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安之死:慈安太后盛年突然死亡 并非慈禧谋害？

导读：慈安太后是正宫娘娘，是后宫的一把手，位于慈禧太后之前。慈安，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生于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1837年8月12日)。慈安比慈禧小两岁。咸丰二年(1852)二月，15岁以秀女入选，封贞嫔。五月，晋封贞贵妃。六月，立为皇后。

可是，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突然死去。

慈安太后死得突兀，才45岁，正当盛年，人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此，她死的当时，就产生了很多流言。有的说是被人谋害的，有的说是吞物自杀的，也有的说是正常死亡的。在流言中，谋害慈安的凶手就是慈禧了。慈禧谋害慈安的记载，在野史、笔记中流传甚广，几成泛滥之势。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流言呢?到底是不是慈禧谋害了慈安呢?

一野史的猜测记载

关于她的死，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大体有三说：

第一种是正常死亡说，第二种是被人害死说，第三种是吞物自杀说。

第一种，正常死亡说。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当天发下上谕：

初九日，慈躬偶尔违和，当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情陡重，痰壅气塞，遂致大渐，遽于戌时仙驭升遐。呼抢哀号，曷其有极。

这是朝廷发布的正式哀告，写出了从发病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这个哀告宣布慈安是正常死亡。

第二种，被人害死说。被人害死说中的凶手，指的就是慈禧，说慈禧害死了慈安。这种说法又有两说。

其一，毒饼害死。这个说法最早来源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

十一日(笔者按：应为十日)，慈安闲立庭中，倚缸玩金鱼，西宫太监捧盒至，跪陈曰：“外舍顷进克食(满洲语，牛奶饼之类)，西佛爷(慈禧)食之甚美，不肯独用，特分呈东佛爷(慈安)。”慈安甚喜，启盒，拈一饼对使者尝之，以示感意。旋即传太医，谓东圣骤痰厥，医未入宫，而凤驭上升矣。

这个说法，《清朝野史大观》又加铺演：

二人坐谈时，慈安后觉腹中微饥，慈禧后令侍者奉饼饵一盒进。慈安后食而甘之，谓：“似非御膳房物。”慈禧后曰：“此吾弟妇所馈者，姊喜此，明日当令其再送一份来。”慈安后方以逊辞谢。慈禧后曰：“妹家即姊家，请弗以谢字言。”后一二日，果有饼饵数盒进奉，色味花式，悉如前。慈安后即取一二枚食之，顿觉不适，然亦无大苦。至戌刻，遽逝矣。年四十有五。噫，此可以想见矣。

这里有情节，有对话，比前一段记载有很大发展。

《述庵秘录》言简意赅：

孝贞故喜小食，薨日，慈禧以糕饼进御，逾数时薨。

《十叶野闻》绘声绘色：

先是慈安故喜小食，常以点心盒自随，觉饥则任意取食，其间糕饼、饽饽，寒具之属罔不备。慈禧窥之稔，乃乘间言，有膳夫能制小食，颇极精致，愿献薄物，求太后鉴赏。慈安以为爱己，喜而受之，既食，适值召见军机之期，遂出坐朝，是时辛亥(辛巳)春三月十日也。进见者为枢府王大臣恭亲王奕、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俱言确见慈安御容和怡，无婴疾色，但两颊微赤，状如半醺，亦不以为异也。已午后四钟，内廷忽传孝贞太后崩。

《坚冰志》似曾目睹：

未几，孝贞暴崩，唇黑类中毒者，外廷咸以为疑。

这些记载，是说慈禧太后阴送毒饼，害死了慈安太后。

其二，错药致死。《清朝野史大观》记道：

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

慈禧看到慈安患病，特命太医院御医故意给慈安不对症的药，因错药害死了慈安。这也是一种民间传说。

第三种，吞物自杀说。《清稗类钞》说：

或曰：孝钦(慈禧)实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孝贞(慈安)不能容，又以木讷不能与之辩。大恚，吞鼻烟壶自尽。

