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权相严嵩之子贪赃淫奢 为何判死刑时无一提及

　　严嵩，严世蕃，是中国历史上顶尖级巨贪。

　　由于严嵩发迹太晚，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多年，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受到明世宗朱厚重用，已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老先生六十多岁，那时虽无到点退休一说，但上帝留给他贪污的年头，无论怎样抓捞，为时不是太多。于是趁早赶快，将他实在不成样子的“短项肥体，眇一目”的儿子，提拔起来，作为膀臂。这样，独眼龙得以“由父任入仕。以筑京师外城(功)劳，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宝司事。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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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贪官，皆好色之徒，算得上是一个规律。无论古今，贪必好淫，淫必生贪，这两个人，名为父子，实是贪污同道，更是纵欲淫友。清周吉士《寄园所记》引《笑史》，记录了几则淫荡的秽史。

　　一，“严分宜父子溺器，皆以金银铸妇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

　　二，“严世番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发声，婢口已巧就，谓之香唾盂。”

　　三，“严氏藉没，郡司奉台使檄往，见榻下堆弃新白绫汗巾无数，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咨众。有知者掩口曰：‘此秽巾，每与妇人合，辄弃其一，岁终数之。为淫筹焉。’”

　　因此，当代贪官的手提包里，无不装着数粒“伟哥”，以便随时应战，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明代的二严，是中国贪污史上既贪且淫的双打冠军。

　　明代的皇帝，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朱厚，成天在西苑修道炼丹，求不死之药，连朝都不上的。只信任一个严嵩，因为这个大贪官，不但字写得出色，北京酱菜店老字号“六必居”三字，就是他的“墨宝”。诗写得潇洒，文也写得漂亮，尤其他最拿手的“青词”，堪称一绝，所谓“青词”，就是写在一张青色的纸上的虚无缥渺文字，然后烧给太上老君的符之类的东西。很中世宗的意，因此受到宠幸。相比之下，如今那些附庸风雅的贪官，题词作诗，污染环境，就太狗屎了。于是，垄断朝政二十年，一手遮天。

　　在中国，反小贪容易，反大贪难，反有背景、有后台、有高层人物支撑的巨贪更难。无论古今，凡称之为巨贪者，第一，上面有强大的庇护，第二，手中有足够的权力，第三，身边有铁杆的死党。有了这三者，轻易是奈何他不得的。对严嵩而言，这三者，他不但全部具备，而且达到极致地步。第一，他有嘉靖皇帝这把大得不能再大的保护伞;第二，他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地位;第三，他有沆瀣一气，通同作恶的儿子、帮手、死党严世蕃。

　　说实在的，在中国贪污史上，像他这样实力雄厚，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放手大干的贪污集团，再也找不到第二份。清代的和珅，上有乾隆罩着，自己位极人臣，能与之相比，但他的儿子丰绅殷德，贵为驸马，不过一个纨绔子弟，比之严世蕃，其无恶不作的水平，要差得多。因此，严嵩六十多岁入阁，算是起步较晚的贪官，他大概没估计到自己那条狗命，能活到八十多岁，惟恐贪龄不足，就与他那“剽悍阴贼”的儿子一起，结成死党。二十年，卖官鬻爵，索赂求赇，聚敛无厌，苞苴盈门，搜括下天大的家私。

　　在东方专制国家里，贪污之风是难以禁绝的，但是，反贪污的正义潮流，不管哪朝哪代，从来是人心所向。尽管反也白反，可是，“过街耗子，人人喊打”，贪官逃脱不掉绑在耻辱柱上的命运。所以，这对父子，尽管保持二十年不败，然而，御史谏官们的弹劾参奏，哪怕为之终身坐牢，哪怕为之掉了脑袋，也是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同他们斗争了二十年。

　　据《明史》，“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绵、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恺、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董传策皆被谴。经、练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

　　读史至此，不禁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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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嵩和他的儿子，得以肆意妄为的大贪特贪，说了归齐，凭籍的是手中的一张门门通吃的王牌，大明天下，谁能越过嘉靖皇帝?由于“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乱，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问，以故嵩得逞志。”朱厚等于将整个国家交给了他，这块肉，他还不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更何况严世蕃那永远填不满的胃口。

　　在封建社会里，有时候，皇帝就是最大的贪污犯，或者，至少也是一个最大的包庇犯。所以说，反贪反贪，不反掉贪官头顶上那把使其得以贪的保护伞，治标而不治本，抓再多的贪污犯，也根绝不了官员的贪污现象。《明史》说这个严世蕃，简直就是京师一霸，其贪赃枉法，其荒淫无耻，其不可一世，连他既奸且滑的老头子，也不得不认可他的厉害。

　　严嵩晚年，“城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虽大僚或父执，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丧亦然。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之属，所到辄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而后已。”

　　他超常的贪污能量，连他老子也震惊不已。

　　明周元《泾林续记》载：“世蕃纳贿，嵩未详知，始置笥箧，既付库藏，委皆充。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外存者犹无算，将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贻也，亦当令一见。因遣奴邀嵩至窖边，烂然夺目。嵩见延袤颇广，已自愕然，复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对，嵩掩耳返走，口中嗫嚅言曰：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则嵩亦自知不免矣。”

