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没有宋仁宗就没有包青天的存在

2017-04-25 15:57:08 首页

  他是民间传说中“狸猫换太子”的主角,也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只因有了他,才会出现黑脸的“包青天”,这个主角就是宋仁宗赵祯。赵祯是宋真宗的第六子,初名赵受益,养母太后刘娥,生母李宸妃。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封为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封为寿春郡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进中书令,二年(公元1018年)进封瘅王。九月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宋真宗驾崩,赵祯继承帝位,历史上称为宋仁宗,时年十三岁。次年,改元天圣。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驾崩于皇宫,享年五十四岁。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史家把宋仁宗在位治理国家的时期,称为“仁宗盛治”。

  年仅十三岁的宋仁宗即皇帝位后,遵照遗诏,尊刘娥皇后为皇太后,由其代行处理军国事务,即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宋仁宗开始亲政。他知人善用,待人宽厚,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他让百姓休养生息,从而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由此可知,正是因为有了宽厚的宋仁宗的出现,才成全了包拯成为“包青天”。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宋仁宗,就没有“包青天”。譬如: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宋仁宗的脸上。尽管如此,宋仁宗还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

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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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次,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张尧佐过于平庸。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这让仁宗有点为难,但还是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宣徽使(即节度使)。可是,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并带领七名言官与宋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七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气地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也没能当成节度使。宋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以上两个例子,表现出这位仁宗皇帝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宋仁宗为“守成贤主”。

  宋仁宗的善于纳谏,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正因为皇帝的清明,才有了产生“包青天”的政治环境。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宋仁宗都很清醒、也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凡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一个尊重大臣和百姓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臣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就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领导北宋古文运动、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的欧阳修;以及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大文豪苏东坡

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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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大词人柳三变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进士考试。但在宋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于是,就把柳永的名字给划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日后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三变,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而且填得更加放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五十四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莫不哭号。当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宋仁宗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宋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国的君主辽道宗耶律洪基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嚎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盖一都虞侯耳!’”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就连金国灭北宋后,破坏了所有宋朝皇帝陵寝,但因慑于宋仁宗的威名,唯独没有对永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

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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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容易忘记像宋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但是,想要国家长治久安,却确实需要“仁主”与“仁政”。否则,怎么会出现“包青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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