这是说，慈禧诬称慈安贿卖官爵，干预朝政，语言严厉刺激。慈安感到很委屈，不能容忍，但自己又言语木讷，不会申辩，十分愤怒，于是就吞咽鼻烟壶自杀了。其实，这种说法导致慈安自杀的原因，应是慈禧对慈安的诬蔑。

那么，慈禧为什么要毒死慈安呢?据野史传说，原因有四：

第一，因为咸丰密诏事。据《崇陵传信录》载：

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偶话咸丰末旧事，慈安忽语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为妹言之。今请妹观一物。”在箧中取卷纸出，乃显庙(咸丰帝)手敕也，略谓：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唯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以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处久，无间言，何必留此诏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发赤，虽申谢，意怏怏不自得，旋辞去。

“显庙手敕”即是指咸丰帝之手诏。这里把手诏的内容也写出来了。

《清朝野史大观》记：

慈安后忽慨然曰：“吾姊妹今皆老矣。旦夕当归天上，仍侍先帝。吾二人相处二十余年，幸同心，无一语勃谿。第有一物，乃畴昔受之先帝者，今无所用之矣。然恐一旦不讳，失检藏，或为他人所得，且致疑吾二人貌和而阴妒嫉者。则非特吾二人之遗憾，抑且大负先帝意矣。”语次，袖出一函，授那拉氏，使观之。那拉氏启视，色顿变，惭不可抑。函非他，即文宗所付之遗诏也。观毕，慈安后仍索还，焚于烛上，曰：“此纸已无用，焚之大佳。吾今日亦可以复命先帝矣。”

以上两则记载，虽细节略有不同，但情节大体一致。说的是咸丰帝留有密诏，命慈安在慈禧不安分守己时，用密诏处死慈禧。慈安拿出密诏给慈禧看，并亲手焚之。由于慈安没有了上方宝剑，慈禧便毒死了她。

第二，因为东陵致祭事。据说在光绪六年(1880)到东陵祭奠咸丰帝，慈安认为她是正宫皇太后，在祭奠典礼时，她的位置应排在慈禧之前。而慈禧则坚决不允。两人在陵寝之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还是照慈禧的意见办了。两人并列，不分先后。但是，慈禧认为这是慈安在有意羞辱自己，“因愈不悦东宫”，而动杀机。

第三，因为金姓伶人事。据说，有个姓金的京戏演员得到慈禧的专宠，随意出入宫禁。有一次，慈安前往慈禧住处探视病情，偶见慈禧同金某躺在床上。慈安对慈禧“痛数责之”。慈禧当时认了错，并把金伶逐出宫，且赐死，但慈禧也萌了杀死慈安的念头。

第四，因为宠李连英事。据说慈禧宠信总管太监李连英，李益发骄横，惟慈禧之言是听。一日，慈安乘辇过某殿，李连英与小太监角力，对慈安置若罔闻，慈安大怒，欲杖责之。慈安这口气难咽，立刻到慈禧住处，教训了慈禧一顿，慈禧不服，两人因此闹翻。“不数日，即有慈安暴崩之事”。

以上都是野史传闻，正史无记载。平心而论，这些记载都是经不住推敲的。即使如光绪帝的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的记载，也是不可靠的。著名学者金梁即对此提出质疑：“近人依托宫闱，流言无实，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恽氏曾事东朝，横造影响无稽之言，后之览者，宜深辟之。”

金梁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请问，手诏既然已经焚毁，怎么能知道手诏的内容呢?送有毒的点心，谁曾亲见呢?金梁告诫我们，应该坚决摈弃这个谬说。

学者张孟劬也认为：“近代无实文人最喜依托宫闱，增成其说，凡笔之书者，大都流言委琐，羌无故实，而尤莫甚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夫既云显庙手敕焚毁，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经见?”