　　明朝不设宰相，这是朱元璋定的，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里，另设几个文官组成的秘书班子，为其工作，其中主要负责者，即为首辅。严嵩在这个职务上待了二十年，终究因为年事已高，精力不足，日见耄昏，对答多不称旨，使得嘉靖很不耐烦。早先，他的青词写得文彩斐然，如今，文思大退，只好着人代笔，再难让嘉靖满意。

　　由于“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寝厌之”，“会万寿宫火，嵩请暂徙南城离宫，南城，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也，帝不悦。”朱厚拜神求道，是个极迷信的皇帝，才不愿意到那个失势倒霉的所在居住，严嵩此举，大有居心不良之嫌，惹得嘉靖恼火。加之“徐阶营万寿宫甚称旨，帝益亲阶，顾问多不及嵩。”于是，《明史》称“性颖敏，有权略，阴重不泄”的徐阶，接替严嵩为首辅。

　　现在，严嵩终于明白，此刻深得帝心的徐阶，已非昨天“谨事”于他，只知道唯唯诺诺的徐阶了。

　　当此大事已去，无可奈何之际，这位曾经很看不上徐阶的前首辅，也不得不“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乳之。’阶谢不敢。”所以《明史》在《邹应龙传》中说：“世番之诛，发于邹应龙，成于林润”，忽略了徐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是不符事实的。在《严嵩传》中则指出：“其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看来，执笔的史官不同，看法也有不一致之处。但是，严嵩设酒请客，他看得很清楚，尽管徐阶对老前辈必恭必敬，不动声色，要跟他算账，要拿他儿子开刀，是早早晚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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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中国，贪污，有其悠久的传统，然而，人民大众和贪污犯不共戴天的，反贪污到底的决心，也是永远坚定不移的。御史林润、法司黄光升认为，要告倒这个严世蕃，最具杀伤力的是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及设置冤狱，残害杨继盛、沈练罪，这两项，民愤极大，足以置死。

　　徐阶不以为然，民愤对皇帝来讲，算个屁?他拿着他们的谳词，也就是给嘉靖的上书，问道：“诸公欲生之乎?”

　　“必欲死之。”

　　徐阶冷冷一笑：“若是，适所以生之也。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

　　历史的经验使徐阶明白，这些年来，所有劾奏严氏父子者，无一不败的原因，就在于揭发严嵩、严世蕃的贪赃枉法、聚敛钱财、量值卖官、残害忠良的罪行时，总是不可回避的一点，这个嘉靖倘非昏庸失察，任用非人，便是包庇佑护，纵容贪臣。不过不直点他的名，话说得尽量婉转而已。朱厚是个自负自信，忭躁易怒的人，强迫他接受这份上书，等于默认自己过去错了，是绝不肯接受的。结果，碰上这样一个混账帝王，贪者无罪，反贪者倒弄得一身不是。

　　所以，徐阶不主张告严世番贪污下的金山银山，那让朱厚挂不住脸，眼皮子底下，出了巨贪，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脸上光彩的事;同样，更不主张告严嵩父子制造冤狱，滥杀无辜，无论如何，推出午朝门外斩首，总是奉旨行事，朱厚有其推卸不掉的责任。当皇帝的只有圣明，怎么能有错?哪怕99%错了，只有1%勉强说对，也要大言不惭声称英明正确的，所以，想达到告倒严世蕃的目的，一定要把嘉靖完全撇开。

　　于是，这位新首辅建议，要想割下严世蕃的脑袋，只能告他以下四条：一，严世蕃在他老家江西南昌，盖了一座“制拟王者”的府邸。二，严世蕃在京城与宗人朱某某，“阴伺非常，多聚亡命”。三，严世蕃之门下客罗龙文，组死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在进行着武装训练。四，严世蕃之部曲牛信，本在山海卫把守边关，近忽“弃伍北走”，企图“诱致外兵，共相响应”。

　　这四条罪状，每一条都是犯上作乱，跟皇上过不去的。一，盖府邸“制拟王者”，什么意思?是不是有想当皇帝的野心?二，与姓朱的宗人搞地下串连，是不是要篡权夺位?另立新主?三，倭寇为明代心腹之患，组成反革命武装，里通外国，投奔日本，是何居心?四，勾结边外觊觎我大明江山的异族，起内应外合的作用，一旦得势，哪还得了?

　　据说，严世蕃最初听林润、黄光升要上书，他拿到谳词第一稿副本，一看，哈哈大笑，“谓其党曰：‘无恐，狱且解。’”等到这纸奏书上达天听以后，“世蕃闻，诧曰：‘死矣!’”于是，朱厚一拍御案，严世蕃的末日来临，《明史》对其死，说得很简捷，只有七个字：“遂斩于市，籍其家。”

　　这虽然是明代的一场反贪斗争，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总是有其引以为鉴的地方，尤其在反腐倡廉的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当代人为之深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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