左臂”,消灭东胡,一直打到兴安岭以南。

  然后,匈奴双臂合拢,准备拥抱中原,却发现新兴的汉朝十分难缠。

  汉初,因为打楚汉战争而民穷财尽,所以,高吕文景四朝,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用美色和奢侈品满足匈奴上层,延缓战端,同时,在国内不断积极备战。匈奴多次犯边掳掠,汉军都只是严防要塞,坚壁清野而已。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武帝时,汉朝已经可以一战了,两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本来,因为多年的和亲,匈奴已经开始逐渐习惯了和平的局面(当然,这种和平是以汉朝的憋屈为代价的)。当时很多名将,如韩安国、李广,都不主张以彻底灭掉匈奴为战略目标,而主张占据其南下中原、威胁长安的跳板——河套地区就行了。可是,汉武帝是一个性格很极端的人,力排众议,干脆任用了自己的国舅和家奴,像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人为统帅,给他们最精锐的军队和无限制补给——就像有钱人玩网络游戏,用重金买最好的装备,以“无敌模式”进入游戏界面一样——卫青、霍去病连续对匈奴发动了不计成本和伤亡的攻击。卫青夺取河套-鄂尔多斯,霍去病占据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门。而且,从霍去病开始,汉军开始对匈奴境内的人口采取了“犁庭扫穴”式的攻击,也就是开始了对非战斗人员的灭绝式杀掠。匈奴没有办法在漠南立足,于是,全部避往漠北,等待反扑时机。

  因为,匈奴已经没有实力威胁汉朝了:战斗人口锐减,河套和河西走廊丢失,西域各国纷纷倒向汉朝。匈奴在军事、经济上都已经失去了战争潜力。而汉军要与匈奴开战,必须将几十万军队和民夫开到大漠以北,靡费巨大,并且即使汉军胜了,也没法在漠北立足,还得退回来。

  汉武帝几次派兵到漠北,连匈奴的人影都没见到,于是,开始用外交手段,以派使节交涉的方式,侦察匈奴的虚实,搜集北方的气候与地理情报。

  到苏武出使前夜,武帝已经掌握了匈奴的虚实和位置,已经准备动手了。

  还有一个微观的背景,就是那时汉不光在打击匈奴,促使匈奴人大批来降,像昆邪王、休屠王,以及后来武帝的托孤重臣金日磾,其实,还有大批的汉人混杂在匈奴中间。汉初,北方几个诸侯作乱,失败后逃入匈奴。汉使到匈奴,被扣押后投降成了“汉奸”的也不少:出身胡人的大将赵,投降匈奴后非常受宠信;卫律投降后成为单于心腹,被封“丁令王”;宦官中行说被强迫做了文帝朝和亲公主的陪嫁奴仆,到了匈奴立即被“重用”,成为单于的作战高参。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武出使到了匈奴,而且,其副使张胜等还要策划绑架单于的母亲,导致两国外交形势急剧恶化。在屠刀面前,张胜投降,苏武不屈被扣。两国就此事件展开激烈交涉。

  而正在这时,不按牌理出牌的武帝,却突然发动了对匈奴的新一轮攻势。当时,霍去病已经早殇,武帝就任命了新统帅李广利。此人是武帝新宠李夫人的哥哥,新得势的国舅。卫青当时还健在,但因为卫子夫已经失宠,大将军卫青只能负责对东、西、南三面的战线,不再参与对匈奴的作战了。李广利的军事水平并不次于卫青,但为什么他的战绩不如后者呢?因为,当时汉的军事潜力和后勤供给能力,都已经远远不如卫霍的时候了。

  新的一轮攻势兵分两路:主力由李广利率领西进,出河西走廊,直扑匈奴与西域的结合地带,意图要扫清匈奴对汉朝准备占据的西域地区的威胁;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一支步兵(所有好马都已经拨李广利使用),北上进入匈奴境内牵制单于主力。

  这一战汉朝失败,李广利先告败绩,李陵也基本全军覆没。李陵本人投降后,成了匈奴的大将。

  苏武因此更不可能回到汉朝。汉朝接下来连年进攻失利,匈奴失去西域的大部分,也感觉疲惫,于是,两国较量的核心环节开始从直接军事对抗,改为主要在西域各国做外交对抗。武帝晚年,国内民穷财尽,上层祸起萧墙,内耗不断,国家陷入深重危机。主帅李广利的家眷,因为国内的“巫蛊之祸”被灭,广利本人投降匈奴,被单于当作了祭天的牺牲。而匈奴内部也同样还是天灾人祸不断,并没有因为李广利作了“牺牲”就有了改善,反而天灾更剧烈。

