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武司马曜的贡献 司马曜的政治举措有哪些

2016-04-20 11:03:21 首页

  司马曜(362年—396年),字昌明,中国东晋第九任皇帝(372年—396年在位)。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第六子,母为李陵容。

  司马曜四岁时被封为会稽王,372年晋简文帝驾崩前夕被立为皇太子并继承皇位,时年十一岁。最初由大司马桓温辅政,373年桓温死,又由从嫂崇德太后褚蒜子临朝听政。376年太后归政,实权由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掌握。383年在谢安等的辅佐下,击败前秦大军,赢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保全了东晋王朝的国运。

  司马曜利用士族门阀人才断层的空档期,致力于冲破门阀政治的格局,恢复司马氏皇权,遂以其弟司马道子代替谢安执政,并成为东晋开国江左以来最有权力的君主。但他耽于享乐,沉湎酒色,又与司马道子争权,形成“主相相持”的局面,造成朝政日趋昏暗。后因司马曜与宠姬张贵人酒后戏言,导致张贵人一怒之下杀了他,享年三十五岁。死后庙号烈宗,谥号孝武皇帝,葬于隆平陵。

  司马曜擅长书法和文学,有集二卷,已亡佚;《淳化阁帖》收录其书法作品《谯王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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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曜的政治举措有哪些

  政治

  孝武帝当政的最大特点就是皇权的恢复。自司马睿开国江左、与琅琊王氏“共天下”以后,东晋皇帝“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 ,这就是所谓的门阀政治。七十年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相继粉墨登场,左右朝政,架空皇帝。孝武帝之父简文帝司马昱临终时,甚至都产生了放弃天下、让与桓温的念头,可见司马氏皇权已跌落到最低点。孝武帝即位后,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当国,孝武帝也只能“富于春秋,政不自己”。 淝水之战后,孝武帝展开了对皇权的伸张,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短短几年间排挤了陈郡谢氏,成功实现了“威权己出”。 孝武帝之所以能迅速冲破门阀政治的格局而恢复皇权,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自己的能力和才干,而是因为士族门阀日趋没落,到此时人才已凋零殆尽。正如史学家祝总斌所说:“掌握东晋政治军事大权的高级士族开始有王导、王敦,其后有庾亮、庾冰,再后有桓温,而到孝武帝时,却没有这样一些可以左右政局使君主俯首听命的人物了。”坐镇荆州的桓冲没有乃父的能力与威望,且在淝水战后不久死去;谢安虽对淝水之战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但在战后就屡遭谗毁,处于功高不赏的尴尬境地,再加上他本人仍不失名士风骨,不愿兵戎相见,遂主动交出权力。孝武帝正是抓住了士族门阀无人的机会,恢复皇权终见成效。

  孝武帝伸张皇权,主要依靠的是胞弟琅玡王司马道子,他正是用司马道子来取代谢安的地位,进而巩固了司马氏的皇权。孝武帝对于另一宗室谯王司马恬也“深杖之”。 此外,孝武帝还大力提拔儒学寒士,以排挤玄学士族,代表人物有徐邈、范宁、王雅、车胤等。孝武帝恢复皇权,为时人所瞩目,如范弘之致司马道子笺中说:“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元帝司马睿)、肃祖(明帝司马绍)敛袵于王敦,先皇(简文帝司马昱)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司马道子)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23] 刘波上孝武帝疏则言:“往者先帝以玄风御世,责成群后,坐运天纲,随化委顺,故忘日计之功,收岁成之用。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相王(司马道子)贤俊,协和百揆,六合承风,天下响振……”。 可见孝武帝确实达到了“亲览万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目标。

  但是,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并未能妥善运用权力,反而因其贪图享乐、沉溺酒色而使朝政日益昏暗。史称其时“会稽王道子倾弄朝权,其所树之党,货官私狱,烈祖(孝武帝)昏迷,不闻司败,晋之纲纪大乱焉。” 另一方面,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双方以其亲信抢夺地盘,形成“主相相持”的局面,尽管如此,正如史学家田余庆所言:“但有太后(李陵容)周旋制约,终于使孝武帝不废黜道子,道子亦不危及孝武帝。终太元之世,孝武帝与道子始终维持着虽相依维、复有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时局虽然纷坛坦迄无内战的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孝武帝突然遇弑,继位的晋安帝是智障人士,权力遂尽归道子父子,孝武帝遗留的矛盾迅速升级,加上桓玄为代表的士族门阀卷土重来、孙恩为代表的道教势力勃然兴起,很快引发了东晋末年的一连串内乱与混战,最后司马氏皇权与士族门阀在战乱中同归于尽。

  经济

  孝武帝时,在经济上实行了赋役改革。西晋时行占田课田制,无论田之有无多少,一律按一夫五十亩计税,共收田租四斛。东晋成帝年间,又改以田亩为准,丈量百姓之田,按一亩三升征税。到了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又依据形势变化,恢复了西晋以人丁为准的赋税方法,王公以下每口征税三斛,在役之人不交税。[27] 为了保证税源,太元年间还“蒐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 通过这次赋役整顿,东晋经济大有改观。史载:“至于(太元)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文化

  孝武帝与乃父简文帝提倡玄学不同,而是标榜儒学。宁康三年(377年)九月开讲《孝经》,尚书仆射谢安侍坐于旁,尚书陆纳伴讲,侍中卞耽伴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手执经书,中书侍郎车胤与丹阳尹王混选取文句,为当时的一大文化盛事。[29] 孝武帝还亲行释奠礼,后又试图恢复明堂郊祀之礼。 太元九年(384年),尚书谢石奏请恢复国学,与已有之太学并立,得到孝武帝批准 ,于太元十年(385年)二月立国学,命公卿子弟入学。 此后国学一直延续,并演变为国子监,成为历代之最高学府。孝武帝尊儒兴学的举措,也是与政治上恢复皇权相配套的,不过收效不是很好,国子祭酒殷茂上疏称:“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请求孝武帝加以整饬。孝武帝虽采纳他的意见,但未见举措。

  孝武帝还实施弘扬佛教的文化政策。司马曜是汉族王朝第一个公开信佛的皇帝,他在宁康三年(375年)遣使请高僧竺法义“出都讲说” ,太元六年(381年)正月“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在《高僧传》、《广弘明集》等文献中,保存了孝武帝所颁发的《俸给释道安诏》、《诏赙竺道潜》、《诏赙竺法汰》、《与朗法师书》等文书,反映了孝武帝与高僧大德们的密切关系。孝武帝还修建皇泰寺,捐献潜邸为本起寺。 由于孝武帝对佛教的扶持,佛教势力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一些佛教徒也得到孝武帝的宠幸,进而影响朝政,史载“姏姆尼僧,尤为亲暱,并窃弄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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