金梁和张孟劬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因为慈安死得太突然，对于她的死，当时人也是有怀疑的。

据说御医薛福辰即持怀疑态度。《清稗类钞》记道：

孝贞后崩之前一夕，已稍感风寒，微不适。翌晨召薛福辰请脉(医士为帝后诊脉称请脉)。福辰奏微疾不须服药，侍者强之，不得已为疏一方，略用清热发表之品而出。是日午后，福辰往谒阎敬铭，阎留与谈。日向夕，一户部司员满人某，持稿诣请画诺。阎召之入，画稿毕，某司员乃言：“出城时，城中宣传东后上宾，已传吉祥板(禁中谓棺曰吉祥板)矣。”福辰大惊曰：“今晨尚请脉，不过小感风寒，肺气略不舒畅耳，何至是?或西边(西太后)病有反复，外间讹传，以东西互易耶?”有顷，内府中人至，则噩耗果确矣。福辰乃大戚，曰：“天地间乃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乎?”

这是当时人记载的薛福辰的反映。不过，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御医薛福辰并没有为慈安诊脉，所以，有关薛的记载是不足为凭的。

据说军机大臣左宗棠也持怀疑态度。《清稗类钞》记道：

于时左宗棠方长军机，次晨又入，与本列语孝贞病状，左顿足大声曰：“吾昨早对时，上边语言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如此之速耶?”恭王在庭，亟以他语乱之。

左宗棠于光绪七年(1881)正月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九月授两江总督离开军机处，此时正在军机处。左宗棠的怀疑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个记载不是出自左宗棠本人。我们无法证实左宗棠是否说了这样的话。即使左宗棠说了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慈安患的是心脑血管疾病，突然死亡就不足为奇了。

二日记的权威记录

其实，记载慈安死亡前后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当时任毓庆宫行走，是光绪帝的师傅，参光绪帝的师傅翁同。与国家机要大事。而且，亲自参与了慈安的葬仪。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是权威记录。

初十日记道：

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戈什爱班等皆请安，余等稍迟入未及也……夜眠不安，子初(23时许)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慈安)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猝中悲与惊并。

十一日记道：

子正(24时)驰入，东华门不拦，月明凄然。入景运门，门者亦无言，徘徊乾清门下，遇一老公、一侍卫，皆言微有所闻而不的。诸门下锁，寂无人声。出坐朝户，燮臣来，景秋翁来，云知会但云病势甚危。须臾诸公陆续来，入坐内务府板房，枢廷在彼，伯寅、绍彭皆来，犹冀门不开或无事也。待至丑正三刻(2时45分)开乾清门，急入，到奏事处，则昨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11—13时)一方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13—15时)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17—19时)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19—21时)仙逝云云。始则庄守和一人，继有周之桢，又某共三人也，呜呼奇哉(初九日方未发)。诸臣集南书房(即摘缨)，余出告同仁并谕诸司速备一切，诸司亦稍稍来，余出入景运门凡二次。日出起下，军机一起，已而传旨，惇(惇亲王奕)、醇(醇亲王奕)、惠(惠亲王绵愉)三王、谟公(伯彦纳谟祜)、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毓庆宫、南书房、内务府大臣同至鈡粹宫哭临。请旨入殿否，曰入。偕诸公历东廊而东，至宫门长号，升阶除冠碰头，伏哭尽哀。灵驭西首，内臣去面幂令瞻仰，痛哉痛哉。即出，已辰末(9时)矣。归家小憩，而司官来回事不断。做白袍带，以青袖蒙袍，派定夹杠人数(总办八人，帮办二人，于五更时议定，令司官特回，全师照发)。午正(12时)复入，青长袍褂，由牌楼门穿而西，先看幡竿等，到朝房小坐。始见谕旨，派惇亲王、恭亲王、贝勒奕劻、额驸景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灵桂、尚书恩承、翁同龢，恭理丧仪。遂入慈宁宫与内府诸公坐上殿，看金匮安奉正中(甚大，时灵驭已移至宫，安奉于金匮之西)，看朝帘，殊合式。出再至朝房，良久复入，至门外，宝相于典礼旧事皆茫然，问礼王亦云不记。归时惇邸并立，乃与议定带桌子，带喇嘛。未正二刻(14时45分)，大敛毕，开门。余随诸公带饽饽桌子入，至檐下，宫人及内府妇人陈设毕，上由东箱来奠，余等随跪(一叩三叩)，哭不停声，上起还宫。撤桌出至门外，喇嘛入啭咒，余等复入，咒毕出。无事矣，遂归。

