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裕仁天皇的侍从日记：裕仁后悔对华开战！

历史问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困扰过日本，日本的“历史旋涡”越转越大、越转越深。从引发国家冲突的靖国神社，到各国争相用电影和纪录片表现的南京大屠杀，再到美国议员要求日本正式道歉的慰安妇问题，日本官员不停地表态，议员忙于组建各种真相调查团和历史研讨会，媒体到处搜罗吸引眼球的历史文献，老百姓则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历史。在这样一个混乱局面中，昭和天皇侍从的一部日记再次震动了日本，因为日记显示，天皇裕仁曾经说，“我不想发动支那（中国）事变”，“支那比想象的要强大”。

日记反映了裕仁在战争中的焦虑

3月10日，日本《文艺春秋》出版了“四月特别号”，以纪念其发行85周年。整本杂志用70多页的篇幅刊登了天皇裕仁的侍从小仓库次的日记。《文艺春秋》评论说，日记中随处可见天皇在政治、军事方面的谈话。有关于对中国开战的悔恨，也有对中苏联手的担忧，同时还记录了战争时期皇室的生活状态。这部日记使用了617页当时宫内省的专用信笺，“由《文艺春秋》从相关人士处获得”，进行了独家详细报道。此前，日本NHK、TBS等各大电视台，《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各大报刊几乎同时报道了这条重大新闻，但它们透露的内容十分有限，而且都来自《文艺春秋》。

这部日记的主人小仓库次是日本二战前第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家侍从，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先后在东京都立大学和宫内省任职，从1939年到1945年一直在天皇裕仁身边担任侍从。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裕仁不为人知的谈话。如“日本小看了支那，应尽快终止战争，然后利用10年来充实国力方为上策”；“支那比想象的要强大，大家均误判了形势，尤其是作为专业部门的陆军竟也判断失误”；“（战争）一旦开始，就无法中途停止，满洲事变令我们尝到了苦涩……战争应在何时停止是很重要的”；“我不想发动支那事变。因为害怕苏联。据我得到的情报，支那并非那么容易（占领）。满洲事变时即是如此。外务省情报和海军的意见都是如此，但参谋本部和陆军大臣则认为占领支那不费吹灰之力。这是错误的看法。但因为陆军一致认同且意见强硬，我就没再说什么”。

除了对战争的担心，日记还体现了天皇裕仁的另一面。如他认为自己最辉煌的时期是到欧洲访问的时候。皇族们不负责任地乱发言让他很为难等等。

日本媒体纷纷进行解读

对于小仓日记披露的历史，研究昭和史的半藤一利说，它表现了战势进入衰退期，天皇的真实心境。也有分析称，至今关于昭和史的重要史料有《昭和天皇独白录》，从大臣角度记载的《木户幸一日记》，从侍从角度记载的《德川义宽终战日记》和《入江相政日记》。与这些史料相比，小仓库次的日记更加详尽地记载了裕仁天皇关于政治、军事的言论。且与多数侍从不同，小仓库次出身平民，受宫中规矩和传统束缚较小，可以更加客观冷静地记述事实，因而其日记对于研究昭和史及裕仁天皇本人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读卖新闻》的解读是，日记记述了天皇对陆军的不信任。而他不想与中国开战的记述更是意义深远。《产经新闻》则说日记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天皇对日中战争的看法。

其实，日本媒体对小仓日记的热衷有其历史因素，也有政治和经济因素。去年，《日本经济新闻》独家披露了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笔记，揭示裕仁天皇对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的做法强烈不满，并因此放弃了参拜。此事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改变了日本大部分民众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看法，令反对参拜的力量超过了支持力量。这一事件把日本历史文献“出土”的影响力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它们的出现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成了媒体牟利的经济问题。