  古人云,大战之后,必有凶年。穷兵黩武的汉匈双方,也逃不脱这个规律。

  直到武帝驾崩,昭帝即位后,汉才改善了与匈奴的关系,两国开始外交谈判。但,匈奴一直拒绝承认苏武还活着。当时,匈奴的单于已经换了好几茬,两国和议也达成了,为什么还不愿释放苏武?

  因为,苏武在北海(贝加尔湖地区)牧羊,那里正是匈奴与丁令(即后来的铁勒)的边界。我们惯常的认识,是苏武牧羊的地方非常荒凉,没有人迹,兔子都不拉屎。其实不然。那里有包括丁令在内的很多游牧民族,水草肥美,鸟语花香,草原上歌来歌往,热闹得很。后来,蒙古的数次西征,出发点都离那里不远。

  苏武在北海生活多年,当然就非常了解匈奴的生态、气候与虚实。匈奴给苏武娶了媳妇(当然是匈奴人),苏武在那里还有了小孩,其中有个孩子名叫苏通国,后来随汉使回国,为苏武延续了香火。在匈奴看来,男丁就是战士,生育人口当然也就是国防建设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上说,也算是苏武变相给匈奴做出了“贡献”。

  这时的匈奴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掌握了匈奴虚实与规律的汉使们,回到汉朝,再带着汉军来攻打他们。尤其是苏武这样的杰出人物,回到汉朝,他就是又一个博望侯张骞了。

  但是,苏武的部下,小年轻常惠,偷偷把苏武的情况通报给了汉使(这次会面竟然能实现,说明了汉在匈奴安插了有效的“内鬼”),这样单于不得不放归了苏武。

  苏武、常惠回国以后,理所当然成为汉制定对匈战略的高参。常惠后来搞了一个“匈奴包围网”,包括匈奴西边的乌孙、东边的鲜卑、北面的丁令、南边的汉朝,都趁一次匈奴内部衰落而发起了对匈联合军事动作。其中,常惠本人作为乌孙军的参谋长,指挥乌孙军重创匈奴。这一战直接导致匈奴内乱分裂,呼韩邪单于南下投降(王昭君嫁的就是此人)。常惠因此功被升为右将军,厉害吧。

  这就是苏武一行在匈奴的后期,继续被扣的主要原因,两国的前仇倒成了其次了。

  几乎同一时代,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不择手段,终于灭了迦太基并屠城。相比之下,匈奴人的命运稍微还能好一些。

  还有一个疑问:汉匈之间真的不能和解吗?也不是。

  西汉与匈奴和议达成后,两国间实现了多年的和平。曾经的杀场变成了共同开发的乐土,直到王莽篡汉。王莽机械地依照儒家经典中的“华夷之别”,错误地在外交上打压匈奴(将人家的国名改为“降奴”),而且因为匈奴是亲汉室的,所以匈奴与莽新政权的关系也全面破裂,直到东汉中后期才开始修复。

  到东汉末期,匈奴衰败,一分为二,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投汉。霍去病曾声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按照霍生的理念,这应该算是匈奴的“灭”了。可是,结果又如何呢?内迁的匈奴等部被安置在内地与当地人混居,汉人始终将其列为“劣等人”。压迫、奴役、歧视、贩卖,这些苦难都落在了内迁胡人的头上。而霍去病这个阶层的后人们,却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当时执政的司马氏,内战不断,西晋王朝从内部崩溃。原先被压迫的各种异族纷纭起事,造成了中原“五胡乱华”、北方衣冠大部南渡的乱局。

  那么,北方呢?匈奴之后还有鲜卑,鲜卑之后还有柔然,柔然之后还有突厥,突厥之后还有回鹘,回鹘之后有契丹,有女真,有蒙古……只要中原王朝守着“华夷之别”的文化成见,不能平等对待之,不能与之同存,而始终以敌视、蔑视的套路来对立北方,那么北方的所谓“边患”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直到清朝建立,统治者使用多元共存的思路弥合“长城裂痕”,才真正构成了今天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国家巩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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