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电视上看过击鼓鸣冤、冒死拦御驾，其实，古代真实的举报远不止这么简单……为了征集到举报线索，统治者在公堂和民间设了各种举报工具，诽谤木、登闻鼓、铜匦……这些五花八门的举报方法你都听过吗?在唐朝，知而不报者要处以绞刑、流放两千里;在明朝，朱元璋规定民众可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各朝代的举报制度到底有着怎样的不同?而那些著名的举报案背后又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官方举报的流程：御史大夫负责“举报”官员
“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会想很多办法，来监督官员的行为，御史监察制，就是一种官方的纠举、弹劾百官的制度。”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仁善说，从秦朝起正式确立了御史制度，这成为监督官员的一个好办法。
中国古代政治上的监察，是以君主任用御史作耳目开始的。御史，最初是王室事务总管的属官，以后逐渐演变为中国专制社会监察官的一般通称。
到了秦朝，御史已经变为负责纠察弹劾官吏的御史大夫。秦朝在中央置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官署共同组成的朝廷机构。御史大夫为副丞相职，位列“三公”，地位显赫，专司“纠察百官，辨明冤枉”，兼有监察、监督的职能。
汉代将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域，每州部设刺史一人。汉朝规定，即使丞相有罪，也由御史大夫按察。西汉末年专门的监察机关御史台第一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标志着中国专制社会监察制度的基本形成。
张仁善说，唐代御史制度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在御史台下设有台院、殿院和察院，掌管中央到地方官吏的纠察，参与大理寺审判活动，审理皇帝交办的贪赃枉法等案件。
元朝御史台和中书省、枢密院鼎立，不仅设置监察官员多，而且品级也高于历朝。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享有广泛的职权，专职弹劾百官，辨明冤枉。清朝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组成“三法司”，成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总体说来，监察官上报弹劾的建议，经长官批准后，就正式提出弹劾，并公布于众，经过查证后进行惩处。这就是古代官方举报基本的流程。
御史大夫专职“举报”官员，那么，举报的信息是从何而来呢?张仁善说，除了御史主动查以外，官方也设立了很多征集渠道，当事人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来进行举报。我们来认识几种举报所用的器具。
缿筒：最早的举报箱
最早的“举报”传说中是从尧舜开始就有了雏形。
据史籍记载，远在尧舜之时，就有了让百姓议政的“进善之族、诽谤之木”，舜继位后，在朝廷前设立木牌，名“诽谤木”，让百姓把批评意见写在木牌上，也叫做“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那时候“诽谤”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诬陷，而是“责过失、论是非”。后来，汉代君主又将谤木改成了“桓木”。
“汉朝时，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举报箱。”张仁善说。
据史籍记载，这是由汉宣帝时的名臣赵广汉创立的。他到颍川任郡守时，发现颍川土豪结党营私，鱼肉百姓，而民众敢怒不敢言，不敢直接到官府进行举报，赵广汉决定彻底治理。他令人制成了一个接受信件的器具，叫做“缿筒”(缿音xing)，形状像瓶子，上面有个小孔，可入不可出，就像我们熟知的存钱罐。
举报箱设立以后，赵广汉便令部下拿到各地悬挂，并张贴告示，鼓励民众投书举报，保证为他们保密。官吏和群众纷纷写信反映土豪劣绅的不法行为，赵广汉根据举报的线索，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掌握真凭实据后进行了严厉打击，使奸党散落，稳定了社会安定，赵广汉也因此名声大振。
登闻鼓：击鼓升堂是包拯所定
我们常在影视剧中看到，冤屈的百姓在衙门口击鼓鸣冤的场面，所击的大鼓就是登闻鼓。登闻鼓也是举报的一种器具。
追溯登闻鼓的源头，有一说是西周时期的路鼓，是申诉者打击宫门外所设的鼓，由专门受理路鼓的人先倾听申诉，再告知于周王，学界一般认为，路鼓是后来“登闻鼓”制度的前身。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相传尧舜禹时代时，就已经有了“登闻鼓”的雏形，当时曾设立了给要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使用的“谏鼓”。宋人认为这是登闻鼓的始源。
登闻鼓正式出现是在晋朝。晋武帝时在朝堂之外或都城内设登闻鼓，百姓可以击鼓鸣冤，有人负责记录状子上奏，以后各朝代都有登闻鼓。像宋代不但有登闻鼓，还有管理登闻鼓的机构。
