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培炎同志在《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里面回忆说，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背景是二滩(编者注：即二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境内)弃水，还有就是西电东送。
2000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李长春同志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提出由于改革开放，广东的经济发展迅速，缺电问题已成为制约广东经济发展的瓶颈，要求在新的五年规划中，为广东新增1000万千瓦电力。
讨论中，到底是在广东建1000万千瓦，还是从贵州、云南向广东送1000万千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极力主张：广东不用再建这么多电厂，要搞西电东送，由贵州、云南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也是对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支持;并且说了：如果做不到我总理辞职，还对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你这个计委主任也辞职。这个意见最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包括江总书记也同意按照朱镕基同志这个意见办。
这个会我没有在现场，曾培炎同志在会场，我住在国家计委在北戴河的培训中心，曾培炎同志把会上的内容向我介绍了，说要马上做方案。按照这个意见，具体落实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方案。当天晚上我没有回北京，就和培炎同志草拟文件。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因为担心短期内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有困难，即使在贵州或云南建水电站可能也来不及，李鹏同志提出，把三峡的电一路直流送往广东。三峡的输电方向是早定的，华东和华中是三峡电力的消纳地，以前没有考虑过把电送到广东，这是这次会议上定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进行三峡输电(即“三常线”，三峡到常州)的招标。我们把三峡到广东这条“三广线”加进去，变成了两条正负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打捆拿去和ABB公司统一招标谈判。
这一意见很快被大家接受，这跟二滩水电站有一点关系。二滩水电站的建成正好是我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低谷时期，那个时候电力的需求并不是非常旺盛，二滩的电送不出去，那时每年都要开一次会，讨论怎么把二滩的电消纳掉，但是消纳不掉，没人要，到了丰水期的时候，计划外发的电一度只有2~3分钱。如何让二滩的电送出来，经研究后来修了一个“三万线”，从三峡到万县用50万伏交流联起来，让“川电出川”，想办法把四川的电送到华中、华东。
二滩这件事说明了我国电力需要在更大的范围进行配置。原来川渝和华中电网是不联的，川渝是一个网，华中是一个网，由于建了“三万线”，才把川渝电网和华中电网联成了一个同步电网。三峡的电当时同样有这个问题，不像现在，三峡电现在谁都觉得好，以前三峡电分给谁谁都不要。
我当时主持分电，具体由电力处处长王骏和郝卫平同志做方案。找重庆谈，重庆说千万不要分给我，你看我们重庆为三峡建设移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你还要给我。找湖北也是同样，我湖北水电这么丰富，我不要。当时的分配是沿江都有份，包括河南、安徽、江西都是属于分电的地区，河南说我有这么多煤，我以火电为主，三峡电就不要给我了。找江西、安徽，他们说我们是农业省，经济欠发达，也不要这么多电。只有江浙沪没有说过这些话。
因此三峡电往广东送，在当时情况下是非常正确的选择，现在倒过来看也是正确的事，使三峡的电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消纳，如果没有这个改变的话，就只能沿着长江把它消纳掉。方案还包括了离广东很近的湖南鲤鱼江电厂，上马扩建两台30万千瓦火电站，直送广东，一共凑足了1000万千瓦，满足了广东的目标，于是就弄了一个文，通过发改委的审查，报国务院批准，这就是西电东送的南线方案。
这个西电东送方案发生在电力体制改革之前，从云南、贵州向广东输电的任务肯定是落到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电网的头上。当时云南、贵州、广西电网归国家电力公司管，广东是地方电网，合起来有了南方电网这个雏形。所以议论到电力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和2000年以后决定往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有关，这是形成南方电网的基础。提出搞两个电网，也是对主张电网不拆分的意见进行吸收，既没有以前讲的“六张网”，也不是“一张网”，确实是一个折中的意见，过去争论的两种意见都吸纳了一部分。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极力主张：广东不用再建这么多电厂，要搞西电东送，由贵州、云南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也是对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支持;并且说了：如果做不到我总理辞职，还对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你这个计委主任也辞职。这个意见最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包括江总书记也同意按照朱镕基同志这个意见办。