日本人重视细节真实

从小仓日记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历史的认知十分重视细节真实，从小仓库次写日记用的纸到他的平民出身，学者和媒体会通过对各种迹象的分析让民众信服这部日记的真实性。这恰恰反映了日本人的一种历史观。那么，在二战历史问题上，日本是否给国民提供了足够多的“细节真实”呢？答案是否定的。3月10日，《朝日新闻》刊登了一位79岁的日本老人的来信。这位来自山梨县的老人大村袈裟说：“安倍首相关于从军慰安妇的发言在国内外引起波澜。首相强调狭义上的强征慰安妇缺乏证据，而战争结束时我曾参与过旧日本军队严格的销毁证据的工作。”大村16岁当上了海军少年兵，18岁在航空部队学习时日本战败。他回忆说：“尽管我们的学校不是实战部队，但依然被要求回收所有‘军机密’和‘军极密’文件，连秘密性不高的教科书也一律回收，然后在练兵场的一角挖个洞，整整烧了三个昼夜……旧日本军队的所有部门应该都接到了这种销毁证据的指示和封口令。慰安妇问题涉及战场上的性暴力和人权，缺乏证据或证人是自然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冯昭奎研究员每年都有很长时间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书，讲授中日关系史课程。他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的历史教育中，对近代史，特别是二战期间日本的战争史讲得很少，而且这段历史也没有纳入考试范围，因此，日本中青年人的近代史知识相当不足。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也有同感。他曾在东京的迪斯尼乐园看过一场讲述日本历史的环幕电影，影片在讲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后，一下子就跳到了战后日本的迅速发展。刘江永说，迪斯尼乐园里的电影，主要观众都是日本的少年儿童，从这个细节中不难看出，日本的历史教育，包括社会上的历史教育，都想略过和擦掉那场战争。

但毕竟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冯昭奎通过在日本讲课感觉到，日本的年轻人中，渴望了解二战历史的人很多，但他们大多只能从社会上、媒体上获得有关这场战争的片面和错误的信息。冯昭奎认识一位中国教师，有一次他在京都的一所大学里给日本学生讲南京大屠杀，结果有一个日本学生站起来大声反驳，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显然，他接受的是日本右翼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说法。中国老师没有和他争吵，而是耐心地告诉他可以去读哪些书，开列出的书都是日本威望很高的历史学家写的著作。结果，这个日本学生读完这些书后，还专门去了一趟南京，仔细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回来以后，他对中国老师和其他同学说：“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就和说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是捏造的一样。” 冯昭奎说，日本社会的绝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和那些顽固的日本右翼是不同的。那些右翼从心底里认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解放东亚的圣战，是对的，所以根本就不顾史实，还歪曲、否认、抹杀史实。对日本的年轻人来说，只要让他们看到真实的证据，他们是能够接受历史真相的。在这方面，日本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历史认知上注重实证，特别注重细节的真实。

有人总是避开结果谈细节

刘江永说，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主要来自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和强征慰安妇这样的具体战争罪行。而日本右翼在歪曲、抹杀历史的时候，也是利用日本社会的这种特点，从否定细节入手。比如像南京大屠杀，就纠缠在到底杀死了多少中国人的问题上，我们说死了30多万人，他就要你拿出具体的数字，精确到个位数，还要有名有姓。

日本的右翼学者还做研究，非说当时南京城里总共只有20万人左右，怎么会有30多万人被杀死呢？刘江永说，其实，这是在偷换概念。当时南京有个国际安全区，这个国际安全区里有20万人左右，日本的右翼学者硬是要把这个概念偷换成整个南京城的人口，而事实上，我们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指的是日军在包括南京郊区在内的一个范围里实施的暴行。

由于当时处于战乱状态，有大量难民拥入南京，很多人被日军杀死在长江中，非要一个个地找出他们的名字，完全是一种狡赖行为。再比如，对一些日本老兵的忏悔和回忆，日本也有一些人专门找这些老兵的“战友”，挑这些老兵记忆中的个别不准确的细节，以否定其对历史真相的描述。

冯昭奎说，可以看到，史实的证明已经成为历史观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无论如何，事实就是事实，日本右翼越是要抹去和美化日本的战争罪行，国际上对日本的二战历史就越关注，而争论越激烈，日本国内年轻一代所获得的历史细节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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