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引爆了鸦片战争 难道虎门销烟销错了？

一百多年前，我们这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古文明国度突然被枪炮声敲醒，中英两国间的鸦片战争爆发，灾难迅速降临在华夏人民的头上，世界的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论及这场战争的发生，就不能不先说说鸦片。

鸦片（英语 opium 阿拉伯语 Afyūm），又叫阿片，中国明朝时也称为“乌香”、“阿芙蓉”，在清朝俗称为大烟，是罂粟的初级产品。罂粟是一种原产于南欧及小亚细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割破由罂粟结出的未成熟蒴果果皮，里面会渗出白色乳汁，等该乳汁干燥凝固，则可以得出主要成分为吗啡的物质，这就是鸦片。因产地不同，生鸦片或呈黑色或褐色，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氨味或陈旧尿味，放进口中咀嚼，不仅该气味益加强烈难闻，而且奇苦无比，难以下咽。

气味和味道虽然不好，却可以入药。

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古希腊人就发现鸦片有安神、安眠、镇痛、止泻、止咳的功效。从公元前五世纪到此后极其漫长的时间里，鸦片也一直都是药用材料。对于鸦片的药用功效，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曾无比深情地讴歌鸦片说：“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他还说，“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所以，尽管鸦片在世界各地传播，却一直表现得波澜不惊，总是安安静静地躺在药柜上。

（吸食鸦片的清朝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到了清朝中叶，中国人发明了一种奇妙的吸食方法，使得鸦片的毒性狰狞现世，变身为荼毒生灵的大毒品。按照徐珂所著《清稗类钞》上的说法，发明这种吸食方法的过程仿佛是神差鬼使：乾隆年间，一个广州行商家里的小寡妇，由于瘫痪在床，饭后无聊，用簪子挑鸦片膏在灯上烧，未想这一烧，鸦片那臭哄哄的尿臊味竟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阵阵异香，让人眩迷沉醉、不能自拔。由此，小寡妇发明了以烟枪吸食的方法——将鸦片和烟叶相掺杂，置之于烟枪眼中点燃，以吸食其所产生的烟雾。

据说，由于多日吸食，小寡妇的瘫痪竟然不治而愈！

民间诧其事，口耳相传，吸食鸦片之法遂流传于世，并大行其是。从事海上商贸英国的立国之本，工业大革命之后，英国急切打开中国市场，给中国运来了诸如毛织品、铝，锡、铜、钟表、玻璃等等商品。

不过，封建闭塞的中国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英国人的这些东西并不敏感，导致英国人的商品只能在货舱里积压发霉……和中国人做生意，实在没“钱”途！英国人心灰意冷、沮丧无限。哪承想，随着吸食鸦片之法传开，鸦片在中国的需求量一下子猛增，英国人获利的机会来了。英国人开始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

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在印度承包了大片的鸦片种植园，奖励栽种，统制运销。中国每年的鸦片进口量激增，1795年至1797年每年平均进口1814箱，1798年至1799年增到年平均4113箱，1800年，鸦片进口达到4570箱。而且，鸦片价格也翻了二三翻，由原先的每箱200元增加到五六百元。对比一下，原先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量很少，却从中国收购了大量的茶叶、丝绸、土布、瓷器回国销售，18世纪前期，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值，常不及进口白银的十分之一。可是，因为鸦片在中国的盛行，到了19世纪，情况出现了逆转。

根据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以1818年为例，这一年的进口总额约一千八百八十万两，出口约一千四百万两，相差约四百余万两，加上三百万两的鸦片售价，合计入超已达七百余万两。

天朝外贸逆差巨大，大量白银外流，“各省市肆银价愈昂，钱价愈贱”，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东印度公司总部）

从1833起，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无须向中国输入白银，单以鸦片入口，便可以换来大量茶叶，转售国内和欧洲各国，牟得巨额暴利。《中国近代史纲》中说：“18世纪末年，纹银一两兑换制钱七八百文，19世纪初年，为一千文上下，1821至1838年，由一千二三百文，以至一千六百余文，四十年间，银价上涨一倍。田赋常不克如期缴足，财政大为支绌。”“银漏”成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

在林则徐等人的劝说下，道光皇帝同意出狠招，出台了历史上最严酷的禁烟令——以死刑论处吸食、贩卖者，以图禁绝鸦片。林则徐任钦差大使亲自到广东主持禁烟运动。林则徐认为，鸦片之所以流行猖獗，主要原因就于外国鸦片贩子“卖烟而起”。因此，他把注意力放在拔本塞源的工作上，“以断绝鸦片为首务”，立志要把包括英国、美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输运来华的鸦片全部没收，悉数销毁。

怎么才能没收到这些鸦片呢？

林则徐的方法很简单：一、封港；二、杀行商。

封港，就是关闭国门，停止和来华外商做生意。这一做法容易理解，外国商人千里迢迢运来了货物（主要是鸦片，但也有其他商品）来求财，你关闭了国门，他的货物也没处销售（鸦片在其他国家并不走俏），不好办了。

至于杀行商嘛，行商，即由中国政府官方指定专门从事外贸活动的商人，这些商人和来华外国商人打交道多年，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有交情，杀掉了他们，外国商人感情上不能接受，当然，最主要的是，杀掉了他们，外国商人以后在中国就没得玩了。