广东、海南两省领导曾想不通
这个方案出来以后，高层基本上认可，但不是没有阻力，花絮非常多。
比如说，当时海南书记汪啸风打电话给曾培炎同志，说不同意，海南电网是独立的，南方电网没电送给海南，海南也没电送给南方电网，为什么海南要进南方电网?曾培炎同志在电话里做了很多工作，汪啸风同志最后表态说如果要联起来我就同意。当时海南进南方电网有这个条件，是答应过的，就是建海底电缆和南方电网联起来，海南才同意，这算是一个小的花絮。
还有一个小花絮，原先广东省的电网投资主体实际上是广东省，并不是中央资产，当时南方电网中作为地方电网的广东电网资产最多，大股东应是广东省，但后来把南方电网，包括人事任免收到中央管了，广东的同志私下还颇有意见。最后形成文件以后，也请中组部一起参与意见，把南方电网定位为中央53家(编者注：即中央直接管理的53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当中的一家，干部任命也要到中组部来，广东省开始的时候是有点看法的，但是在大的形势下和顾大局的考虑下也同意了。
10年过去了，基本上按照方案进行了改组、建设，实现了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最后还超了。正好结合我国拉动内需的战略，营造了西电东送的声势，在完成西电东送任务上，南方电网做得很漂亮，让大家确实感受到了南方电网的作用。现在“两张网”的架构比较稳固了，但是后遗症也有，不是完全没有。
当时往广东送电还有其它的方案，有一些电力部门的老领导提出来，不是说四川消纳不了吗，能不能把四川电网和云贵电网联起来，云贵电网又和广东联起来，后来没有采纳这个意见，采用了川渝与华中相联的方案。原因和当地的地形有关系，都是高山、峡谷。第二个意见是把福建和广东联起来。从东南沿海来说，福建和广东都是经济比较开放、发达的地方，把这两个省的网联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后来由于变成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迄今为止福建和广东还是没有联起来。在我没有退下来的时候，我极力想完成这个任务，但已经来不及了。从电网的规划来说，应该把这两个地方联起来，这也是留下的一个后遗症。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极力主张：广东不用再建这么多电厂，要搞西电东送，由贵州、云南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也是对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支持;并且说了：如果做不到我总理辞职，还对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你这个计委主任也辞职。这个意见最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包括江总书记也同意按照朱镕基同志这个意见办。
电监会借鉴了英国模式
李鹏提议电监会为正部级
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英国模式，成立电监会也是借鉴了英国做法。
电网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垄断性实际上没有改变，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你再怎么分，在一个区域内还是自然垄断。因此如何做到公平交易，加强对自然垄断的监管是必须考虑的。发电侧形成了竞争关系，多种所有制都可以办电，发电厂把电卖给电网，电网是不是可以公平对待所有发电的企业，这里面的游戏规则需要有人来监管，所以有了电监会。
当时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宋密任司长，他和王骏带队去英国调查，他们认为英国的模式挺好，而且也是厂网分开的，也是有电监会的，所以我们的电力体制改革更多地借鉴了英国的模式。
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当时没写电监会的级别。曾培炎同志跟我商量，他认为定级别不是我们这个层级来说的，如果高层在审议时有明确意见我们照办就可以了。上报政治局讨论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审议稿中没有写电监会的级别。到了政治局讨论时，李鹏同志的意见是这个机构非常重要，应该给一个比较高的级别，正部级，其他同志未表示异议。我们回来就修改了5号文件，写上了电监会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这个过程外面是不知道的。电监会，顾名思义就是要对电力行业的游戏规则进行监管。这是过去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或者是在老电力部、老电力公司的情况下所没有的新事物。
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确定后，执行时还是顺利的。一旦改革方案定了以后，氛围马上就变了，没有人再反对改革，电力公司内部变成了争资产的问题。原来的电力资产要分到五大公司去，哪个电站归你，哪个电站归我，好坏搭配等等，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放到那儿去了，而不再是放到要不要分的问题上。电站哪个归你，哪个归我，花了很大的工夫，要做到公平。当时我坚持了一条，就是水电基本上按照一个流域给一个公司，不要再拆分。比如说黄河上中游，就划给了中电投，而不是把黄河上的电站你一个我一个，刘家峡划给你，龙羊峡划给他，那就麻烦了。一个流域基本上是在一家公司，没有把流域里的电站再进行拆分，留了一些调峰水电站给电网公司，这个决定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