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的研究意义：中国历史纪年的重大节点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被后世儒家解释为顺天应民的中国第一场"革命"--"武王克商"究竟是怎么打的?假如纣王并非后世传说中的无道昏君，《史记》中记载的商纣王军队七十万人临阵反戈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是，这场革命究竟发生在何时?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人们总是说，中华的文明延传了五千年，从来不曾间断。中国人都相信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后裔。从最古老的传说时代开始，中国经历夏商周三朝，进入了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信史时代。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信史时代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近代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明确地证实，商代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周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商代从什么时候开始?传说中的夏代是否真实存在，这都是问题。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相关研究范围内的学者都对中国上古文明的时限做了大量努力。大家希望可以在西周信史的基础上，推出武王克商的年代(也就是确定商代的下限)，进而进一步推出商代的上限，以及夏代的大概时代。武王克商之年，是逆推中国文字信史之前朝代分期的第一个重大节点。这个节点不能确定，再往上的商代积年和夏代积年也就彻底无从说起。

　　武王克商之战的细节，从汉代起就众说纷纭。我们讲一件事情，厘清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细节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是从前代文献上来看，我们除了知道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是周武王和商纣王，战争地点是“牧野”之外，具体克商之战的时间非常不清晰，攻战细节则更是纷乱复杂，历史文献记录彼此矛盾的地方多得不得了。

　　记录武王克商之战细节的文献记录，首推《逸周书 克殷解》、司马迁的《史记》、《尚书 牧誓》、《尚书 武成》、《逸周书 世俘》，加上今本《竹书纪年》和《吕氏春秋》等书，光是文献的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就大费思量。至于克商之战的具体时间，从汉代起到今天，两千年来推论出来的克商之年数据居然有44种之多，要是把不同的研究观点算进去，克商之年研究论著已有百种以上，这实在是非常惊人的。

　　之所以武王克商之年的问题如此繁难，当然不是因为研究者低能到不能驾驭古代文献，而是因为有效的清晰的信息太少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展，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大量带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出土，可以补充史料的不足。李学勤先生就多次指出，近年新发现的史料，有的是连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见到过的。二是现代天文学可以用来筛选古代文献中的记录。利用现代天文学技术，利用大型电子计算机对于天象回推的计算，能够得到相当准确的绝对年代;三是对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反映的西周诸王积年的认识随着铜器研究而获得了很多进步。假如我们可以弄清楚西周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诸王在位的绝对年数，加总在一起也可以逆推得到武王克商之年的准确数据。

　　细数近世武王克商之战细节研究的进步，我们还得从1976年一件重要青铜器的出土说起。

　　记载武王克商的重要青铜器：“利簋”

　　1976年春天，陕西临潼零口镇南罗村的村民发现了一坑西周青铜器。在场的人哄抢了出土铜器，藏匿在家中。政府有关部门得知这个消息，下极大的力气追缴。拿走铜器的村民，有一部分人将铜器交还，还有一部分人因为惧祸，将手中铜器击碎销毁。

　　交还的铜器中，有一件通高28厘米的青铜簋。簋，按照古代礼书的记载，是装黍稷之类(也就是小米饭)的青铜礼器。这件缴回的铜簋初看上去并不起眼，但是考古学以及古文字研究学者看见它却大吃一惊。因为这件铜簋内里的铭文，劈头就讲武王克商。这也就是后来知名的国宝级青铜器“利簋”。利簋的发现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重大的价值，远远不是同等重量的黄金所能够衡量的。

　　利簋的铭文古奥异常，文字还带有典型的商代风格。对于铭文的释读，不同的意见很多。在铭文中，最难懂的是其中的“岁鼎”二字。学术界最经常采信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政烺研究员做的释文。“利”是人名，是制作这件青铜器的人的名字。铭文说，武王攻打商国，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今称木星)在适当的位置上。经过了一日一夜，战争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利”这个人在甲子大战后的第七天，铸造了这件祭祀祖先的青铜器。

　　利簋的出现，证实了古代文献中所谓“甲子日克商”的记载。在利簋铭文的基础上，武王克商之战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而利簋铭文中“岁鼎”二字，虽然张政烺解释得比较通顺，但是想要在厘定克商之战的具体时间，仍然要面对重重的谜团。这也就是有名的“岁鼎之谜”。

　　天文历法透露的费解信息：“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

　　关于武王克商这个历史事件，史料中记载的天文历法信息，除了“甲子”日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两条，这就是“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

　　“五纬聚房”是个比较费解的词。其字面意义就是“五星出东方”。提到五星出东方，就不能不讲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一件国宝级丝织品。

　　这一件汉魏时期的彩锦护膊。它是射手拉弓的时候系在小臂上的。彩锦护膊一出土，就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原因是彩锦上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在今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腾飞的时代，中国的国旗又是五星红旗，这件精美绝伦的彩锦护膊，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感情。

　　当然，如果要认真说护膊上“五星出东方”文字的本意，它其实是古代星占学上很常见的占辞。这里的“五星”，就是今天的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而所谓“中国”，是星占学分野概念里的“中国”，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中国”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国”。

　　“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在东方。这种天象非常罕见，所以也引起古人格外的好奇与重视，把这些天象附会上某种“天意”。比如《文献通考》上就说：“周将伐殷，五星聚房”，今本《竹书纪年》中则说“五纬聚房”，等等。这些古代文献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武王克商的时候，天空中能够看见“五星出东方”这种特殊的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技术，回推“五星出东方”的具体时间，就能帮助我们减小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范围。

　　武王克商之战，另外一个重要的天象记录是《国语》中的“岁在鹑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星占学概念，往简单里讲，就是说今天的木星位于南方天空中一个被标明为“鹑火”的区域内。木星作为天空中非常明亮的一颗星星，代表着作战的“神谕”。鹑火，按照星占学是周国的区域，木星在周国的区域里，当然就是神的旨意说，作战一定是周国获胜。

　　早在汉代，刘歆就以《三统历》为基础，推算武王克商之年是公元前1122年;裴骃以《古本竹书纪年》为基础，推算结果是公元前1027年。近年根据倪德卫(David Nivison)、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和班大卫(David Pankenier)的研究，论争范围被显著缩小到公元前1046至公元前1045年之间。之所以时间范围能够如此有效率的缩小，就是利用了现代天文学技术回推“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的发生时间;而武王克商之战的具体时间，就存在于这两个天象回推得到的数据的重叠部分。

　　“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在基本概念上有很多模糊性与复杂性，这种模糊复杂性使得人们对于青铜器“利簋”铭文的解读产生了新的想法。美国汉学界三位顶尖专家的工作成果是富于启发性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见得就真正解开了利簋铭文中的“岁鼎”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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