据陈建邦的《我国古代肃贪倡廉机制考》一文介绍，原来，登闻鼓还与包拯包大人有段故事：“北宋时老百姓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县。一些讼师恶棍乘机敲诈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就要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
到清朝顺治年间，“设登闻鼓于都察院门首，每日轮流由御史一员监值。”
铜匦：武则天设的“四扇门”
今天，意见箱随处可见，可在唐代时这可是个稀罕物。公元683年，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之一是由朝廷置匦(音guǐ)，接受臣民的投书。
张仁善介绍，铜匦是一个方形铜匣，与今天的意见箱相似。在东南西北各置门，可进不可出，四个门各有作用。据冯铁金《古代的举报制度》一文介绍，东面名曰延恩匦，青色，喻仁义，有赋颂及希望得到官爵的信件投此门;南面名曰招谏匦，丹色，喻忠信，有言时政得失直言谏诤的信投此门;西面曰申冤匦，白色，喻公平，鸣冤叫屈的信件投此门;北面曰通玄匦，黑色，喻聪智，有玄象灾变及军谋秘第的信件投此门。臣民有举报，都可以根据内容放入不同的匦内。为了能及时看到“举报信”，武则天还下令设置“匦使院”，隶属中央三省之一的中书省。
武则天也对举报人给予奖励和特殊保护政策——谁是举报人不得询问，对不实者不加追究，还提拔告密者做官。这就给那些善于狐假虎威、见风使舵的小奸吏提供了迫害异己的机会，这些人多无赖出身，性情残忍，善于罗织罪名，造成了新的危机。来俊臣写过一部《告密罗织经》，是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此时，举报就已经变了味。
各朝举报制度
除了各朝出现了不同的举报“工具”，各朝代举报的制度也有所不同——
唐朝：知而不报会获刑
“唐代的律法已经比较完善了，此后历代均以唐朝为楷模，律法上多为沿袭。”张仁善介绍说。唐朝的举报叫“举劾”。举劾是指唐朝监察机关、各级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的诉讼。
在唐律里，不举报是犯罪的。如果知道一个人谋反且有辱皇家威严，犯下大逆不道罪责时，却不去举报，那么不告发的人将被处以绞刑;知道一个人有谋反罪责却不举报时，将被流放两千里。此外，如果知道有人盗窃、杀人，或者知道邻居有人犯罪了，主管官知道下属犯罪了，都要去举报，否则都会处以各种刑法。
但是，也别以为在唐代，举报制度就如此严明，在唐代有些人你是不能报的，即便有理，你报了也要获刑。唐代有“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就是说亲属之间，除了谋反等严重犯罪，你是要替他隐瞒，不能举报的。唐律规定卑幼者告尊长，即便你说的都是事实，被告视同自首，而告者有罪。
至于告祖父母、父母，以及奴才告主子的都要处以绞刑。还有那些80岁以上、10岁以下的人，以及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基本也都没有举报的权利了。在押囚犯一般也不许举报别人，除了监狱官吏虐待囚徒，或者知道他人有谋反等严重犯罪。
匿名举报挨50大板
“唐朝举报一定要实事求是，否则诬告反坐，就是依照所诬他人罪的性质与轻重，反坐诬告者罪。”张仁善说道。
除了禁止诬告外，唐朝还严禁投匿名信举报，违者打50大板，或者流放两千里。替人写诉状添油加醋，与事实不符的，也要打50大板。另外，唐律还禁止越级诉讼，特殊情况下允许直诉。按照规定必须自下而上，由县到州，再到中央举报。对于越级上诉，以及官府受理者，各打40大板。但对于“谋反逆叛”等严重犯罪，不受此限。
对于案情较重，又有冤屈不能申诉者，可以不按流程，径直向中央有关部分甚至皇帝告状。因此唐律规定三种直诉的形式有：邀车架、上表陈情、击打登闻鼓。
“但是，邀车架可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因为冲突皇帝仪仗也是要治重罪的，除非那些冤屈特别重的人，已经豁出去了，一般人还是不敢通过拦皇帝的轿来告御状的。”张仁善告诉记者。
而且唐朝为了避免诬告案件的发生，还推行一种特殊的慎告制度——“三审”，即司法机关要求告发人经过三次慎重的考虑，然后才受理。司法官在接受告发之初，都向告发者交代清楚诬告反坐的责任，令其回家考虑，如此三次，如果还是坚决要告发的，这才受理。
明朝：民众可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
明朝，朱元璋认为元末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在政治上过于宽纵、姑息，造成政权衰亡、天下大乱，明朝时，朱元璋对举报十分重视，他赋予民众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权利。
据史籍记载，有常熟县陈寿六等人把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即就对他们进行了封赏，还免除了他们3年的杂泛差役，并警告当地官员，谁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一律族诛。
当然，明朝的举报制度也十分严格。明朝时，对诬告的处罚比唐宋两代还要重，不但要反坐，而且还要加等处罚。不过，明朝不提倡民间举报，采用了不少“息讼”制度，像诬告连坐还加等处罚就是其中一种手段;此外还推行半官方性质的调解制度，很多事情先请本地里甲、乡老人调节，如果调解不成，才可向官府起诉。
明朝举报要选：有3、6、9的日子