最重要的是，翁同龢亲自参与了慈安的葬仪，并且写了日记。翁同龢的记载可以澄清如下疑点：

第一，发病是否突然。从记载看，慈安发病是很突然的。初十日，她没有召见军机大臣，原因只是听说“偶尔违和”。但是，半夜叫门，苏拉传信听说“东圣上宾”，慈安已经死了。

第二，治病是否及时。翁同龢半夜12时急忙入宫，同诸王大臣一直等到午夜2时45分，始入宫内，这时见到了初十日御医为慈安开的5个药方。早晨药方已明白写出病情“类风痫甚重”。午间药方说“神识不清牙紧”，病势转危，险情已现。午后二方说，想尽方法灌药，但“究不妥”，即束手无策，“痰壅气闭如旧”，没有任何好转，且“有遗尿情形”，神志不清，濒临死亡了。午后6时左右“六脉将脱”，8时左右就“仙逝”了。从这5个药方看，治病是及时的。先是御医庄守和，后又是御医周之桢和某，三位在侧。但是，他们三人都没有能使慈安活过来。

神秘的钟粹宫。慈安太后居住于此，并在此病逝。

第三，遗容是否瞻仰。王大臣到了慈安寝殿钟粹宫，慈禧命太监揭去了“面幂”，“令瞻仰”。瞻仰遗容的有惇亲王奕、醇亲王奕、惠亲王绵愉三王，还有公伯彦纳谟祜、御前大臣、毓庆宫行走、南书房行走、内务府大臣等。慈禧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地命所有在京的王公大臣都来瞻仰遗容，这既看出了慈禧的远见卓识，也说明了慈禧心中无鬼。

如果慈安是中毒身亡，其症状应该似武大郎一样。《水浒全传》第二十六回记道：“何九叔说：‘到那里揭开千秋幡看时，见武大面皮紫黑，七窍内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齿痕，定是中毒身死。’”中毒身亡的外表症状是，面皮紫黑，七窍流血，唇留齿痕。这些外在的症状是遮掩不住的。西门庆和潘金莲合谋毒死武大郎，在武大郎的身上留下了不能抹掉的证据。但是，慈安的遗体上没有任何中毒的痕迹。

第四，大殓是否过早。有的野史说，慈安的棺材很小，事实是金匮“甚大”，说明慈禧没有慢待慈安。未正二刻(14时45分)大殓。皇太后死，第二天装入棺材，是完全合乎清代礼制的。据清史记载，皇太后死后一般也是第二天入殓的。有的野史说，似乎慈禧怕别人看到慈安的遗体，所以提早入殓，这是无稽之谈。

以上不难看出，慈安突然发病，很快死去。治疗是及时的，但因病情甚重，御医虽全力抢救，亦回天无术了。

那么，如何理解翁同龢的那个“呜呼奇哉”呢?其实，可以理解为死得太快，出乎意料，因此，翁同龢十分惊讶。

《翁同龢日记》的其他记载，也完全说明了慈禧对慈安的丧礼是极为重视的。并不像野史所说的“减杀丧仪”等。甚至连谥号，慈禧也是完全尊重王大臣所拟的“孝贞慈安裕庆和教仪天佑圣显皇后”，承认了“贞字正也”的事实。因为这是咸丰帝所命，“当时即寓正位之意”。而且翁同龢亲见慈禧亦戴孝：“恭闻慈禧以白绢蒙首，簪以白金，《周礼》所谓首缍者也，缘情制礼，不胜钦服。”此情此景，翁同龢也是佩服的。

