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及《硬骨头和软骨头》等杂文，被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上升为政治问题，随着又居心险恶地给王实味罗织捏造了“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罪名，最后又由他口头发话，于1947年1月，将王实味在山西兴县枪决。这是一起莫大的冤假错案，制造这起冤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康生。
王实味被处决后第二年，毛泽东才知道，当时发了脾气，并气愤地说：“赔我一个王实味!”1948年8月，李克农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此时康生已离任)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报告，对处决王实味的错误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李克农为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在报告中只字未涉及康生，而康生装作一无所知，没说一句担负责任的话。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4岁丧母，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中学四年制)。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薰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年轻的王实味，爱憎分明，追求真理，追求光明，钦敬和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王实味个性强，脾气拗，敢直言，常和党支部书记闹意见，敢争吵，于是被党支部书记开除了党籍。后来又经过他再三努力，于1937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给康生造下口实，说他是托派分子。
刘萤和王实味相知相识，又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她深感实味是个坚信共产主义、是非分明的好青年，他们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终于1930年1月结为夫妻。这期间，他在上海笔耕甚勤，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和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小长儿和荔枝罐头》、《杨五奶奶》和中篇小说《休息》，曾受到胡适和徐志摩的重视和赞许。当时王实味革命热情很高，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经常与杜宏远等人在一起忙于救亡工作(杜原是北大党支部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浪席卷全国，王实味和妻子刘萤一致认为应该马上到延安去，因延安是他们向往已久的地方，那是革命的摇篮，是抗战的策源地。当他们决定去延安时，妻子刘萤已是孕妇，一个孕妇再领两个孩子，当时路途险恶如何去得延安?于是刘萤决定打胎。吃了两副药都不见效，怎么办呢?经过商量，决定让王实味先去延安，刘萤暂时回长沙娘家。在长沙设法住院或手术，那里有家人照顾，可以较好地休息，等身体恢复后再去延安。于是1937年9月，王实味送妻子和孩子到郑州，之后，由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长沙，王实味于当年10月去了延安。
王实味到了延安，不断给妻子写信，一是问打胎情况，二是问何时去延安?刘萤在长沙吃了几剂药仍不见效，情况异常。幸亏嫂子张罗，安排在德国一家医院做了手术，取出死胎，总算没丢掉性命，但身体虚弱，此时，日寇已渐向武汉推进，再经铁路去陕西已不可能，只好在长沙住下。
1938年7月，日寇大举进攻武汉，长沙百姓也开始逃难，刘萤和姑母拖儿带女逃到了湖南桃园县。此时王实味的信由刘萤在省立四师教书的同学余书云转给她(省立四师也在桃园)，1938年10月，省立四师迁往辰溪，此时，刘萤想去延安，结果延安没去成，与余书云也失去联系，从此，刘萤与王实味断绝了音信。
1940年，经友人来信要她经重庆去延安，并说到了重庆孩子由她安置在保育院，并寄来130元钱给她当路费。她带着孩子经水路到了常雅，但因宜昌失守，水路不通。她们又从陆路到了沅陵，此时她手中的钱所剩无几，无奈只好由在桃园居住的一个邻居介绍，来到了沅沣县沅沣中学任教，直到1947年底才回到长沙。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及《硬骨头和软骨头》等杂文，被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上升为政治问题，随着又居心险恶地给王实味罗织捏造了“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罪名。王实味被处决后第二年，毛泽东才知道，当时发了脾气，并气愤地说：“赔我一个王实味!”
1948年开始，刘萤在长沙市郊云峰中学教书。1949年2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了联络员。1949年8月，长沙解放了，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念高中和初中，她们看到解放军入城的队伍，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解放了，刘萤和孩子们以为很快就可以看到爸爸了，特别是刘萤以为天天盼望全家团聚的日子就要到了，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全家的团聚已不可能了!
长沙解放后，刘萤一面工作一面到处打听王实味的下落，但毫无结果。这使她焦急万分，她曾写信给中组部询问王实味在哪里?得到问答是：“王实味在敌人进攻延安时，要求到敌后工作，得到组织批准，从此失去联系。”
后来，又有人说实味可能在东北，正好1950年4月，吉林省教育厅到湖南招聘教员，经十二兵团介绍，刘萤去了东北。到吉林省后分配到吉林市女中教书。1951年暑期刘萤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才得知王实味在延安整风时犯了错误，但没有人告诉她详情。1954年春，刘萤被下放到蛟河一中工作，两年后，又从蛟河一中(县城)下放到蛟河二中(新站镇)工作，刘萤尽量不去想这一再调动的原因，甚至别人调工资她反而被降一级，她也不在乎。在蛟河二中工作时，她的工作态度和成绩终于赢得当地政府、学校党支部、老师和学生们高度评价，可有时一想到实味下落不明，她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她女儿再次写信到中组部询问父亲下落。这次回答是：“王实味到台湾去了。”她们还以为是派到台湾去做地下工作了呢?她怀疑中组部所说的情况是否可靠?左思右想，最后责怪自己：“应该相信组织”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全家团聚。
1962年，她已到了退休年龄，但学校应她要求又干了三年义务工作(后来学校要给她补发工资，她说捐图书室买毛主席著作吧)，直到1965年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开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户口迁到了长春，住在女儿家里。为了照顾孙子，1970年她又将户口转到吉林伊通县儿子家，1981年，她们又来到了湖北二汽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起住在十堰。
直到1978年的一天，她和全家一起听中央电台广播，忽听到播音员说出了王实味的名字，她顿时紧张起来，屏住呼吸仔细听着：怎么说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天哪!他竟被处决了!她顿时昏倒，待她清醒过来时，孩子们都守在她身边流泪。她已经72岁了，岂能经得住如此巨大的打击，后来得知王实味的罪名：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还是反革命托派分子。她听后，万分气愤，凭着她对王实味为人极透彻的了解，她当即断然肯定这些罪名是强加在他头上的，纯属政治诬陷，这是千古奇冤，可何时能昭雪呢?
1979年冬，中央已在批两个“凡是”。她决定去北京为实味申诉，要求中央为王实味平反，于是她为王实味清白而奔走呼号!十多年来，她与女儿不断地给中央写申诉信，并多次到北京上访，她感到虽有党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然而争取为实味平反的路毕竟是漫长而艰难的。
事情终于有了进展，1982年2月，中组部否定了“反党集团”的存在，1986年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有关王实味注释改写“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公安部下达给王实味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以“同志”相称。刘萤终于得到了些许慰藉，但她的心里始终存有说不出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