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人力、物力极度匮乏，红军损失惨重，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
毛泽东曾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
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断——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补充兵员，尔后直取永丰，攻兰田或宝庆。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返回赣南闽西。
理由很简单，湖南中部一带，敌人还没有建成堡垒封锁线，力量也比较空虚;如果红军主力打过去，威胁敌人的战略要地长沙、湘潭、株洲，“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势必回援湖南，这就有利于红军寻找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从而变被动为主动，扭转战局。
但博古、李德等人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面对敌人步步向苏区中心地域逼进，在兵日少、地日蹙的危急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机密中的机密。只有李德和政治局常委五个人知道，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朱德这些政治局委员，竟一点都不清楚。
许多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道：
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分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但是从9月初开始，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9月底10月初，最后的决定作出后，这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中层和基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事干部，直到最后还不知道上面提到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蒋介石企图大举进攻的情况说明，出发前一星期，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含义。
李德所说的不假。9月3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在打完温坊战斗后，奉命率部回瑞金待命。聂荣臻回忆说：
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
为准备这次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其中，政治决策权在博古手中，军事决策权在李德手中，周恩来的职责范围仅仅限于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实际上相当于“总参谋长”。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虽说“最高三人团”是临时性的组织，但却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重大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一切均由“最高三人团”说了算。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如此重大的问题，自然也是由“最高三人团”研究后，一锤定音的。
随着历史的延伸，博古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次重大失误。正如1943年11月13日，他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谈到的：
“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9月19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对战区、边区在“万一”失陷情况下的苏区工作作了具体的布置。
十天后，也就是9月29日，中共中央又以张闻天的名义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
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四川红四方面军就是这样取得了空前胜利。而在有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的层层封锁线，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成为当时必要的任务，如鄂豫皖苏区就是由于这种转移，保持了实力，并取得了部分的胜利。
这个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退到哪里去等问题，始终秘而不宣。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所下达的一系列命令、指示、通知，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都是极其简单和笼统的，对这次转移的目的地，更是含糊不清，并多以“绝对秘密”为由，严禁向干部和部队传达，致使广大指战员毫无思想准备。到了月底，才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中进行传达，以至许多高级干部都不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不久又改称组织部部长)的罗迈(李维汉)回忆道：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
事实上，就连这次战略转移行动的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他们自己也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都不清楚明确的目的地，当然其他的人也就不会知道了。
据说出发前，博古对这次重大的军事战略行动还是有些茫然，曾很认真地问李德：
“我们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
而李德的回答竟是：
“我们首先需要突围，至于突围后到什么地方去，说实话，我现在也不清楚，也许我们应该去找贺龙他们，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
因此有人猜测，将去湖南，或者江西的某地，或者是云南、四川、贵州，更多的人则认定是向西走。
理由很充分——就在两个多月前，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正是西征向湘鄂西地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