其实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因为慈安基本上不过问政事，一味退让，对政事既不太懂，又不感兴趣。从她接见鲍超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她的政治水平了。慈安接见臣工的记载十分罕见，据说只有陈昌的《霆军纪略》中记录了光绪六年(1880)五月二十七日鲍超觐见请训情形：

孝贞显皇后问：你这到湖南好多路?奏：轮船不过十余日至湖北，由湖北不过十余日即到任所。问：你咳嗽好了么有?奏：咳嗽已好。谕：我靠你们在外头，你须任劳任怨，真除情面，认真公事!奏：仰体天恩，真除情面，认真公事，不敢有负委任。问：湖南有洋人否?奏：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众一赶，后遂未到湖南。(下略)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慈安的召见只是礼仪性的，问问身体如何，没有任何指示性意见和指导性见解，说明慈安不太懂政治。此次召见也是因为慈禧患病，慈安不得已而为之。薛福成说：“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这应该是实际情况。

慈安对慈禧构不成威胁，同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她们俩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

三慈安的死因分析

慈安其实是死于突发的疾病。那么，慈安到底死于何种突发的疾病呢?细查《翁同龢日记》，可知慈安早就患有严重的隐疾。《翁同龢日记》中有两则关于慈安发病的记载十分重要，但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忽略了。

这两则日记是：

第一则日记。同治二年二月初九日(1863年4月6日)：

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躬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

这时慈安才28岁。从正月十五日到二月初九日，共病了24天，病势沉重。

第二则日记。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四日(1870年1月5日)：

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

6年后，即她34岁时，病情又一次发作。

从这两次发病的情形看，慈安肯定患有严重的疾病。发病的特点是“不能言语”，“厥逆半时许”。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半个时辰是一个小时。即突然晕倒，不省人事达1个多小时。从用药看，枳实、莱服子是起降气调肝、安神宁志作用的。懂些医道的翁同龢怀疑是“肝厥”。笔者请教了著名的中医专家，专家认为慈安患的确是厥症。厥症是以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四肢厥冷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症。轻者昏厥时间较短，自会逐渐苏醒。重者则会一厥不醒而导致死亡。《类经·厥逆》指出：“厥者，逆也，气逆则乱，故忽为眩什脱绝，是名为厥……轻则渐苏，重则即死，最为急候。”《素问》认为：“暴厥者，不知与人言。”《石室秘录》记道：“人有忽然厥，口不能言，眼闭手撒，喉中作酣声，痰气甚盛，有一日即死者，有二三日而死者。”

慈安这两次发病类似厥症。

但这次发作来得突兀。刚开始没引起足够重视，以为只是“偶尔违和”。实则是危症的前兆。从五个药方看，慈安的病十分严重，“风痫甚重”、“神识不清”、“遗尿情形”、“痰壅气闭”，等等。这些症状说明是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噤拳握、呼吸气粗的典型的气厥症。据专家对这三次发病的综合分析，他们认为，慈安患的是脑血管疾病，很可能是脑出血。脑出血即使现在，也是不治之症，何况100年前呢!

慈安为什么得此重病?一般诱因有两种：一种是恼怒惊骇，一种是疲劳过度。慈安是一位性情温和的人，此时也没有什么引起她烦恼的事。她的发病是因为疲劳过度。其实，光绪六年(1880)慈禧大病一场，光绪七年(1881)一月又病了一场。

《翁同龢日记》光绪七年一月记道：“云慈禧圣体渐起，十日如此，可保无事。”慈禧患病期间慈安不得不出来处理政事。慈安的知识容量、决策水平和应对能力都远远不如慈禧，她感到十分吃力。因疲劳过度引发脑出血，是极有可能的。

她的病至少发作过三次，一次是28岁，一次是34岁，一次是45岁。最后这次没有醒转过来。慈安应是正常死亡。

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后果来看，两宫垂帘变成了一宫垂帘。慈禧大权独揽，了无顾忌，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成了名至实归的太上皇后。