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0日晚，项南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强力推行包产到户，一地委书记尖锐提问：“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
他是上世纪80年代主政福建省的改革元勋，力倡“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他的从政生涯波澜起伏，他的身上集中了一个改革者的艰辛与荣耀——
2008年10月，项南的后任、曾经也在福建为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特为纪念项南诞辰90周年填词一首，词中褒扬项南“骇浪惊涛，从容渡，常存锐气”。
作为改革干将，“锐气”一词之于项南，似乎再恰当不过。就算他终因福建“晋江假药案”去职，但留给福建的背影，也并不落寞。
推行“包产到户”
1980年的福建，虽同广东一样是先行改革开放的两个省份之一，但旧观念依然顽固。安徽搞“包产到户”时，反对最坚决的几个省份中，就有福建，海外华侨亦曾多次进言想要一个福建籍官员主政福建。
1980年12月18日，时为农机部副部长的福建人项南面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受命入闽的项南被告知，到福建后，要“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此时的项南，已经62岁，虽然过早谢顶，但依然精力过人。他身材魁梧，目光温和，为人有坦荡之誉。此前曾出访欧美，改革意识亦属坚决。
初到福建的项南，在福建省党代会上作了名为《谈思想解放》的发言，声明要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主要在省、地两级党委……而关键又在省委。”这已然很直接的发言却未能让人警醒。春耕迫在眉睫，但因福建反对“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匮乏，各地竟无春耕迹象。
农时已紧。1981年2月10日晚，项南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强力推行包产到户，一地委书记尖锐提问：“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
项南从容作答：“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要听中央的。”这个充满政治智慧的回答宣示了变革的合法性。他在会上说，“不要再怀疑了，不要再动摇了，更不要站在对立面。”一个月后，全省94.5%的生产队落实了生产责任制。
1981年2月10日晚，项南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强力推行包产到户，一地委书记尖锐提问：“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
革新争“第一”
当时的政治逻辑，上任伊始，一般务求稳定低调。但对改革者项南来说，只能选择放手去做。
他初到福建便提议不再“以粮为纲”，这在当时颇有些“大逆不道”的意味。但项南态度坚决，说要因地制宜念“山海经”，农林牧副渔多业发展。
1981年4月底，项南又表态：福建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即个体经济和合资经济)同时存在，并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
想招商引资的项南接见了4批外商，听到的却是两个抱怨：交通和通讯。航空基本是零，福州机场只能停中小飞机，而厦门无民用机场。从福州到厦门，汽车甚至要走一天。通讯就更糟糕，1980年，一位法国商人从福州向巴黎挂长途电话，等了两天两夜都没接通，怒而离开。
修机场要得到军方的同意，军方说厦门离金门那么近，金门的炮把飞机打下来怎么办?项南说，金门也有民航客机起落，他们就不怕被我们击落?在军事上究竟是我们怕台湾还是台湾怕我们?军方一听，便没什么意见了。中央无法给钱，项南就从科威特的一个发展基金那里借到2200万美元修机场。为了显示经济特区的海外视野，项南给新机场取名为“厦门国际机场”。
此后，福建从美国银行借钱装备远洋船队，从约旦借钱买燃气轮机，还在日本发行了两批私募债券——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是惊世骇俗。
解决通讯问题，项南更冒了一个险：他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此时该机型还处于试用阶段，因而价格也低。事后证明项南的冒险和日本的技术一样颇为成功，福建通讯设施一时超过了香港和新加坡。
项南努力创造和维护着一个又一个“第一”：他在争议声中，坚决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建设“福日”电视机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他同样坚定地支持中国烟草业第一家合资公司——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在项南的努力下，厦门还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
因为痛感外界对福建了解太少，1981年10月，项南提议福建安排了一次“港澳记者团”访闽之行，开风气之先。所邀报纸中，左、中、右皆有，这无疑是有政治风险的。项南说，福建要吸引外资，“还需要新闻界的朋友多多帮忙”。多年之后，这句话成为中国官员的常用语。
与守旧思想交锋
主政福建的项南深知自己改革先遣队的角色。邓小平说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提供方向，至于具体水深水浅，就要看一线的“地方大员”了。项南常以年轻时候唱的《开路先锋》与同僚共勉，说自己的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1981年春夏之交，一个流言从北京传到沿海，说特区要取消。1983年，有关特区的传言再度出现，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将旧中国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好的东西也引了进来，对改革者大加伐挞，将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1981年2月10日晚，项南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强力推行包产到户，一地委书记尖锐提问：“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
环境有些惨淡，项南和任仲夷，这两位地方大员时常保持热线联系，互通观点。在指责之声甚嚣尘上之时，项南针锋相对：“旧中国的租界，是主权在他人，特区是主权在我，怎么能和旧租界相提并论?”
