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为何要将名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崇祯三年十月，皇太极率精骑十万，避开袁祟焕把守的锦远防线，绕道察哈尔入长城，攻占遵化。袁祟焕急驰入授，并于后金之前赶到通州。后金军改道西犯京师。“崇焕惧，急引兵入护京师，营广渠门外。帝立召见，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不许。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皇太极只得退兵。本来，“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不过，京都百姓和一些无知官员不懂这些国家政治军事大事，只觉得既然是袁崇焕戍边，敌大军压境，自是袁守疆有过，“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于是怨声载道，皆指袁崇焕的不是。何况袁崇焕有与敌和议的事实，更使得“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这是祸根五。

　　《明史》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这就是说，杀袁崇焕是后金皇太极的反间计。反间或有之，但实际未必是袁崇焕的死因。袁崇焕下狱是崇祯二年十二月，处斩是三年八月，中间有近九个月的时间，如果要慎重审讯，反间不难破解。崇祯虽偏狭，但并不昏庸，对国事也不是不了解。京都危机无需仔细分析就可明白与辽东防线无关，这根本是基本事实。然而，崇祯痛恨的是袁崇焕戍边以来，未曾为他分忧，尽管辽东稳固，但清军依然可以大模大样的绕过山海关骚扰边境。五年平辽的诺言看来是不实之词。这是对大臣要求苛刻的崇祯所不能容忍的。此外，后金居然兵临京师，引发了朝野的骚动、惊恐和不安，所以这等奇耻大辱必需一个罪不可赦的替罪羊来平息，否则天朝面子何在?此事之后，袁崇焕因和议曝光而广受非议，对辽东局势，当时朝野虽有危机感，却并未真正警醒，始终停留在战事不利始于将帅无能的旧思维方式上，恰恰和议对如此的一个依旧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的王朝是最难以启齿的羞耻，这是最后一个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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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六因，袁崇焕的悲剧就在所难免的发生了。应该说，崇祯也未尝没有过思想斗争，但性格因素让他更愿意以妄想和猜疑了结。事后，崇祯为自己辩护说：““朕御极之初，摄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因协民艰，廉通者又迁疏无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

　　不过，尽管群情往往偏激一时，但事实不会因此被长久扭曲。袁崇焕死后，“天下冤之。”崇祯非昏君，也在不停地反省，只不知他对冤杀袁崇焕是否也有过一丝悔意。崇祯八年八月、十四年二月、十五年闰十一月、十七年二月，崇祯先后四次下诏罪己。后来更一度避正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如不遇典礼之事，平日着黑衣理政，与将士共甘苦，至“寇”平之日为止。可惜一来时局已不可挽回，二来个人心理偏激，既刻薄又猜疑，无法建立起同心同德的政治集团，始终觉得满朝无人，群臣负我。就这样在孤寂痛苦之中走到了277年的朱家大明王朝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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