不仅如此，为了少举报，明朝还限制起诉时间。明朝中期地方官府有“放告日”制度，规定民事案件仅在特定的“放告日”才能起诉，一般为每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六、十六、二十六、初九、十九、二十九。
明朝举报还要经过严格的逐级复审。从基层开始，在搞清事实、拟定应给予的处罚后，无论当事人的意思如何，案件须一级级复审，直到有权作出终审判决的机关为止。在审理案件中，州县只能自行审结杖一百以下的案件。
明律中还进一步明确地域管辖和身份管辖。如同一案件被告在几个地方时，由其中罪名最重的被告所在地的官府管辖;同一罪名的被告分散在几处，由被告人数最多的地方的官府管辖;若罪名相同、各地被告人数相同，则应由最先受理案件的官府管辖。
清朝：一年只有几十天可以举报
清朝对举报限制更严了，不仅在时间上限制，在诉讼形式上也有许多限制。
比明朝更甚，清朝可以举报的时间更短，凡是农忙季节，一般都禁止诉讼，清朝律例规定，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为“农忙止讼”期，除谋反、大逆、盗贼、人命等重大案件外，官府一律不受理诉讼。在其余八个月中，也尽量限制起诉。清朝各地方官府一般都规定“词讼日”或“放告日”，清初多为每月的逢三、逢六、逢九日，清中后期多为每月逢三、逢八日，实际上，一年可举报的日子也不过几十天。
此外在诉讼形式上也有各种限制。起诉程序繁琐，清朝规定起诉必须是书面形式，诉状必须由官府制定的“代书”书写，并要盖上官府发给的印戳才有效。对诉状的格式、字数也有严格要求，稍有不符要求就不准状。除了妇女、老幼病残，原告必须亲自到衙门起诉。严格限制讼师参与诉讼。
举报背后
“举报既是法律赋予百姓的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但在历史上有些牵扯到名人的举报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它的背后还藏着鲜为人知的力量。”张仁善说。
经典案例之官告官 苏轼被关乌台4个月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乌台”就是御史台，所以此案叫做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
“古时皇帝为了控制官员，鼓励一种互相的告密制度，让官员之间互相牵制、监督，人人自危。苏轼的案例本来是因主张变法与守旧两派之间的政见不同，而引发的争论，结果衍化为派系倾轧，可以归入这种政敌之间的举报，未必全是官员存在不法行为，而是从政治立场出发，采用的一种排除异己的手段。苏轼的乌台诗案，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张仁善说。
经典案例之皇帝的耳目 曹寅是康熙的“密探”
曹雪芹祖上三代四人出任江宁织造，“其实，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康熙的‘密探’，他在江宁织造府为皇帝搜集各种讯息，如果别的朝臣有什么叛逆之心，他就会在奏折中举报给康熙。”张仁善指出。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就曾在专文中谈论过这个问题。康熙推出了“奏折”体制，“奏折”直呈皇帝，且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
曹寅呈递给康熙的奏折，都是由“家人”或者“家仆”递送往返的，这些家人可不是家中的普通仆人，他们每个都是官员属下的注册人员。不仅是曹寅，康熙和雍正朝的织造们很多都不依循地方省份官员上奏时的规程，直接递送信息给皇帝。他们就是皇帝的耳目，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所掌握，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举报给皇帝。
和这差不多，明朝的“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也是皇帝派往各地的耳目，东厂监视文武百官日常活动和应酬交往，刺探社会各阶层的动态，不分昼夜地将获得的情况送入宫中向皇帝汇报。
“但是，他们这种很多已经偏离了举报的范畴，更多可能是党同伐异，对于贪官污吏的监督、举报来说，没什么意义。”
经典案例之民告官：昆山三徐被康熙指责
“古时民告官的成功率很低，老百姓一般能忍则忍，不到家破人亡的时候，一般不会走告官这条路。”张仁善说。
但是清代有一个例子很特别，主角是著名的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弟兄三人，史学家顾炎武的外甥。三人因“一门三进士”红极一时。当时，朝廷接到百姓的举报，说徐家兄弟三人的家人和家人的奴仆在江南一带占田，欺行霸市，有一本档案留存了下来，记载了百姓所有的“举报信”。
面对民众的强烈举报，康熙受理了此案，将徐氏兄弟叫来训斥教训一通，责成请他们管好家人，注意社会影响。但此案最终也不了了之。这是为什么呢?“这涉及到了朝廷斗争，徐氏兄弟和朝廷上的另外一派有斗争，皇帝的态度在两派之间游移，有时护这派，有时护那派，随着朝廷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变化。”
“民告官，如果有理有据，且得到官方的及时处理，对于防治腐败，推行廉政，化解矛盾，稳定政权，会起到积极作用;如果官方视而不见，官官相护，民怨难申，就会激化矛盾，就会助长私力救济，引发群体事件。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张仁善最后提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