有关政策要“收”的说法延续到了1984年，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5个年头。刚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难点在于企业缺乏活力，毫无自主权可言。当年2月7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对项南说：“我们的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给予明确的支持。一向超前的项南建议：厦门特区可以变成“自由港”，“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换”。小平思考片刻说：“前两条还可以，后一条不容易。”
这年3月，福建的一些厂长经理们给项南写了一封信。第二天，这封项南亲自拟好标题的呼吁信发表在《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人民日报》全文予以转载，福建给企业“放权”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当年5月，项南在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说，应该让“包”字进城。
之前项南就曾公开表示，“我们从开放到现在，因为放权出了乱子的事情，在福建还找不到一个;可是由于不放权，影响改革开放进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这些话，在一些人听来，并不顺耳。
1981年，全国经济调整之际，乡镇企业因为“私生子”的地位，饱受质疑，甚至有被勒令下马之虞。在福建，项南态度坚决，说乡镇企业要“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1982年，全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打击投机倒把的“双打”斗争时，项南再次挺身而出，说福建经济犯罪要打击，乡镇企业要发展，两者并不矛盾。
6年后，在浙江，邓小平终于对乡镇企业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此时，项南已经去职。
黯然去职
1985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项南说，“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他说自己就好比是一个新疆姑娘，满头的“小辫子”让人家抓。
1985年的春天，已经有传言说，项南要下。胡耀邦曾对项南说，我听到一些对你的反映，说你“处事偏右”。项南说，省内有人对改革不满，胡耀邦说，“不必理会，太费精神。”
项南曾经因为青年是否应该跳“迪斯科舞”一事和当时的一位高官争论。这位高官认为这会激发青年人“狂热放荡”的状态。项回信说，“由我们规定青年该跳什么舞，不该跳什么舞，不甚妥当”。
当时有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困难，是因为乡镇企业跟国有企业抢资源、抢市场。项南说，一切优惠政策都倾向于国有企业，怎么就让乡镇企业争走了呢?这不很可笑吗?还不是你不行吗?
1986年，项南因为福建“晋江假药案”而受到牵连，曾经被他夸为福建“一枝花”的晋江陈埭镇出了“假药”。虽然项南严厉查处，自己5次检讨，但终被处以“党内警告”。项南依然性格不改，他离开福建时说，从此和福建“一刀两断”，别人以为他绝情，实际上他是不想因为自己影响接任者。
去职之后的项南，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扶贫活动中。他担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依旧是精力过人，四处奔波。只是很少谈及自己在福建的5年岁月，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
一直到1997年的时候，项南对秘书说自己想回到福建，“安静地呆上5年，好好整理些旧事。”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的11月10日，项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项南曾说，自己当初离开福建，应该会有人高兴，有人惋惜，“但前者会是少数人。”是非功过最终都将由时间证明，如同贾庆林的词中所说，曾经的项南，令“八闽百姓至如今，犹铭记”。
八宝山送行当日，项南哀荣备至，前来送别的有朋友，也有曾经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