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在里面挨饿。爱国者发出誓言:“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此举获得海外侨胞热烈响应,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400名华人,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燃货物。
“九·一八”之后的一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而且,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钮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钮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在华日资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最大的对华实业投资在棉纺织产业,当时有43个日本工厂,其总投资额为1.49亿美元,而重要的华资工厂有81个,总投资额为1.3亿美元,日企占纺纱生产总额的38%、占织布生产总额的56%。“九·一八”之后,这些工厂相继陷入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