这两招够阴也够狠，来华的鸦片贩子很快就受不了了。

交不交出鸦片，还真是个问题。看这些洋人还在犹豫，林则徐又祭出绝招：派兵围困外国商馆，断其水、绝其粮。煎熬了几天，英国的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熬不下去了，他觉得，再这样下去，非闹出人命不可。于是，他撒了个弥天大谎：让各国鸦片贩子都交出鸦片给林则徐，所有损失由英国政府赔偿。这么一来，各国鸦片贩子和林则徐都皆大欢喜。

1839年从4月11日开始收缴鸦片起，到5月18曰，全部收缴完毕，林则徐一共缴纳了19187箱2119袋鸦片，价值大约1100万元。这一数量巨大的鸦片，全部林则徐倒进设置在虎门的销烟池里销掉了！

此举，大扬中国人志气。

可是，义律擅自代表英国政府所许诺下的空头支票根本不可能兑现，因为英国政府不可能认这笔账，即使愿意认这笔账，也根本通不过国会那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民主程序。于是，一场原本属于商业上的走私案上升成为了国际间的争端，最后引爆了中英两国间的战争。战争之外，再来说说林则徐这场禁烟运动的效果。

根据《澳门月报》1839年2月号报，虎门销烟后，英商刚从广州撤退，就有沿海贸易船只重新经营鸦片贩卖了。义律在写给英国国会的报告中也称大：“在福建省几个地区，林钦差大臣的措施已经造成了一个由中国人走私商组织起来的可怕的集团，政府官员竟不加以干涉……真的，当我写这篇报告的时候，鸦片交易正在广州以东约200英里的几个地方极其活跃地进行。（《中国通讯汇编》，1840年，第431页）

1840年1月号的《澳门月报》也说：“沿海一带从事于这非法交易的船只，为数之多，堪与以前任何时期相比拟，甚至还要更多些。”

参加鸦片走私的美国人亨德William C．Hunter 在其《缔约前番鬼在广州》The Fankwaeat Canton Beforc TreatY DaYs, 1825-1844书中，就其当时目击沿中国海岸走私的情况记说： “价格好象荒年的物价一样，继涨增高；据说在刚刚销烟之后，在广州城里交货的每箱价格，就从500元涨到3,000元。”

1839年10月号的《澳门月报》则记：“在10月里，沿海一带，每箱价格大约在1,000元到1,600元。”也就是说，鸦片走私量不但更大，价格也更高昂，所不同的是，交易情形和代理商家现在已经完全变更了。

（义律）

1840年1月号的《澳门月报》还说：“主要的代理商不再住在中国，他们的船只，无论大小，都带有武装人员和武器、足能向中国水师挑衅；并且有不少的中国本地走私商也武装起来，借以保卫自己反抗他们政府的官兵。”

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更是下结论说：“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计划并未成功。”（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这鸦片，为什么会越禁越猖狂呢？

其实，自嘉庆朝始，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天朝曾多次举行禁烟运动，但每次禁烟后，都会出现反弹，这一现象，应该是屡见不鲜了。也正因为这样，天朝内部在对待鸦片走私问题上，出现了两种禁运主张：即“驰禁”、“严禁”。

太常寺卿许乃济就力主“驰禁”，他在1836年6月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敝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关于解决鸦片危机问题的驰禁策。

驰禁策的主要内容的三项：第一项，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具体办法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谁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

第二项，禁官不禁民。即主张对“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治染恶习”，“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清予斥革”，“该官上司及保结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对“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第三项，准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许乃济认为，洋烟性烈，土烟平和，“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如此以土烟敌洋烟，洋烟“自不禁而绝”(《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二一六至二一八页。)

不难看出，许乃济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首先，他考虑到中英当时严重的贸易逆差，进而从当中国封闭的实际出发，遵行经济发展规律，以毒攻毒，以烟制烟。

对许乃济而言，他要打的是一场贸易战、一场商品战。

1858年，被作为社论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1858年9月20日和25日上的马克思所撰写的《鸦片贸易史》曾因此评论说：“1837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会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

（走私鸦片）

马克思对于“驰禁策”不能实施，流露出了无限的遗憾。

马克思甚至断言：“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严重的损失。”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天朝为防止白银外流，提倡弛禁鸦片种植，很多地方都将鸦片种植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某些种植区域，如云贵川等地，产量惊人，1882年，国产鸦片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开始出口创汇，而到了1917年，鸦片进口完全停止，这，充分证明了“严禁”不如“驰禁”。

这无怪乎晚年担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回答江西抚州署知府就如何防止白银外流的问题时，不得不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阿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

说实在话，虎门销烟时期，因为中国人独特的吸食方式，鸦片对人体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因此也只有中国将它当作违禁品，其他国家还看不到鸦片隐藏的巨大毒性。从现在看来，林则徐的销烟行为，要禁是必须的，但步子实在是迈得过大，动作实在是耍得过猛了。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环境和清朝从上到下各阶层封闭的思想条件下，林则徐并无太多细节上的选择，有瑕疵，远不足以抹杀其功绩，他依旧是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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